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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许多在今天看来极正常的现象，古人都感到无法理解，比如日蚀月蚀，风雨雷电，甚至人类的繁衍和死亡。于是古人就异想天开地创造出一个“神”来，而把帝王说成是天神赐予万民的主宰。愚昧和封建迷信使古人变得极易崇拜和敬畏，夺权者们就利用这些民心、民风、民俗来制造为我所用的新神话：灭楚建汉的刘邦，年少时不过是横行乡里的无赖，但他为给自己的出身涂上些神秘色彩，显示自己的神奇和与众不同，竟编造出母亲与龙交配生出自己的故事，以便与“真龙天子”的大众信仰相吻合。结果他的实践非常奏效，就连大史学家司马迁也被他骗过，把这个故事认认真真地写进了《史记》。隋文帝杨坚也想利用这一招。据记载，杨坚出生时是“紫气充庭”，人生下来以后手上赫然印有一个“王”字。唐高祖李渊，按史书记载的说法是一生下来就“骨法非常，必为人主”；而他的儿子后来做了皇帝的唐太宗李世民更奇，出生时竟然“二龙戏于门外”，三天后方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非凡奇特的出生，在古代帝王的传记记载中绝不仅限于上述数例。因为把自己的出身与神秘的“天”联系在一起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儿戏，而是大有深意存焉的。所谓“天子”，顾名思义就是上天的儿子，上天既然遣子人间，必然有类似当今更换官职的命令或通告。这在古时就是神意的预言——符命或图谶。符命显示的是种种人世征兆，图谶是类似谜语的暗示。比如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前，武功县长孟通淘井时就挖出了一块写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红字白石。安汉公是王莽当时的封号，王莽便趁机以此向汉室索要帝位。太皇太后此前曾提拔重用他，这时却不愿放弃自己左右小皇上的权利，但慑于王莽的威势，不得不想出个折衷的策略，请他做了辅政的“摄皇帝”。但是三年后四川和扶风的雍县又出现刻有“天告帝符，献者封侯”字样的石头，山东的一个亭长也一夜数次梦见天公的使者说“摄皇帝应该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王莽以此为由最终取代汉帝做了新朝皇帝。前秦的创基者苻坚就是因为“丹付应王”的谶语改姓蒲为姓苻。苻坚的应谶语很明显是有意牵强。可这些符命和图谶又是怎么来的呢？难道真的是上天的暗示吗？我们且看则天武后听政的经过。
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为使武则天垂政，就派人在石上凿出“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文字进献给则天皇后；当时的和尚也编出《大云经》，说武则天是弥勒佛转世，应当代唐而为人主。武则天曾被贬为尼姑，因此与寺院有一份特殊的情缘，而寺院的经书又带七分仙气，自然是最好的预兆。最可笑的是隋末的王世充，他把自撰的符命帛书缚在鸟身上放飞，期望人们发现后遵照“天意”去拥戴他。虽然王世充的把戏没有演好，天子梦没能做圆，但你不难由此看出“天意”之下的符命和图谶对于觊觎王位的人是多么重要和必要了。
当然，对于谋取王位的人来说，除了“天意”之外，“民心”也非常重要。从中国文化的深层理解，“天意”和“民心”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在一般人那里，“天意”和“民心”往往是一致的，这一点也不会逃过君主们的眼睛，他们会像利用“天意”一样，随时随地、驾轻就熟地利用“民心”。还是那个王莽，他在做了安汉公以后，为了一步步走向人间最高位，就又打起了另一个主意：把女儿嫁给汉平帝为皇后。本来他的姑姑已是太皇太后，如果女儿再做皇后，那就等于为自己的前途上了双保险。王莽要达此目的却不明说，他首先提出要平帝广选天下望族女子以充后宫的请求，然后又欲纵先抑假意对太皇太后说自己的女儿德貌平常，不好参加备选。他的这次聪明差一点被聪明所误，姑姑王政君本是个实心人，听王莽这么一说就信以为真，下诏书免于王家姑娘入选。这一下王莽可坐不住了，本来想使女儿率先入选，现在却弄得入选无望。