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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约翰·菲力浦主张用基督教去驯化非洲部落，在殖民统治下，通过传
教士去控制部落首长。“伦敦传教差会”的南非传教士罗伯特·莫费特成为
这项主张的有力执行者。莫费特于1820年以后，走遍了贝专纳地区，一直深
入到北方马塔别列族地区。莫费特深入到进行武装斗争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
霍顿督族传教，最后这一族领袖受洗加入基督教，率领整个部落投降了英国
殖民者。另一位“伦敦传教差会”的传教士戴维·利文斯通于1840年到达南
非，为了与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争夺非洲腹地，1849年，奉“伦敦传教差会”
董事会的指示，他利用非洲教徒为他开路，一路向北，跨过赞比西河，到达
马古洛洛人地区（现赞比亚），随后折向西行，打通了到西南非洲海岸的商
路，最后到达安哥拉。此后他又折回，沿赞比西河东行，直到莫桑比克。在
利文斯通的鼓励下，苏格兰教会成立了“大学生对中非传教差会”。1860年、
1861年，大批英国传教士抢在葡萄牙人之前，进入中非进行传教活动。1856
年以后，利文斯通离开“伦敦传教差会”，受雇于英国政府，担任英国驻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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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殖民地基里曼（莫桑比亚南部海口）官员。在1858—1873年间他还担任英
国皇家地理学会探险家和英国政府中非赞比亚地区远征队长，先后两次进入
非洲腹地，成为地地道道的殖民主义者。
在东非，英国海军以取缔奴隶贸易为名，经常在印度洋拦截其他国家船
只，把截获的黑奴送到印度，由传教士拉拢入教后，再送回蒙巴萨 （现肯尼
亚境内）为英国开辟殖民据点。1842年，“伦敦传教差会”在桑给巴尔建立
传教据点，并以蒙巴萨为桥头，向东非内地发展。同时，英国公谊会传教士
在奔巴岛上以建立种植园，举办技艺培养所的方式进行传教活动。
在西非的塞拉利昂、冈比亚、黄金海岸 （加纳）、尼日利亚等国家，英
国传教士也进行频繁的传教活动。1823年，英国公谊会传教士到达冈比亚，
由英国殖民当局拔给土地，传教士办起了学校。继之，英国卫斯里教会也派
出传教士在冈比亚建立学校，一方面训练冈比亚人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雇工和
农民，一方面向当地人民传教。在加纳，英国传教士于1826年以后进入这一
地区传播基督教，拉拢当地人民加入基督教，入教之后就将这些教徒与原来
的部落隔离。教会还兴办学校，为殖民统治者和英国商人训练办事员。在尼
日利亚，1851年英国在其南部内地建立传教据点，发展了一批教徒，从中物
色非洲籍的牧师，利用他们去吸引更多的当地人加入基督教会。
新教传教士在非洲的传教活动促进了殖民主义的扩张，其本身也取得了
重大发展，非洲新教徒人数迅速增加。
在拉丁美洲新教的传教活动要比天主教晚得多，直到19世纪下半叶，新
教传教士才开始进入拉丁美洲活动，其中美国传教士居多，在智利、巴拿马、
阿根廷、巴西新教的发展成为天主教争夺信徒的强大的竞争对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基督教的传教活动是整
个西方海外殖民扩张的有机组成部分，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西方殖
民主义向海外侵略的过程中，传教士将基督教传播到这些地区，在精神上和
思想上控制这些地区的国家统治者和普通人民，从而维护西方在这些地区的
殖民统治。在一些地区，西方侵略者用大炮火枪打开这些国家的门户，随后
传教士接踵而至，为巩固殖民统治，掠夺这些地区的财富出力。“伦敦传教
差会”的菲利浦、莫费特、利文斯通就是典型。利文斯通提出“基督教与贸
易、文明，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理论，认为传教士必然为殖民地贸易开
辟道路，而贸易是把基督教文明输入殖民地的最好方式。通过传教士的活动，
他们为侵略者收集了大量有关当地的详细精确的情报，通过传教活动博取了
当地人的好感，为以后的殖民侵略铺平道路。传教士的活动以各国政府的武
力为后盾，拉拢欺骗当地人民，随后商人跟踪进入，以贸易为名，进行掠夺。
传教士将基督教传入亚、非、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必然与当地的文明发生
冲突。当地人民一旦识破传教士那虚伪的外衣，就必然奋起反抗传教士的宗
教文化侵略。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不仅沉重打击了殖民统治，而且打击
了教会的传教活动。在近代中国，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不断，中国人
民不断掀起反对“洋教”的斗争，使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屡次受挫。在其他国
家也不断发生反对基督教传播的活动，以捍卫本民族的传统信仰和传统文
化。
从总体上讲，基督教传教活动是资本主义侵略亚、非、拉广大地区的帮
凶，但我们也应该对其作出具体分析。我们不能否认当传教士怀着不可告人
的目的传播“西方文明”时，“西方文明”所代表的生产方式是一种比较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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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生产方式。传教士在殖民地开办学校、创建医院、开办农场、建立工厂，
在殖民掠夺和引起文化冲突的过程中也将西方的文化与教育方法、现代医学
知识和医院、农业和林业的改良办法、现代化的机器生产带到了这些地区和
国家，引起了这些地区和国家某些领域的根本性变化，促进了这些地区和国
家的文明进化过程。我们同样不能否认一些传教士是虔诚的宗教徒，他们在
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几十年如一日传播基督教的教义。这些真正的传教士，
对于他们传教地区的贫穷落后的人民充满了同情之心，为所在地区的发展做
出了贡献。
当然，与传教士的宗教文化侵略所造成的破坏相比，这种积极作用是微
不足道的。
6。近代中国的基督教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从唐代开始，历代不断。清代康熙、雍正颁布诏书，
