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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病症的原因，但这只是一种非常无力的简化说明。何况，我们无法确定，当伴随某些激情意念不能进入意识时，那些激情彼此之间必有不同的作用、不同的趋势，并且它们表现的状态也必和那些所谓“正常”的激情，那些伴随能够为我们意识到的意念所体现的激情不同。一旦明白这一点，那么了解那将前者转变成后者，为解除心理症状的治疗方法，将不再困难了。
我想更进一步地说明，性并不只是突然地在某一场合中出现，并介入于歇斯底里的形成过程中，而是它提供每一症状得以产生的动机势力。病症只不过是“病人的性活动”而已。单一个病例当然不能证明如此普遍的定理，但在我的分析治疗中，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现，性是开启心理疾症难题之门的钥匙。轻视这种钥匙的人决不能开启那扇门。我本来期望能等待得到企图驳倒该定理，或限制其适用范围的研究者来发问。然而，到目前为止，我所听到的反对意见都是出于个人的偏见或不相信。
在本书中我只是发表了一个病例及其治疗的片断，并没有真正打算将精神分析治疗的价值显示出来。因为治疗期的简短（不到三个月），随该病例一些先天性的因素，阻碍了病人的好转，以致不能像其他病例一般，病人和其亲属会承认好转，且好转的程度基本达到痊愈。这种令人满意的结果，在其症状是由其完全依赖性所引起的内在冲突来维持的情况中可以得到。在这样的病例中，病人症状的好转和其精神状况与病态转入常态的程度成正比。当症状为外在动机所利用时，如杜拉在前两年中所发生的，则病况的进展将大不相同。令人惊奇的是，病人的情况虽然在分析之下已有相当的进步，却未曾有显著的改变，这种状况当然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不过，事实上情形并不如表现的那么糟。症状确实并未在治疗的过程中消失；但不久之后，在病人和医生的关系消解之时，它们消失了。由此可见痊愈或好转或拖延，的确是由医生本人所引起。
为了说得更加明确，我必须回叙一下。在精神分析治疗的期间，能够阻止新症状的形成。但是心理症创造的力量却不会消失。它们创造了一种特别的精神结构，其中大部分是潜意识的，我们可以将这种情况命名为“转移关系”。那么，什么是“转移关系”？它们是在分析过程中，被唤起而进入意识的幻想和心理倾向的新生或重现，它们具有这样的特征：即它们以医生本人来替代以前的某人。换句话说，也就是一部心理经验的整个系列被唤醒，不仅是属于过去的，而且也适用于目前的医生。
有些转移关系的内容除了替代的对象不同外，它们的模式是一样的。它们只不过是新的翻版或新的拷贝，其隐喻仍然保持不变。其他的转移关系构造则比较复杂：它们的内容已经过一种润饰的功夫——即“异化作用”——并且借着对医生本人或环境的某些真实特性的巧妙利用，它们甚至可以为意识所接纳。如此一来，它们不再是新的翻版，而是修订后的再版了。
如果我们探究分析技术的理论的话，很显然，我们会发现，转移关系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要条件。实际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它，并且这种后来产生的病情也必然像所有先前的症状般加以分析治疗。不过，这却是到目前为止整个治疗工作中最难对付的部分。学习如何去释梦，如何从病人的联想中提炼他潜意识的想法和记忆，以及如何去练习解析的艺术是不难的，因为对于这些，病人总是会自动提供资料。不过，对病症中转移关系的发现却几乎没有任何助力，它只能凭最细微的线索去侦察，同时，还得避免鲁莽地做任何主观的判断。转移关系是无法避免的，因为病人无形中利用它来建立排斥治疗的所有阻碍。况且只有在转移关系被解除后，病人才能相信分析所提供的解释所具有的价值。