于是王莽便“发动群众”，让“民心”出来说话。果然，太皇太后诏书一下，皇宫之外竟聚集了几万老百姓、太学生和下级官吏为此请愿，声称皇帝选立皇后，如果安汉公的女儿不得入选，这天下社稷将失去依靠。太皇太后当然明白民心向背、载舟覆舟的道理，在强大的“民心”面前只好同意将王莽的女儿立为皇后。王莽本人也做出民心民意如此他也只好服从的样子，高姿态、有风度地把女儿送入宫中。借助“民心”，王莽不但立女儿为皇后，做了铁杆国戚，而且还趁机得到了黄金二万两、钱二万万、新野一带两县土地的赏赐。王莽此举的收获不可谓不大，财富和权力成几何级数增长，他得到这一切靠的就是所谓“民心”。“民心”者何？可见在王莽，在古代君主、政治家那里，也仅仅是一个好使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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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王
谋位四途：2。胁迫禅让
神灵、符命、图谶无疑是一种间接而玄虚的假借物，君主谋位，更有堂皇而直接者。人们常说狡兔三窟。狡兔尚且如此，况人主乎？那些希望做民之父母者在夺取王位方面自然需要多种手段，挟迫禅让则是又一途径。原始意义的“禅让”是原始部落更换政治领袖的一种民主换届过程和结果。到了夏、商更代之时，“禅让”已开始失去原意而变得神秘和阴谋化起来。夏朝的最后一个君主桀荒淫残暴，结果被他原来的臣属商汤所灭。但商汤却不敢或不愿赤裸裸地打破祖宗一代一代传下的规矩而直接坐上共主之位，怕落一个“天下言己为贪”的罪名，于是就宣称要把他事实上已经争到手的王位让给当时最有名声、最有德望的务光。但是，他是假让，只怕务光真接受，所以就暗地里派人告诉务光说：“汤杀死国君却想把这个坏名声传给你，所以才想把天下让给你。”务光本是个道德高尚的君子，一听这话，哪里还敢接受？不仅不接受商汤的让位，而且为逃避不义之名，竟投河自尽了。这样，汤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各小邦的共主，而且还消灭了一个强有力的道德对手。至此，禅让的形式显得隆重而又合乎道德，天意民心俱得，而其中的肮脏文章却永远也无法写完。
汉哀帝去世后，膝下无子，他的祖母太皇太后王政君召回侄儿王莽做了大司马，领尚书事（相当于现在的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和代总理）。两个人为执掌朝政，从最亲近的皇族中选了只有9岁的中山王刘NBD60继承王位。为控制小皇帝，王莽隔绝
了皇帝和亲生母亲的关系。这样还觉得不太保险，就又在小皇帝12岁那年策划了一场皇后竞选闹剧，让自己的女儿做了皇后。但是小皇帝渐渐长大，即使是太师，也不敢保证能最终左右皇帝，因此就在元始五年十二月，王莽以腊月送椒酒为名，用慢性毒药结果了皇帝。为掩人耳目，在皇帝断气之前，王莽仿效一千多年前周公“行天于事”的做法，写了一篇代帝受疾的祷文，跑到京郊之外的泰畴举行仪式，又一本正经地将祷文藏入皇家档案馆，郑重其事地告诉有关臣属不得张扬此事。这还不够，他还派人用金钱贿赂塞外羌人，让他们以仰慕王莽治政安乐为名，自愿献地来做他的臣民。经过这样一系列精心策划，王莽通往皇位道路上的障碍就一一扫清了。
可是，谋取皇位的人要想把牌坊立得像模像样，导演禅让总少不得皇帝太后力荐、群臣劝说。曹丕取代汉献帝，似乎就是在众人的再三规劝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他在举行了接受献帝禅位的仪式后，满有心得地对大臣们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意思是说古代大舜和大禹之间的禅让也不过就是这样。曹丕认为古人的禅让实际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逼迫。古人究竟如何，后人难知，但他这声自鸣得意的感叹却道出了自己的实情。不过历史往往展现惊人的相似，距离曹丕逼迫汉献帝禅让之后只有四十余年时间，曹氏后人又被他的老下属兼老政敌司马氏所取代，后者所使用的方法与前者竟如出一辙。这是不是就是人们常常挂在嘴边上的所谓“历史的辩证法”？
