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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并请他为我撰写神道碑文。”并特别叮嘱：“如果张说答应为我撰写碑文，写出后你们就立即上呈皇上，刻石立碑。抓紧时间、分秒必争十分重要，因为张说为人做事容易反悔，事后如果他发现事情做错了，要求追回碑文时，你们就告诉他碑文已呈皇上恩准，并把刻好的石碑给他看。这样，他就没办法改变他在碑文中对我的评价了。既然从他口中对我盖棺论定，你们也就没什么危险了。”果然不出姚崇所料，姚崇死后，张说收下了他的礼物，也为姚崇写了碑文，文中对姚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事过不几天，张说就后悔了。可这时姚崇的儿孙们已遵嘱而行，他没办法收回自己对姚祟的评价了。张说由于无法改掉的对珍宝器皿的收藏兴趣，还有他那一丝贪欲之心，致使他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犯了一个大错误。然而，由这一事件我们看到的却是姚崇对人明察秋毫般的精明算计。事后，当张说明白了事情的个中原委以后，只有顿足大骂了。实在说来，人死之后对于死者个人来说，生时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一切也都成了静止的。道家开山祖师老子主张：不与人争，而人莫能与之争。那么由此举一反三，姚崇以死为标志已经达到不与人争的顶点，而活着的张说犹有争心。但到头来，不争的姚崇终于制服了争心不已的张说，这是否就是老子隐晦的话中暗含的那番道理呢？虽然史无明文记载，民间传说中有死诸葛亮制死活司马懿的故事，这个说法似乎有些说过了头，而事实上，诸葛亮与姚崇相似，其生前也是看出了他的对手司马懿的为人和思维方式，才制造了那桩一再用木制人像来吓退追兵的有趣事件。以不变应万变是中国古人的智慧，死人算计活人、制服活人，死前安排好身后的事情，把即将化为青烟的智力再做最后一次延伸，是否也可以算作“以不变应万变”的一个典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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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 相
以不变应万变：3。说不尽的冯道（1）
翻开中国历史，你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人，无论政治如何风起云涌，他都能稳稳占据要位；天下太平年代他的升迁不快，但却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乱之秋他也能既保全身家性命，又一步步高升。这种人似乎并不是人为训练的结果，而是性格性情使之然也。
五代时期，中原王朝更迭频繁，皇帝像走马灯似地换了一个又一个，多少王公大臣随着皇室的更替常常一夜之间由座上客变为阶下囚，许多人甚至为此很轻易地丢了性命。而冯道其人竟然在这样的年代，能在前后50年的仕宦生涯中历仕后唐、后晋、辽、后汉、后周五朝8姓11个皇帝，而且不管在哪姓哪朝中做官从未离开过将相、三公、三师之位，史称此间“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并自称“长乐老”，简直比做皇帝还自在。
冯道为官处世的最大特点是看风使舵，投君所好。冯道少年时读过些书，因不太精通，所以没参加科考。最初从戎，在后唐李存勖手下南征北战，卖了不少力气。不料李存勖称帝后不重用功臣和文人，却以前朝的名门士族为官，使冯道大失所望，他只好等待时机。李嗣源继位后，改变了李存勖单纯以武功治国的方针，开始崇尚文治。李嗣源是一介武夫，四方奏章要让人代读代批，负责读奏的中书令安重诲文化也有限，常常读不通奏章的文句。时来运转，冯道在李嗣源下令“选文学之士与之共事”时被选中，授予端明殿学士，并很快当上了宰相。