有些人也许觉得转移关系对精神分析是一种严重的不利，认为精神分析无论如何本身就够麻烦了，而转移关系又产生新的精神病态；这样便徒然增加医生的负担。另外他们甚至因为转移关系的存在而认定病人会因分析治疗而受伤害。以上两种想法都是错误的。医生的负担并未因转移关系而加重，对医生而言，不管他必须克服的是病人和他自己，或和其他人之间的特别倾向，并没有区别。同时分析治疗也不至于因为转移关系而增加新的负担给病人。心理症可以不用精神分析治疗的方法治疗，歇斯底里也可以说是因医生而不是因分析的方法而治愈，并且在病人和以催眠暗示方法去除其症状的医生之间，有一种盲目的依赖性或持久的链索，这些都是真的；不过，所有这些事实的科学性解释却必然从病人指向其医生的“转移关系”中发现。精神分析治疗并不制造转移关系，它只是使那种本就存在的转移关系显现而已，就像显现其他许多隐藏的精神因素一般。唯一的区别是，病人自然地只能凭借温情与友善的转移关系来帮助他的好转。如果失败了，他就会觉得医生“嫌恶”他，而因此及早地翻脸离开，从此不再接受医生的影响。另一方面，在精神分析中，既然病人和医生的动机进展不同，病人的所有倾向，包括敌意在内，都被唤起；于是，一旦进入意识后，分析的目的就达成，而转移关系则被完全破坏。转移关系似乎注定成为精神分析的最大阻碍，但是如果它的存在能被觉察并解释给病人知道的话，它则会成为精神分析最有力的帮助。
五、后记本书只是对一个梦的解析的片断（2）
我必须讨论到转移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说清我对杜拉的分析的特征。该分析的最大优点即是它不寻常的清晰性使它很适合作为一篇创造性的论文——然而它也有一个大的缺点，并导致它太早地结束。我并未成功地适时控制住转移关系，由于在治疗中，杜拉把一部分病态的材料任凭我处置，我忽略了注意转移关系产生的第一迹象，该转移关系和另一部分病态的材料有联系，而这一部分被我忽视了。很明显，一开始我在她的想像中就代替了她的父亲——虽然从年龄看来，这似乎不太可能。她甚至常常把我和她父亲比较，正由于此，她一直急于要证实我是否对她很直爽，因为她父亲“总是喜欢含蓄与绕圈子”。不过，当第一个梦来时——在梦中她警告自己最好停止接受我的治疗，就像她以前离开K先生一般——我自己也应该注意这个警告。我应该对她说：“现在你从K先生那里转移关系到我身上来了。难道你注意到有什么东西使你怀疑我有K先生那种不良的企图（不管是公开的或含蓄的）？或者你会为我的什么东西感动，或者我有什么东西引起你的幻想，就像以前K先生和你发生的事一样？”那时，她的注意力一定会转向我和K先生之间相联系的某些细节，或是我个人或我的环境的某些细节，在它们后面隐藏有类似的并且非常重要的、和K先生有关的东西。在这转移关系消除之后，分析便能进一步在新的回忆中得到深入新的回忆，也许就可以触及到事情的真相。但我却忽视了第一个警告，我以为既然没有进一步的转移关系发展，而且分析的材料还没用上，我还有许多时间可供利用。这样，我便忽略了转移关系的进行，又由于我使杜拉想起K先生的影响力量作祟的结果，于是她对我报复，就像她要报复他一般，并且她抛弃我，就像她相信自己已被他欺骗并抛弃一般。因此，在治疗当中，她“实行”了她的回忆与幻想中基本的一部分，而不是重复其回忆与幻想。我给她的影响力量是什么？我自然不知道。我怀疑它是否与钱有关或者和嫉妒另一位在痊愈后，跟我的家庭保持联络的病人有关。如果转移关系能在分析的早期产生，分析的进展虽然会受到滞阻而且模糊，但它的存在却较能阻止突然而无法克服的抗拒作用的发生。
