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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福克斯的录像来看，米勒家周围的雪地上没有脚印。人行道、街道、院子里都没有脚印。从街道到车库也没有车辆驶过的痕迹。”我等着他提出不同的看法，但他却什么都没说。于是，我又问：“屋里的灯亮着，对吧？两层楼都亮着。”
“那又怎么样呢？哪个孩子会记得关灯呢？”
“那时是9：16？”
铃声响了。萨姆说：“其实是9：18，不过干吗要为这斤斤计较呢？我们是朋友嘛。”他指着脚下新磨好的冰层。“比赛开始了。”
“那么你是说马洛里正好在9：18和9：20之
间跑了出去？”
萨姆和善地冲我笑笑说：“也许她就在看福克斯新闻里关于圣诞节的报道，然后算好时间跑出去迷惑直升机。听说她是个聪明的孩子。”
我做了个鬼脸，以示对他这番话的不满。
他用膝盖轻轻地顶了顶我。“嘿，艾伦，关于你从别处听到的那些事，直到现在，我只是同意你对那些事的看法。其中也许有些是对的，也许有些不对。你应当了解，即使这些想法不包括那些因为我的警察身份才得知的东西，我也无法把我的想法告诉你。但除此之外，你又了解些什么呢？不管是自己跑了也好，被绑架了也好，其实是一回事。你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知道。不管怎样，没有脚印留下都是反常的。孩子跑掉却没有脚印。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局部气候不同？我猜不出。哦，好像西蒙要打下半场了。咱们为他们加加油。”
西蒙的确上场了，在左侧。两队人马传球时都不如上半场利索了。我正想问问萨姆孩子们会不会不适应赞伯尼磨冰机刚磨好的冰面，他先开口说话了。
“里斯·米勒是个曲棍球运动员，你知道吗？我看他打过几场比赛，打得不错。”
报纸上从没报道过马洛里这个弟弟的兴趣爱好。然后，我又花了好大的力气才不过问到这件案子的其他小道消息。“我不知道。”
“他最近有些麻烦。”
我向前探了探身子，好让萨姆注意到我在看他。“你怎么会知道？因为你是个警察，还是因为你是个父亲？”
“因为我是个父亲。”
“他有什么麻烦？”
“我的天，你今晚真是多管闲事。你没听说他爸爸把他送出城，直到这件事结束才会把他接回来吗？”
“去别人家？”我问，我的确没听说。
“我不应该说的，但确实是这样，”萨姆说。“我不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不会这么做。这种时候好像最希望跟孩子在一起了。”我刚想张嘴表示同意，萨姆已经开口结束了谈话。“让我们看比赛吧。”
18
离新年还有两天，我为鲍勃增加了一次诊疗，那天他走进来时，手中提着一台立体声唱机。
马洛里·米勒失踪有五天了。
我为鲍勃做诊疗差不多有上百次了，他从来没提过立体声唱机或之类的东西进来。他没说话，只是狡黠一笑，这么一笑，他本来短小的下巴几乎就看不见了。他把立体声唱机放在我们中间的桌上，按下了播放键。一开始，我没听出他放的是什么——最近几年我都没怎么听男子乐团的歌——但我很快听出这是德尔·香农的名曲《逃跑》曾于1961年连续四周登上排行榜榜首。，磁带已经很旧了。
一个逃，逃，逃，逃，逃跑的孩子。
鲍勃对歌曲的品位实在不敢恭维，《逃跑》这一经典之作的翻唱早已泛滥，而且这个男子乐队还着实缺了点阳刚之气。我努力扮演好听众的角色，心里纳闷为什么这次诊疗需要音乐伴奏——而且就算需要音乐，就算非这首不可——为什么不选德尔·香农近乎完美的原唱，而非得听质量那么差的翻录。鲍勃好像一步步都计划好似的，突然又关闭了声道，唱起了卡拉OK。他的嗓音糟糕透了，听上去就像女高音中混杂着什么。原本我办公室里的气氛融洽，他这么一唱，一下子令人毛骨悚然。