冯道所以取得李嗣源的信任，主要在于他善于揣摩李嗣源的心理。他发现李嗣源不像李存勖那样重视门第家世，便利用宰相之权引用了一些出身下层的才智之士，“凡孤寒之子，抱才业、素知识者，皆与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镇之”，做得完全合乎李嗣源的心思。李嗣源继位时已经60岁，常常深夜焚香祈祷，说自己当皇帝是勉为其难，请上天降明主，拯救黎民百姓。冯道由此看出李嗣源有致太平的愿望，不是一意孤行的昏君，便一改自己秉性，反其道而行之，不当面阿谀奉承，而是常常犯颜直谏。有一年天下丰收，李嗣源很高兴，问众臣年景如何，别人都说好听的，冯道却说，当年我骑马远行，走山路时格外小心，一路平安；到了平原上，放马由缰，却跌了跟头。意思是劝谕李嗣源居安思危。又一次谈及丰收后百姓生活好转时，冯道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并诵唐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帝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罗绮筵，偏照逃亡屋。”说得正中李嗣源下怀，于是李嗣源随即命人抄录此诗于屏风，“每自诵之”。本来处事圆滑的冯道，一反常态，他的犯颜直谏，正是瞅准了李嗣源的脾气，因为皇上喜欢这样。结果，李嗣源做了8年皇帝，冯道就当了7年宰相。
长保富贵实属不易。正当冯道官运亨通之时，李嗣源突然病死，其子李从厚继位。李从厚宽柔少断，仅做了4个月皇帝就发生了兵变。这天，冯道早朝时见不到皇帝，才知道兵变中皇帝跑了。宫中无主，大臣们纷纷打听李从厚的下落，当得知李从厚跑到石敬瑭处时，便准备将其接回宫中。冯道却不管李从厚的死活，急于打听谁是兵变的主谋。当得知是当时最有军权的李嗣源义子李从珂时，便集合百官，商议起草迎立李从珂为帝的“劝进文书”。他不顾一些大臣的反对，派人给李从珂送去当皇帝的衣冠器帐，然后亲率百官“班迎”。不久，石敬瑭赶走李从珂，灭了后唐，称帝建后晋时，冯道照旧朝拜称臣，结果仍然当他的宰相。真是笑骂由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冯道长保富贵的另一个办法，是善于观察天下大势，透彻了解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以决定自己的下一步行动。石敬瑭打败李从珂，建后晋称帝，是借助了契丹人的力量，是以称“儿皇帝”、割让幽云16州为交换条件的。在这样的形势下，冯道即明白石敬瑭的作为足为时人所耻，不能与之公开站在一起；但他明白限于君臣关系，为了保住荣华富贵又不得不顺从石敬瑭；他更明白，自己要想富贵长久，还必须讨得契丹人的欣赏。这对他人来讲无疑是一种极其艰难的处境，但对于老于此道的冯道来说，却毫不犯难。他常代石敬瑭以“儿皇帝”的名义起草给“父皇帝”契丹国主耶律德光的奏章，每做此事，故意表现得痛心疾首甚至为之下泪，以此来博得别人的谅解。连石敬瑭也真的以为冯道以此为耻，所以当派使臣去契丹时，还担心冯道不愿干这个受气的苦差使。没想到冯道心中早就有找机会接近契丹主子的想法，因此应承很是爽快，并对石敬瑭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这里的潜台词是，儿皇帝靠主子扶植，儿皇帝的臣子，更要靠主子；要想保住荣华富贵，单靠傀儡主子是不行的；要数挨骂，第一个是你皇帝陛下，后面才是我冯道。
据《新五代史》记载，一到契丹，耶律德光便斥责冯道，作为宰相“事晋无道”，冯道装作吓得说不出话来。其实他久历险境，心里很是镇静，他知道对这种斥骂不能作任何辩解，无言是最好的回答。当耶律德光问他为什么来朝时，他说我们无兵无城怎敢不来？耶律德光又问你这个老头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冯道答道“是个无咎无才又痴又呆的糊涂老头”。这种自轻自贱的回答一下博得耶律德光开怀大笑，竟然缓和了紧张气氛。其实，这里面隐藏着冯道的狡猾。如果照一般人那样赶紧说自己是对契丹主子赤胆忠心的臣子，传扬回去谁还看得起他？如果不这样表白又怕得罪耶律德光。而作践自己取乐，谁也不得罪，不是最“美妙”的外交辞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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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 相
以不变应万变：3。说不尽的冯道（2）