在杜拉的第二个梦中，有几个清晰的转移关系的暗示。在她向我讲述梦的时候，我仍然没意识到（直到此后两天）。后来我们仅剩下“两个小时”的治疗时间了。这也是她站在“圣母玛利亚”绘像前欣赏的时间，并且（把两个半小时改为两小时）也是她在湖边散步剩下路程的时间。在梦中的努力和等待，和那位在德国的青年有关，其来源则和她等待K先生来娶她密切相连，这种情况已在几天前所显示的转移关系中表现出来。她认为治疗的时间对她来说太长了，她没有耐性再等下去。不过，在刚开始的几个星期中，当我告诉她，完全恢复也许要一年时，她一点也不在意。她在梦中拒绝别人陪伴，而宁愿自己一个人走，其来源也是从她访问德雷斯顿的画展而来，而我自己在那一天也遭到她同样的拒绝。这意味着什么？无疑地，“男人都这么讨厌，我宁愿不结婚了。这是我的报复距离这个分析停止的时间越长，我越发现我的技术上的错误在于这个疏漏，即我未能及时发现并告诉病人，她对K女士的同性恋在她的精神生活中最强烈的潜意识的趋势。我应该早就推测，她的性知识的主要来源一定是K女士——后来指责她时，K女士总是假装不知道她的性知识从何而来，这些迹象的确太引人注意。我应该早就推敲这个谜，并找寻这样特别的潜抑作用的动机。如果我已这么做的话，第二个梦将会给我答案，那梦所表现的毫不后悔的报复欲望，正适合去隐藏和它相反的感情——她原谅她所爱的朋友，并且为这个朋友保密隐私。在我了解心理症患者所有的同性恋趋势的重要性之前，我常常在治疗中陷于毫无进展之境，或发现自己处于完全的困惑之中。。”
残酷的冲动和报复的动机在病人日常生活中已被当作维持她症状的力量，如果在治疗过程中，在医生还没有精力去追溯它们的来源而解除它们之前，转移到他身上的话，治疗一定对病人无效。病人对医生的报复还有什么比证明医生对他爱莫能助及无奈何还更有效的？不过，我不想自我贬低我对杜拉的治疗的价值，即使是片面的。
直到本病例停止治疗15个月，并且本论文的草稿完成后，我才得到病人情况以及我的治疗的效果的消息。有一天，那个日子非同寻常，在4月1日（时间对她来说从来没有不隐含意义的） 杜拉再度来看我：来结束她的故事，并请求再一次的帮助，不过，从她脸上的表情，我已知道她并不热衷。停止治疗后约有4、5个星期之久，她一直是“一团糟”，然后，病的发作次数减少了，她的精神也好转了，这是她一个很大的进步。那年的5月，K家的一个孩子死去了。她利用他们丧子的机会去慰问他们，而他们对她的接待像三年来彼此未发生过什么事一般。她报复了他们，她得到补偿，她自圆其说，自我陶醉。她对K女士说：“我知道你和我父亲有一段情。”K女士并不否认。从K先生那里她也了解到湖边那段遭遇中，他确有不良企图，而且她把雪冤消息告诉她父亲。从此之后，她不再和K家有任何关系。
在此以后，她的生活过得很正常，但到10月中旬，她失声的毛病又发作了，并且持续了6个星期。对此，我感到很吃惊，问她有没有受到任何刺激，她告诉我说，发作随着一种剧烈的害怕而来，她看见有人被车碾过，后来她了解到发生意外的正是K先生。有一天她在街上看见他；他们在一处交通频繁的地方相遇；他站在她面前发呆，就在他不注意的时候，被车撞倒了。不过，她相信他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另外，如果她听到有人提起她父亲和K女士的关系，她还是稍稍有点激动，不过除此之外，她没有其他进一步的反应。她专心于她的工作，连结婚的念头也没有。
她接着告诉我说，她来找我是因为右侧的面部神经痛，目前她为此正日夜受苦。“多久了？”“正好两个星期。”我禁不住一笑：因为我能向她证明，正好在两个星期以前，在报上看到了一则有关我的消息（这在1902年）。她承认了这个事实。因此，她所说的面部神经痛，实际就是一种自我惩罚，她后悔曾给K先生一记耳光，也后悔把报复的情绪转移到我身上来。我不知道她要我给她什么样的帮助，不过我答应原谅她上次不给我彻底治愈她的病的机会。
那次访问之后，又过去了几年。这女孩子已经结婚了，并且，她真的嫁给了在分析第二个梦时被她联想到的那个年轻人——德国的年轻工程师。如果说第一个梦表示她离开所爱的男人而转向父亲，换句话说，也就是从健康的生活逃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