歌词本应是：我想知道，我想，想，想，想，想知道。但鲍勃唱的是后面那句：为什么/为，为，为，为什么她要逃走/我想知道她会去哪儿/逃跑的孩子/我的逃，逃，逃，逃，逃跑的孩子/一个逃，逃，逃，逃，逃跑的孩子。
他伸出手按下停止键。
我在想该不该鼓掌。
看来不用。鲍勃又清唱了这么一句，自始至终一个调子地重复那段：“我想知道她会去哪儿/逃跑的孩子。”
我该为他起个调的。
我确信他唱完后，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鲍勃坐了下来，歇了一分钟后，他说，“我在写些跟这有关的东西。”
“是吗？”我问，试图掩饰自己对于办公室里发生的这一切的惊讶。难道鲍勃在写歌？
“真的。”
鲍勃常玩棋盘游戏，他最喜欢的是拼字游戏，他常说自己象棋下得很好，这点我并不怀疑。我还知道他曾开着卡马罗，专程赶到内华达劳克林的一家赌场参加强手棋由两至八人玩的投骰子棋盘游戏。比赛。在鲍勃眼中，理想的人际关系就是每个人都遵守游戏规则，大家井然有序，即便产生争执，也可以通过参考什么什么指南来协商解决。
毫无疑问，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为人处世都不按什么游戏规则，也没什么指南可供参考。现实中，鲍勃常常因为别人的行为举止而感到很沮丧。
按照鲍勃以游戏为中心的处世哲学——他显然也把这种处世哲学用于谈话中——现在轮到我说话了。他那声沉闷的“真的”就是他所说的全部，这也意味着又该是我讲话了。看着摆在我们中间桌上的立体声唱机，又想到他在写东西，我觉得现在再提人际交流的实际限定因素这一话题实在不合适，这个话题虽然关键，但已是老生常谈了。我小心翼翼地问：“你在写什么呢？”
“写一个故事。我想会是一本小说。还不知道。”
又轮到我说话了。“你写的是有关……什么的？”
我当然是知道的。我希望我弄错了，但我是知道的。
“我知道一些关于那个失踪小女孩的事。小说一开始写的就是这个，但后来很多都是我编的。”
“你知道些什么？”我问，尽量掩饰我的怀疑。
“我知道一些没有报道过的情况。我想我该把这篇小说命名为《逃跑的孩子》。”
又是那首歌。
“小女孩”指的是马洛里，没错？现在使鲍勃着迷的就是她，没错？一定就是她了。
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在心理诊疗上，“假设”好比白蚁，任何建立在假设上的判断都迟早会因为这些白蚁而坍塌。我现在至少得先消灭一只白蚁，我说，“你指的是马洛里·米勒？你知道她的事？”
“对啊。”他上身向前探去，双肘支在膝盖上，双手在前，十指交叉。
鲍勃的这一举动让我很吃惊。为什么？为了跟我靠近些？他可从来不会“靠近”的呀。人格分裂患者是不愿与他人靠近的，就像害怕蜘蛛的人躲避蜘蛛一样。起先我猜他这么做是为了打开桌上的立体声唱机，再唱一首歌。
但他没碰那玩意儿。这么做另有原因。
我猛然想起又轮到我说话了。“哇唔。”我不知该说什么。
看到我赶上了对话的进程，鲍勃赞同地点了点头。“写她在想些什么之类的东西。谁也不了解。”
他说完这些我就知道，他身子往前探是为了告诉我他的秘密。这应该是诊疗过程中一个可喜的进步。我开始觉得可能是鲍勃克服了重重困难，病情正在逐渐好转，但很快，我又想到别的事情上去了。要是他能说些别的该有多好——性、小偷小摸、一个人的胡思乱想、噩梦。什么都行。
只要别说马洛里。
鲍勃有很多缺点。有些是因为他的病，有些则很难解释。他很冷淡，很暴躁，很偏执。我觉得他是个疑心很重的顽固佬。有机蔬菜都要比他更富有同情心。他的缺点还有很多很多。但通过两年的诊疗，我对他的了解不比任何人少，在我看来，鲍勃至少是个诚实的人。
这就产生了两种可能性。第一，鲍勃的确是在马洛里失踪的事上知道些别的什么，至少对她在失踪前脑子里想过什么有些了解。
第二种可能性？就是鲍勃自以为知道些什么。