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禁教令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但是清政府的禁教活
动时紧时松，使传教士在中国仍有秘密活动的余地。到1839年6月，天主教
在中国的13个省有活动，有欧籍传教士65名，天主教徒约30万人。同时从
19世纪初，新教传教活动也逐步渗入中国。
（1）传教士与鸦片战争
在清政府颁布禁教令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成为非法，不能进入中国
内地传教。传教士一面鼓吹采取强硬政策打开中国的大门，为侵略活动搜集
情报；一面为在中国传教进行准备，这些准备包括出版中文书刊，用中文著
述传播基督教教义，兴办新式学校和西医院。
在搜集情报方面，郭实腊 （又译郭士立、郭甲利）起的作用最大。郭实
腊是普鲁士人，受荷兰传道会派遣到远东，1829年后成为自由传教士。他自
己表述说：“我心中长久以来就怀有这样的坚定信念，即在当今的日子里，
上帝的荣光一定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
①
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 。为了实现这一信念，他10次深入中国东南
沿海，搜集了大量的军事、经济情报。他发现当时清政府的经济、技术非常
落后，防备松懈，简直不堪一击。他预计如果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国
很快就会屈服投降。“英国兵只要一个团就可以击退他们几个省的军队。”
竭力鼓吹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强迫清政府向西方打开闭锁
的大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传教士竭力为英国侵略者出谋画策。郭实
腊和马礼逊之子马儒翰担任侵略军的翻译，从战争开始到签订《南京条约》，
他们参与了每一次侵略活动。在战争中，美国传教士雅稗理和文惠廉直接参
加了英军在厦门的侵略活动。英国传教士麦都思被派到舟山，在英军的司令
部里担任翻译。美国的传教士伯驾竭力向美国总统、国务院和国会鼓吹美国
应乘机参与对华作战。另一传教士裨治文担任了加尼海军司令的翻译和助
手，在《南京条约》刚一签订就怂恿加尼向清政府勒索最惠国待遇。1844年
2月美国政府派遣顾盛抵华时，伯驾、裨治文，卫三畏成为顾盛使团的重要
成员，直接参与了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
① 《中国丛报》1837 年8 月号，第140 页，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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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10月24日，在法国传教士的策划下，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
法《黄埔条约》。在条约第22款中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
①
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基督教会借
西方在军事上的胜利打开了在中国传教的一个缺口，也可以说是传教士为侵
略战争服务得到的回报。
基督教传教士借助不平等条约，得寸进尺，向清政府施加压力，终于在
1846年迫使清政府解除了“禁教令”。道光皇帝在上谕中说“天主教既系劝
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
之天主堂，除已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尚存者，如勘明确
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但仍然规定“外国人概不准赴内地传教，以
示区别。”在“给还旧址”交涉中，天主教传教士擅自跑到各省地方，任意
指控，恣意讹诈，以还堂的名义非法强占房地产，甚至煽动教徒用暴力驱逐
旧址上的大批中国居民。甚至一些绅民的华丽居室，也被传教士、教徒硬指
认为当年的教堂，勒逼老百姓归还。一些受当地居民尊敬的与国家体制和文
化传统有关的地方，如会馆、公所、庵堂，也被强迫抵作教堂。传教士在外
国列强使馆的直接支持下，向清政府地方当局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使这种
交涉持续了二十年之久，制造出许多事端。传教士的这种强盗行径，激起了
中国人民强烈的抵抗情绪，中国老百姓对传教士均“怒目相视，俨若仇敌”，
埋下了冲突的种子。
同时，各国传教士违反清政府的规定，纷纷潜往中国内地，发展教徒，
进行种种不法活动。法国传教士马赖不顾中国政府的规定，1852年擅自潜入
广西桂林传教，进行不法活动，1856年2月被地方当局逮捕法办。法国勾结
英国借口“马神甫事件”及于1856年10月发生的“亚罗号事件”，发动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在中国活动多年的传教士成为侵略军最好的参
谋，他们为侵略军提供清政府内部的情报、军队设防情况的情报，使侵略军
对清政府的态度和实力了如指掌。1858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炮台，清政
府被迫同英法美俄签订了《天津条约》。在与这些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
均有关于传教的专门条款。在与法国签订的条约中，第13条规定：“凡奉教
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日，概听其便。凡…备有盖印执
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奉天主教而循
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
无论何处，概行宽免。”在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中，担任翻译的
传教士艾美擅自加入“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的条款。
这样通过武力和欺骗，外国侵略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传教士也获得了在中
国全境自由传教的权利。传教士对此既意外，又欣喜若狂，他们迫不及待要
利用这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