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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虐伞�
《谁红跟谁急》 第二部分重审杨联陞赵俪生电话冲突案（1）
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在美国，抵达剑桥镇的大陆学者赵俪生与美籍中国学者杨联陞之间，在电话上有一场冲突。这是一场上辈学人之间的冲突，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初期，大陆学者与海外中国学者之间的一场冲突。是谢泳先生把它发掘出来并赋与一种思想史上的意义。
谢泳是个很注重历史细节的学者，有很好的直觉力。他的文章叫《杨联陞为什么生气》，发表后又收入他的单本书中，周一良先生看过之后，写了篇为杨联陞辩护的文章，叫《一文质疑》。在蒋力先生编的《哈佛遗墨——联陞诗文简》中，两文都作为附录收入了；该书二○○四年十二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认为这场电话冲突案，有重审的必要。
先看是怎么回事。赵俪生是兰州大学的教授，一九一七年出生，当时七十岁，依照一九八七年中美学术交流计划的安排，四五两个月去美国访学。四月八日到剑桥镇住下，生活不方便，又见不上与他作学术交流的哈佛教授Kuhn先生，很是烦恼。四月九日哈佛接待人员Frye先生来了，赵说明情况，Frye表示不愿与Kuhn打交道，问他可认识杨联陞，他说认识，是清华大学前后级的同学，杨九级（一九三三年入学），他十级（一九三四年入学），不同系（杨经济系，他外文系），在校时就相识。Frye说，杨在哈佛的学术地位非常高，是哈佛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当即接通了杨的电话，让赵直接与杨通话。
冲突由此而起。赵的《篱槿堂自叙》中有篇《游美日记》，是这样说的：
杨用中国话说：“我听说你来了，但是我只能告诉你，第一我不能到旅馆看望你，第二我不能请你到家里或馆子里吃饭，因为美国史学年会就要开了，我的若干弟子要到波士顿来，都要来看我，我老了，接待不动，所以一律挡驾。我挡了他们的驾，怎么好单独接待你呢？”
我告诉他，我并不要他到旅馆看望，也不要他请我吃饭，只是希望在Kuhn先生这里打开僵局。中美交流协会指定的是Kuhn，可Kuhn躲着两三天不见踪影。我困居旅馆，又不习惯吃西餐，又不习惯打美国电话，情况困难，希望有所解救。
杨发话了：“Kuhn那里，我不能打任何交道。至于你，又不能吃西餐，又不会打电话，我要问：你到我们美国来干什么？像你这样到美国来，只能给中国人丢人！”他在电话里，声色俱厉了。
简直是五雷轰顶！Frye在电话机旁也惊呆了。我冷静了一会儿，开始给杨回话。
“杨联陞同学，‘丢人’二字，是你先出了口的，那么，下边就得容我来说了。记得芦沟桥炮响的第二天早晨，我二人在清华六院（新斋）门口碰见，还说过几句话，你说，这一来就要各分东西了。不久，我就到了太原，在山西新军打了两年日本鬼子，弹片至今还留在腿里。可是你呐，却在中美处在极不友好的情形下，跑到美国来，替侵华军师当了军师。试问，咱们二人谁丢人？！”我也在电话里声色俱厉了。
电话那边没有回响，但明显也没有挂上。可能对方也受到震动吧。（《篱槿堂自叙》第203—2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月出版）
谢泳在《杨联陞为什么生气》一文中的看法是，老同学在国外遇到困难求助，杨联陞这样对待确实不对，但这场冲突却不是没来由的，“看似有一定的偶然性，在这偶然中，实际隐含着他们早年在清华时就埋下的思想冲突”。赵是偏左的学生，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杨是胡适这一条路上的人，沉潜学术，不问政治。并举证说，一九四七年杨为胡适写的祝寿对联传出后，曾有人在左派报纸撰文攻击，“这些不可能不在杨联陞心里留下阴影，所以他对赵俪生发火，也不是没有根由的”。谢泳也批评了赵说他抗日而杨替侵华军师当军师等过头话。