冯道在契丹期间，常与耶律德光在一起。有一次，耶律德光问：“天下百姓这样苦，如何救得？”冯道已不敢再用当年讨好李嗣源的“直谏”方式，而只好献媚了：“此时此地如来佛出世也救不得，只有皇帝您才能救得。”当有降臣告发冯道有过反契丹的活动时，耶律德光已经不相信了，说冯道“不是爱多事之人，勿妄引”。可见，此时耶律德光已经很信任冯道了，并给了他一个契丹太傅的官衔。耶律德光起初想扣留后晋使者，见冯道既忠厚又顺从，便放他按时回去。冯道为表忠心，曾“三上表乞留”，并故意多住了一个月。走时又故意慢行，两个月才走出契丹国境。在当时博得契丹人的信任，便是最大的政治资本。果然，回到后晋，石敬瑭马上给冯道加了军职，军政诸务，“事无巨细，悉以归之”，并进爵鲁国公。
后晋国祚不长，不久刘知远建后汉称帝，冯道即去朝拜，又被封为太师。郭威建后周称帝，冯道率后汉原宫中百官迎谒郭威入汴，郭威仍以冯道为太师、中书令，并让他当上了后周的开国宰相，直到去世。据说，冯道在五十多年间历仕5朝11帝，所任官职爵位不计其数，他怕后人记不齐全，曾在晚年自编了一篇《长乐老自叙》，把所有的官职、爵位、封号一一列记，引以为荣。的确，从为官处世角度看，冯道是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的成功者。
但是，在正直传统的士大夫眼里，冯道的作为不仅不值得效仿，而且是不屑与之为伍的。宋人欧阳修斥之为“可谓无廉耻者矣！”由于唐末五代时期这种见风使舵的官僚远不止张全义、冯道两个，似乎已从整体冲垮了“忠臣不事二君”的观念，司马光因此在《资治通鉴》载了一个姓李的寡妇被店小二推搡了一下，为保贞节而自断其臂的故事，然后发感慨说：“士不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借此对这种失节行为进行了巧妙的批评和抨击。
毫无疑问，冯道非但在五代时期是一个特例，就是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也是一个极为有趣的典型。因此，冯道的作为不具备可重复性。但是冯道的为人为官方式却从某种意义上体现出中国古代臣相中为官为人的共同性。也就是说，要想长保荣华富贵，要想不在官场上跌足栽跟头，容忍、装傻充愣、不急不躁，绝对是必不可少的。另有一例很可说明问题。
唐代中期的郭子仪在那个时代不能不算作一个功勋盖世的人物，他在安史之乱中对保卫唐王朝作出的巨大贡献，使唐玄宗以下4任皇帝都对他另眼相看。但就是这么个人物，他一生也多次面对必须忍耐和装傻的时刻。一次是宦官鱼朝恩给他制造的，另一次则是元载给他制造的。
鱼朝恩身为宦官，是朝廷皇上的幸臣。幸臣和功臣本是一对冤家，幸臣专作暗事，功臣只作明人。郭子仪在朝中的地位和威望无人可比，仅此就让鱼朝恩感到非常痛恨了。于是，鱼朝恩为了发泄对郭子仪的不满，就派手下人掘了郭子仪家的祖坟。事情不用说是鱼朝恩干的，但郭子仪却不便发作。第一，他没抓住鱼朝恩的把柄；第二，弄不好会使皇上对自己产生反感。为此，郭子仪明知就里却只说了句“我家祖坟被掘，都怪我不忠不孝，这是上天的报应，并非别人有意而为”就搪塞过去了。
另一次是郭子仪驻扎在郑州时，曾向朝廷推举一名县官。对于郭子仪这样的人物推荐这么个芝麻官，实在是件再小不过的事了，但当时任宰相的元载却坚决不同意。朝廷没有答复，郭子仪的部下对此感到非常气愤。郭子仪却反过来劝说部下：“安史叛乱以来，各地统兵的武臣对朝廷请求颇多，朝廷屈于他们的实力，恩准的太多。现在我向朝廷请求的事情，皇上没有答复，是没把我当作过去的武臣来看待，而是表示对我特别的信任，对此你们应祝贺我才是呢！”小小请求事实上是受到元载的阻拦，郭子仪却作这般理解，不是就可以从中看出古代宫廷中的某些为人为官之道吗？因此，郭子仪在那个国君昏庸、奸佞当道的时代，能够安度一次次政治艰险，最终以85岁的高龄寿终正寝，不是也很耐人寻味吗？
历朝历代左右逢源的不倒翁是古代官僚中聪明透顶的人物。他们的一言一行表明，他们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保住官位，稳步高升。为达此目的，他们始终坚持一个根本性的处世原则，就是以柔胜柔，以柔胜刚。遇事少说话，不发表自己的主张，尽量逢迎别
人，但心中主意其坚如铁、历久不变，永不吃亏就是目的。他们做事目的性极强，每走一步都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有升无降、有进无退，永远立于不倒之地就是他们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