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的父亲告诉我:他全家住在B城的时候,曾和一对住在该城数年的K夫妇建立了很亲密的友谊。K女士在他生病的期间一直照顾着他,因此,他说她是他的救命恩人,K先生则一直对杜拉很好。他在那里的时候就和她一起散步,并经常给她一点小礼物,并没有人认为那样对她有害。
杜拉非常照顾K家的两位小孩子,几乎达到了母亲的地步。两年前的夏天当杜拉和她父亲来看我的时候,他(她)们正要和K家一起去阿尔卑斯山的一个湖边度假。杜拉本来打算在K家住几个星期,但她的父亲则打算几天后就回家。
那段时间,K先生也留在那里。但当她父亲准备离开时,女孩子突然决定要跟他一起回去,态度十分坚决,并且事实上她已经付诸行动。直到几天以后,她才对她奇怪的行为做了一点点解释。她怀着请把她的话转告她父亲的意图告诉她母亲说,K先生和她一起散步的时候,曾大胆地向她求欢。
当她的父亲和伯父再次见到K先生时,问起他这件事,但K先生坚决地否认。他进而又怀疑杜拉,说他从K女士那里听说杜拉对性很感兴趣,她在他(她)们湖边的屋子里常看性爱的生理学的书籍。“很可能,”他又补充说,“她因阅读而兴奋。”他断言她所说的只不过是“幻想”。
“我相信,”她的父亲接着说,“这件事使杜拉忧郁,精神不安,并有自杀的念头。她一直想要强迫我要和K先生,尤其是K女士断绝关系,但我不能。因为,我相信杜拉那些关于男人的不道德企图的说法只是一种臆想,更何况,我和K女士又有珍贵的友谊,我不能让她痛苦。那可怜的女人跟她丈夫在一起是最不幸的。我渐渐地对K先生失去好感,K女士自己已经受够了,而我是她唯一的安慰者。我的健康情形是如此不好,用不着向你证明我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暧昧。我们只是两个可怜人,同病相怜而已。你已知道我从我太太那里得不到一点好处,但杜拉遗传了我的倔强脾气,我不能免除她对K家的憎恨。当她再次强求我跟他们断绝关系时,她的病又发作了。”
杜拉的父亲让我试试看使她恢复理智。他的话并不总是前后一致,因为在其他场合,他又把杜拉的失常归咎于她母亲的怪癖。他说她的怪癖使家里每一个人都受不了。
开始时,我为了避免以后的失误,并没有对事实的真相妄下断语。因此,我就听到了关于这件事情另外的几种说法。
K先生对杜拉的求欢,以及对她自尊的侮辱似乎给杜拉留下一个精神创伤——精神创伤是我和波诺尔先生很久以前就一致认为导致歇斯底里不可或缺的条件。但除了一个独特的难题外,这个病例同时也呈现使我必须超越该理论的各种难题我已超越该理论,但并不是放弃它;换句话说目前我并不认为它不正确。我认为它只是不完全而已。我所放弃的是对所谓“催眠状态”的强调,催眠状态被假定是因精神创伤加诸于病人所引起,是以后所有心理失常的根本原因。如果说一部合著的著作有了问题,而允许作者将他所负责的部分分开是合法的,那么我很乐意利用这机会声明说:“催眠状态”的理论——很多学者认为它是该书的中心思想——完全是布劳尔医生所主张的,我认为用这个名词过于笼统而且易引
人误解,因为它干扰了有关形成歇斯底里症状的心理过程的性质,以及这一问题的连贯性。正如许多歇斯底里病例一样,即使我们知道病人在过去生活中所遭受的全部精神创伤,也不足以解释或决定症状的特殊性。如果创伤的结果所引起的症状有别于神经性呕吐、失声、忧郁与厌世感的话,我们应该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则会发现一些症状(如咳嗽与失声等)在病人受到精神创伤的前几年就已经发生了,而且它们最早出现的时候是在她的童年时代,大概在她8岁的时候。因此,我们必须回到杜拉的童年时代,去寻找那些有类似创伤影响的事情或印象。更何况,即使症状不是发生在童年,也要追溯到病人早期的生活史。
当治疗中最大的困难被克服后,杜拉告诉了我一段早先跟K先生在一起的经历,那可以说是一种“性”的创伤。