但是他有可能那么糊涂吗？人格分裂并不是精神分裂的前兆啊。虽然人格分裂的症状可能会表现为特异思考，但是仅仅丧失联系事物的能力并不会导致丧失正常思考的能力呀。然而我也提醒自己，这并不排除人格分裂会导致严重的思维紊乱的可能。
鲍勃有可能正表现出代偿失调的初始症状，我强迫自己接受这点。这种事情放到平时根本没什么。至少出了诊疗室，不管怎么处理都不会有问题。但那时呢？那时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个一切话题的主角，马洛里，还没找到，而且……我发现自己不知该怎么把话说完，又突然意识到又该我说话了，我问：“你知道连警察都不知道的事情？”
他显然不是顺着我的思路来回答的。“我为我的卡马罗租了个车库。我跟你提起过。所以，它到现在还是那么漂亮。”
“是的，我们说起过车库的事，”我压抑住怒火。
“车库就在马洛里·米勒家隔壁。”
他又停顿了很久，时间足够让我反应过来，又该轮到我说了。我对他的话饶有兴趣，但我还是想隐藏我的意图，说些无关痛痒的话，比方说，“是吗？那么巧？”但鲍勃好像还没说完——他是个犹豫不决的棋手，落了棋，却迟迟不肯把手拿开。
他说：“瞧，我还是知道一些情况的。他们说‘知道什么就写什么’。我是知道一点的，至少有一点。”他扮了个鬼脸。我还没来得及问问他为什么要扮鬼脸，他又说话了，“但我不想上电视。”
他还是没有直接回答我先前的问题——“你知道连警察都不知道的事？”——但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然而，任凭我怎么努力，鲍勃接下来对马洛里的事就是只字不提。直觉告诉我，要是再隔一个长长的周末，他就更提不起兴趣来聊这个小女孩的事了。我说：“我们明天接着聊吧。”
“啊？”
“这事很重要。你明天还能过来做次诊疗吗？”
“因为她？”
“因为这主意听上去不错。我觉得。”我心里默默地想：一星期之内为一个人格分裂患者做三次诊疗实在是个荒谬的临床策略。
“我付不起钱的。”
“这个我会想办法解决。”
他没有表示同意；他默认了。
和开始时提台立体声唱机进来相比，他离开时要正常得多了。这次，他又像前几次一样请求我允许他从办公室后面的落地窗直接走出去。其实，他也可以先走到我跟黛安娜合用的那个厅，然后穿过候诊室出去，但这样就有可能碰到别人，而大多数情况下，鲍勃是不愿意这样的。我当然同意，然后他一把抓起东西走了出去，没说“谢谢”，没说“再见”，也没说“明天见”。
我一直看着他，直到他穿过这栋老房子的后院，从南面的破篱笆艰难地侧身出去，消失在远处坎宁大道的人行道上。
看着他慢慢走远，我这才感到奇怪，刚才讲到马洛里和他知道的事时，自己干吗要那样逼他。可如果我是个赌鬼，刚才我一定会下注打赌鲍勃所谓知道马洛里的事只是幻觉而已。
想到这儿，我感到很难过。但不管怎么样，很快我就会知道更多了。
第二天为鲍勃·布兰特做的将是那一年我做的最后一次诊疗。
19
黛安娜知道的不少。
“你那位人格分裂病人把立体声唱机带来了？”黛安娜问我。那时，我俩正利用短暂的诊疗空隙时间一起冲向我们办公楼仅有的一间洗手间。
我从没跟黛安娜讲过鲍勃患有人格分裂症。但她是个机敏的诊断医师，而且她去候诊室接她的病人时，跟鲍勃有过一两次颇为尴尬的接触，由此她根据《心理疾病之诊断与统计手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我装出不太情愿回答她问题的样子。“对，上一个来接受诊疗的病人把立体声唱机带来了。还放了首歌。隔着墙你也能听见吗？”
我放慢脚步，好让黛安娜能先走进我们那个不大的厨房。可她冲进隔壁的洗手间时，都没停下来谢我一声。
“什么歌？”她在里面问。
黛安娜就是想聊聊天。她其实对放什么歌并不感兴趣。看到她心情好些了，我也很高兴。自从汉娜死后，她很少开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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