周一良的《一文质疑》，说是质疑，实则是反驳。他说杨自一九八五年起，就患上精神病——抑郁症，此后几乎每一两年都要病一次，少则三五个月，长则经年。据杨的儿子所抄的留言簿看，一九八七年一至四月全是空的，可见是在病中，不能待客。二○○四年四月，杨的孙子杨华岳赴美探亲，周一良让他到祖母那儿抄下杨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的日记。日记是这样记的：
不知所云的某君由旅馆来电（七十一岁，可能认识蒋浮萃），不能吃外国饭，旅馆七十五元一天太贵，应来三个月，已去（华岳注：英文，猜可能是地名），想退款回去，想去（华岳注：英文，可能也是地名）。认识山东大学某公（华岳注：有半句看不清），乞一女士照应不力。
日记一侧有“爱莫能助”四字，字体、墨迹与当日所记不同，显然是过后加上去的。
周一良说，杨联陞的日记，不像李慈铭的日记那样，是预备给后人看的，可信程度应该较高。于是他提出如下几种可能：首先杨似乎不知道来者就是山东大学的赵俪生（韩注：赵以前在山东大学），其次，两人那段极不愉快的对话不见于杨的日记中，这有几种可能：或者杨故意不记，或者杨因在病中，神经不健全，因而没有记，而事后追记的“爱莫能助”四字和赵俪生书所说似乎矛盾。总而言之，杨联陞当时是不是这样生气恐怕还是个问题吧？
《谁红跟谁急》 第二部分重审杨联陞赵俪生电话冲突案（2）
下面谈谈我的看法。
我认为，先要看赵俪生《游美日记》的真实程度。
谢泳认为，赵俪生说的这件事，“是记在他当天的日记中的，我们虽不能说绝对可靠，但大体上还是可信的。”谢泳这样说，是他一贯的主张，就是回忆录不一定靠得住，而日记是可信的。
谢先生还是武断了点。回忆录可能细处不准，而日记却可能全都失真，比如重新写过。公允的看法应当是，不管是回忆录还是日记，都要看是谁写的，怎么写的。证明可信的才可信，证明不可信的就不可信。赵俪生的《游美日记》就不怎么可信。
《篱槿堂自叙》书中，《游美日记》落款是“一九九八年五月十八日重写完毕于兰州大学，时虚龄八十二岁”。也就是说，这个日记，是在事情过后十一年“重写”的，可说是“充实”的，也可说是“改写”的。《篱槿堂自叙》一九九九年十月出版，属白屋丛书之一种。该丛书共有几种，不得而知，我是一次在书店买到五种。丛书的集稿，一般都有个不短的过程。每册前都有《编者的话》，写于一九九九年九月，这该是丛书编起的时间。丛书中有一种，是赵景深的《我与文坛》，书末有倪凡的《编后记》，写于一九九八年六月。另有一种是朱雯、罗洪的合集《往事如烟》，书前有罗洪的《我与朱雯》，相当于序言，也写于一九九八年六月。还有一种是罗继祖的《蜉寄留痕》，文末有作者的《自拟小传》，落款是一九九八年一月。据此可知，这套丛书是一九九八年年初策划，截稿日期在同年五六月间。据此可知，赵俪生所以重写《游美日记》，是为了收入《篱槿堂自叙》。
既是为了收入该书而重写，那么就有了两种可能，一是仅仅充实了篇幅，写得详细了，内容没变，一是为了某种考虑（比如体面）而改写了内容。
现在杨联陞的日记出来了，可以肯定地说，赵俪生是改写了内容的。上面抄录的杨联陞四月九日日记中的那些话，比如“旅馆七十五元一天太贵”，“想退款回去”，“认识山东大学某公，乞一女士照应不力”等语，绝非杨所能杜撰。只有赵说了，杨才能记下来。而杨补记的“爱莫能助”四字，或许是事后的反省，却最能说明杨当时的处境与心境。
且一一寻按。
从赵俪生《游美日记》看，赵到美国后的情形确实是很狼狈的，这有两个原因，一是自尊过甚，老认为美国学者对他抱有敌意（不排除有人确有敌意），再是他自己的英语不行（请注意，他是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的），自理能力太差，处处不方便。有钱不会花，花了又老认为人家是宰他。