那时她只有16岁。一天下午,K先生、K太太和她约定在B城一个大广场附近的办公室见面,他(她)们要去参观一个教堂的节庆活动。但K先生劝他太太留在家里,并遣走了他的雇员——因此当杜拉来到办公室时,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到了预定时间,他让她在一扇通往上一层楼梯旁边的门口等他,他要去拉窗帘,可是在他转身时,却不是走出门外,而是突然抱住她,在她的唇上强吻了一下。
无疑,这正是唤起一个从未被异性亲近过的16岁女孩性冲动的情景。然而,杜拉那一刻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厌恶感,她用力挣脱K先生的怀抱,急忙跑下楼梯冲到了街边。
后来,她仍然与K先生见面,但谁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杜拉一直保留这个秘密直到治疗时才予以供认。在那件事之后不久,她开始避免和K先生单独见面。K家准备出外旅行几天,杜拉本来也约好要去的。可是在那个吻之后,她便不由分说地就不去了。
此时,这个16岁女孩的行为完全是歇斯底里的——在性冲动的场合中,如果一个人的感觉,是大部分或全然地不愉快,我会无疑地认为她是歇斯底里的,不管她有无身体上的症状。对于这种“逆反心理”的解释,是精神病心理学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我认为自己距这个目标还有一段距离,我只能提供一部分我确实知道的。
当然,分析杜拉的病例的特征时,我们只注意“逆反心理”是不够的,还要有“感觉的转移”。杜拉在那种情况中的感觉,并不像一般健康女子的生殖器的感觉,而是被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所征服,这正是消化道入口处黏膜的不快感——即一种嫌恶感。她的嘴唇因那一吻而受到刺激,这种刺激无疑是停留在嘴唇上,它决定了感觉的位置。但是,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个相关的因素。促使杜拉对那一吻嫌恶的原因绝不是偶然的,否则她不可能记不得,且不可能不提起,我认识K先生,因为他和病人的父亲一起来拜访过我,他还很年轻,而且外表很吸引人。
杜拉在那场合中的感觉并没有成为一个永久的后遗症,即使在治疗的时候,它也只是潜伏着。杜拉是一个偏食者,她承认对食物不太感兴趣。另一方面,那一吻留下另一个后果,那就是让杜拉产生了一种幻觉,它不时出现,甚至出现在她告诉我的故事中。她说,她还能感觉到K先生的拥抱在她上身所施加的那种奇特的压力。
根据一些症状形成的规律,同时考虑到病人其他不可解释的特殊性,诸如她不愿走过任何与女士亲密交谈的男人身边。我对那一吻的情况做出的推想——我相信当男人热情地拥抱她的时候,她不仅感觉到唇上的一吻,并且还感受到了他下身勃起的阴茎的压力。这使她很难受,这种感觉从她的记忆中消失,被她自己压抑着,并且代以一种在喉咙上的压迫感。从被压抑的来源处,喉咙上的压迫感,又得到了过分的强化。
就这样,我们又找到了一种转移现象,从身体下部移到上部这种转移现象的发生,已被证明系解释一大群症状所不可或缺的。自从治疗杜拉以来,我还遇到过另一个因拥抱而使人受惊的例子(这一次没有吻)。那是一个年轻女子的病例。她曾经爱过已和她订婚的男子,但突然开始对他冷淡,伴随着一种严重的忧郁;她因此来找我治疗。这不难追踪出系由于那男子勃起部分给她的一惊,她感觉到它,但后来就从意识中消失了(被潜抑)。。另一方面,她的行为所显露的被迫性,好像是对那一吻的情况直接的回忆而来。她不愿走过任何她认为是处于性冲动状态的男人身边,因为她不愿再见到伴随性冲动的身体上的反应。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3种症状——①嫌恶,②身体上部的压力感,③对热情谈话中男人的回避——三者都从个人经验而来。嫌恶是产生情欲的口欲区受到压抑时所产生的症状,口欲区在杜拉婴儿时代曾因吸吮快感的习惯而过度放纵过。勃起的阴茎的压力可能也在与女性相对应的器官——阴蒂引起类似的变化,这第二个情欲产生区域的冲动移位成胸部的压迫感,并停留在那里。她对可能处于性冲动状态的男人的回避与一种恐惧症相似——这种回避使她免于任何曾受压抑的感觉的重现。