好了，闲话少说。就于禅让中既搞出名堂，又得到实惠的君主而言，唐代的武则天也是出类拔萃的一位。武则天的政治见识和政治野心是尽人皆知的，但她也不免在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古代政治俗套中变出一两个花样，比如她在登位前就曾怂恿侍御史傅游艺率关中百姓九百多人上表劝进，对此，武则天一方面表面上推辞不从，另一方面又暗中升官晋爵、嘉奖傅游艺。这样一来，武氏手下的明眼人看得明白，于是接下来发生的便是文武百官、皇亲国戚、远近百姓，包括四夷酋长、和尚道士六万余人上表劝进，最后连有名无实的在位皇帝睿宗李旦也上表陈请则天武后“高升一步”，武则天这才“可皇帝及群臣之请”而登基为帝。武氏的即位称孤似乎是由于大家的拥戴而不得不如此，但当我们回过头来看她曾为争宠固位而亲手杀死自己的女儿，逼死已经做了皇帝的儿子时，我们就会恍然大悟，她起初就抱有很大的政治野心，并一直期待着合适的机会来实现她的称帝理想了。
在政治禅让的种种花样中，篡位者一般都不会单枪匹马、孤军奋战，而是想方设法或利用私党，或蒙骗群众，靠一种综合力量来对前任施加压力，以达到体面地夺取政权之目的。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夺位时就是靠亲信私党预先策动兵变，借士兵哗变，以周恭帝年少不足为天子的理由，在开封城外的陈桥驿深夜将龙袍“强加于身”，“逼令”自己做了天子，并被“逼”回京，举行了受禅仪式。在今天看来，如此禅让实在不免滑稽，但这种滑稽的形式下面又包裹着严肃的政治道理，这种官场里的政治道理和政治中的游戏规则只有身在其中的帝王君主们才体会得深刻。
抛开尧舜禹不论，纵观历史，就禅让而言，屈指算来大概只有清朝乾隆帝让位于嘉庆才称得
上是名副其实的。然而乾隆禅位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自己的祖父康熙一生做了61年皇帝，自己做皇帝的时间不宜超过祖父，所以才在他做到第六十个年头的时候即宣布要把帝位让给太子琰，也就是嘉庆帝。不过这一慷慨壮举真可谓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正因为历史上此事罕见，所以才一时传为佳话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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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王
谋位四途：3。谋位往往要杀人
禅让之所以可能，一般是皇帝虽居庙堂之上，却早已经大权旁落，受制于人，而夺位者也只是名分上还在一人之下。如果皇帝还有一些实权，或者未来仍然可能有实权，谋位者或迫不及待或担心未来大权流失，那么采取铁腕手段制造流血事件就随之成为必然。东晋末年，刘裕胁迫司马德文禅位后，依照当时凡禅让而登位者必须善待废主的惯例，封司马德文为零陵王。但是，刘裕深怕这个晋朝的末代皇帝日后东山再起，就把他安排在京城之外的秣陵县，并派亲信带卫队“守护”。即使这样刘裕还不放心，随即又施出断司马德文后代的阴谋，每当司马德文的妃子生下儿子，他就命令事先安插在司马德文身边的人找机会杀掉。这么做了以后，他仍然觉得不能根除隐患，就下决心捣毁这个政治花瓶。他先派人给司马德文送毒酒，不料送酒的人不忍心毒杀废主而自饮身亡。而司马德文除妃子之外饮食上又从不让别人染指。刘裕看到毒杀已不可能，最后只好干脆派亲信把司马德文杀掉了事。
直接弑杀皇帝是要承担罪名冒大风险的，既无需承担罪名、又不冒险的成功才是上策。因此，借刀杀人的办法在夺权斗争中用得最多。西晋的惠帝是个白痴，他当皇帝不久，皇后贾南风就把持了朝权。惠帝所立的太子司马通不仅不是贾南风所生，而且又偏偏聪明刚强正直，看不惯贾南风擅权骄恣的行为。这样，贾后便在亲信的劝导下动了杀机。元康九年十二月，司马通为自己的儿子司马彪大病痊愈祷祀求福，贾后谎称皇帝有病要召太子进宫。太子听说皇帝召见，不敢不去。进宫后贾南风又派人送了一大瓶酒，谎称皇帝赏赐，要他当场喝干。太子本来就不胜酒力，一大瓶酒下肚，登时醉得一塌糊涂。这时贾后趁机出面拿出以太子的口气拟就祈求神灵保佑他发动政变、废黜帝后的祷文，派亲信以皇帝诏书的名义送给太子，念一句让太子写一句。太子醉中糊里糊涂写完了祷文，贾后就拿着这份太子醉后抄下来的谋反证据呈送给皇帝了。惠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