四月二日前住在领事馆，当然没这些事。三日开始访学，麻烦就来了。下面是他“重写”了的往后几天的日记摘录。
四月三日下午：按照program（节目单），与纽约州立大学亨特学院历史系主任杰姆斯·哈利逊交谈，杰送他一本自己的著作，两点到三点请他下楼吃了“午点”，并请来一位中文名叫张格物的副教授作陪，张送他一份论文的抽印本，研究主题是光绪年间在南京及江南各地兴起的反洋人、反洋教的运动。他认为“这个选题本身就带有一股寻衅和反华的气味”。进餐的过程中，张突然问：IheardyouhadbeenCommunistAgents；isit？（我听说你曾经是共产党的特务，是吗？）“这一下，我感到是蒙受了极大的侮辱，几乎要拂袖而去了。”
四月六日：参观哥伦比亚大学东方图书馆时，尽管馆长彬彬有礼，拿出册子叫他题词，可是看到书库里全是台湾学者的著作，而大陆名家的著作“一本也没有”，却有关于“文化革命”的各种专辑，他很是气愤，认为这些东西为什么买得到呢？其实这里面好多是假造了骗“老外”的钱的。仍是在哥大，他在节目单之外要拜访一位老教授，有人代为联系，回话是教授老了，又很忙，没有精力接待，若有问题，可指派一名研究生辅导。赵的感慨是：好家伙！中国的教授只能接受美国教授的研究生辅导，我又一次感到蒙受了侮辱！第二天我打回电话，说我的心脏病犯了，去不成。
四月八日：下午约三时到达波士顿，没有人来接。叫一辆招手停，到剑桥镇Qualitylnn，索车费十二元，这就是“宰人”了。住504房间，每日房租七十五美元，也是“宰人”的。宰就宰吧，谁叫我们人生地不熟呢？！与我前后到达的原山东大学的同事徐绪典（民国时期大总统徐世昌的侄子），就夤缘哈佛·燕京这条线索，在哈佛校内租到学生宿舍一间，月租金与我的日租金相当。迟到傍晚，Kuhn的一个研究生才来旅馆看望并说明Kuhn本人不能来的原因。
四月九日：发生与杨联陞的电话冲突事件。
四月十日：哈佛大学的接待人员Frye请他明天下午到家里吃饭。晚上，“美中交流办”的高级职员刘女士打来电话，他说，我一回到华盛顿，就准备把“交流办”给我的四千多美金全部缴回去，只讨一张飞机票立即回国。刘女士以温和的声音在电话里说，那样做未免过分了，她劝我还是把program勉强执行下去为好。我说我在纽约，住的是领事馆；到华盛顿，不能住中国大使馆？她说这种事交涉过，大使馆说，它只接待特殊的中国人，不接待普通的中国人。她说，他们已经在华盛顿大学附近替我找下旅馆了。
至此，一切都清楚了。杨联陞日记中的话，句句都有了着落。“旅馆七十五元一天太贵”，是实情。“想退款回去”，虽是第二天晚上跟华盛顿的刘女士说的，但也不排除前一天Kuhn派研究生来说明不能接待后就萌生了这个念头，跟杨联陞通话时顺口说了出来。“认识山东大学某公”，是说山东大学的同事徐绪典通过朋友关系，在哈佛校内租到一间学生宿舍。“乞一女士照应不力”，当是指“美中交流办”的刘女士，没有把他的行程安排好。
把两人的记述综合起来，现在可以说，赵俪生给杨联陞的电话中，主要说的是，他在旅馆住着太贵，山东大学徐某在哈佛学生宿舍里找到住处，很便宜，让杨给他也联系一个这样的住处。要不，他就只有退掉美国提供的访学款子回国去了。提没提让杨为他打开与Kuhn的僵局，都值得怀疑。
先不说杨的态度了，只说杨能不能办这样的事。我的看法是，以杨的身份，是不会办也办不了的。一，赵一九一七年出生，当时七十岁，杨一九一四年出生，当时七十三岁，确实在病中且很重，这年曾有回国讲学的计划，因为病重而取消，再过三年就去世了。二，杨是个退休教授，一九八○年退休。一九七七年六十岁前住在剑桥圣门里一号，此后住在麻州阿令屯（见杨著《国史探微》自序落款）。从这两个地名上看，杨在退休前就不住在哈佛大学所在的剑桥镇了。这样具体而微的事情，绝不是他能做得了的。若赵俪生电话里要求杨指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