为了证实我对故事的补充说明是可能实际发生的,我很谨慎地询问病人是否知道男人的身体在性冲动时的变化。她当时回答“是”;但就那一吻的情况而言,她回答“我想不”。
一开始我就尽力避免谈论性知识的任何新鲜事实。我这样做,并不是由于良心上的动机,而是因为我急于证实我对这病例的推论是否正确。因此,我不指出某种东西的名称,直到她对这种东西的间接隐射已不再模棱两可,而将它们翻译成直接指涉的语言。她的回答总是敏捷而坦白,她是知道那种事的。但涉及她的“那种”知识从“哪里”来的问题,则是一个谜,她已经无法回忆起,她完全忘掉了所有关于这方面(性的方面)知识的来源此点可参考第二个梦。
如果我知道那个吻的情况是如何发生的,我就可以知道嫌恶感的由来。这种嫌恶的感受本来似乎是对身体固态排泄物的味道的反应。但生殖器可唤起对排泄物的联想反应, 尤其是对男性的而言,因为男性的生殖器执行排尿的功能。诚然,排尿功能是比较早的,而且也是性生活以前的时期唯一被知道的功能。因此,嫌恶就变成性生活的情感表现方式之一。早期的基督教长老们把尿与粪便的排泄与性生活联系在一起,即使理想化的努力也无法分开它们。但是,我坦白地强调说,该问题即使指出这种联想的途径,也是无法解决的。这种联想可能被唤起,但并不意味它实际上就被唤起。的确,在正常情况下,它就不会发生。
二、临床现象父亲的情人
——他们两个曾在树林里幽会时被人看见,她的父亲因此编造这种自杀的童话故事,为他们的幽会进行辩解。
事实上,后来我发现杜拉对她与K先生的关系已经没有什么兴趣,我想尽办法,也不能引发她对这一关系的兴趣,她说他们之间已经完了。在她接受治疗时,所有的联想的最表层,她最容易意识到或回想起的,总是和她父亲有关。她不能原谅她父亲继续和K先生,尤其是K女士来往。她对那些关系的看法和她父亲预期的不同。在她心里,肯定认为父亲和那年轻美丽的女人的关系是一种恋爱关系。她注意到了种种迹象,这对她来说是残酷的(此处她的记忆很完全,没有一点遗漏)。他(她)们与K家认识是在父亲病重以前,但直到K女士以护士的身份,在她父亲病重时照顾他,他(她)们的关系才亲密起来。此时,杜拉的母亲却远离她父亲的病房。
在她父亲病愈后的第一个夏天,他和K女士的“友谊”的真相逐渐暴露出来。这两个家庭在一个旅馆里合租一整套房间。有一天,K女士说,她由于睡眠不好,因此不能再和她的一个小孩同睡一间寝室。几天以后,杜拉的父亲也找了个借口,希望换一个寝室。他(她)们两个人都搬到了新的寝室——走廊尽头的、中间隔着走廊的相对的房间,新的寝室比他(他)们原来的寝室安全,可避免别人的干涉。
后来每当杜拉责备她父亲关于K女士的事情时,她父亲总是说,他不能谅解她的敌意,并且叫孩子们无论如何也要感激K女士。当她向母亲问及父亲这暧昧的说辞时,她母亲告诉她说,她父亲前些时候曾极度地不快乐,甚至决定走到树林里去自杀,K女士疑虑到这点,才跟踪在后,并恳切地劝他为家庭保留自己的生命。当然,杜拉照样不相信这个故事。她认为,他(她)们两个曾在树林里幽会时被人看见,她的父亲因此编造了这种自杀的童话故事,为他(她)们的幽会进行辩解这一点与她自己的伪装要自杀有关联,她想自杀的念头可以说是她渴望获得同样的爱的表示。
在他(她)们回到B城后,杜拉的父亲每天都会在同一时间去拜访K女士,而那时K先生正在上班。大家都对此事议论纷纷,并且向杜拉打听。K先生自己曾痛苦地向她的母亲抱怨,但他并不提及此事,似乎这是她的一种微妙情感。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