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注意一下张洁新近散文，将有助于以上预测的确认。
在《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发表的前后，张洁有不少散文或随笔面世。这些文字在内容上大都不是现实的临时捕获和生活中小感小触的近距离抒发，而是时空距离较远的回忆。这些回忆几乎都离不开与母亲相依为命的人生，如《母亲的厨房》、《百味》、《太阳的启示》、《这时候你才长大》等。无论往事是幸福是辛酸还是难忘，张洁都是以平实又深沉的文字自自然然地将它们一点一点牵到你面前，似乎并不想让你也沉入她的往事去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然后或哭或笑地激动不已。她仅仅是想让你知道它们，让你了解一下它们，或者仅仅是为了同你说说关于它们的心里话，如此而已。即便她说“每每想起生活给母亲的这些折磨，我就仇恨这个生活”（《母亲的厨房》时，你也会因为全文过去时态的统驭而把这仇恨的情感与现实拉开距离，绝不会感到她在文学狂舞时的那种咬牙切齿，由此可看到张洁心力状态的冲淡。另外，经过丧母的变故和其他人生教育，张洁的心理承受力大大增强，情感境界从脆弱走向超然——“最后你明白了你其实没人可以指望，你一旦明白这一点，反倒不再流泪，而是豁达一笑。于是不再空想母亲的热面汤，也不再期待情人的怀抱，并已死心塌地关掉了电话。你心闲气定地望着被罩上太阳的影子，从东往西渐渐地移动，在太阳的影子里，独自慢慢地消溶着这份病痛。……当你默数过太阳的影子，在被罩上从东到西地移动了一遍又一遍的时候，你抗过了这场病，以及后来的许多场病。于是你发现一个人关在屋子里生病，不但没有什么悲惨，相反感觉也许不错。……自此以后，你再不怕面对自己上街、自己下馆子、自己乐、自己笑、自己哭、自己应付天塌地陷……的难题，这时你才尝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乐趣，你会感到‘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比和一个什么人绑在一起更好。这时候你才算真正地长大，虽然这一年你可能已经七十岁了。”（《这时候你才长大》）尽管这篇散文中的你是一种泛指，却无一处不渗透张洁切实的人生体悟，是她情感境界走向超然的表征。
当然，如此说法并不意味着张洁就再也没有了调侃和牢骚（或咒骂）。还会有的。与以往不同的是，她的文学情绪已从非常态化中渐渐超拔出来，主体对于客观现存介入的程度也越来越浅，旁观者的立场或态度则越来越显明。倘若读一读《如果你娶个作家》，就会感到张洁已经完全超离了自己当作家的苦衷，站在一个只有过来人才可能达到的高度，诙谐而又实在地讲许多人共同的体验和经验。这篇文字完全可以看作既是男人的又是女人的，既是被嫁作家的又是娶了作家的人们不无调侃意味的格言。
散文是与创作主体的生命律动一脉相承的非虚构性本文，这之中，决定叙事态度的一个基本力量是心理力量。张洁心力状态的变化，使她在心血颜色中染就的文字大异于以往。过去，她的文字无论写尽何种人生滋味，都十分牢牢地奋力抓住生命，她的爱恨痛悲中总含着一份生命的苦斗和挣扎，现在已透出深深的生命淡漠感：
我常常站在窗前搜寻，终于看准路边草地上的一棵白蜡树，
那棵树正对着我卧室的窗口，或许它将来可以睡在那里，等我老
到走不动的时候，不用出门一眼就能看见它在哪儿……
我也特意留下9月19日的《北京晚报》，因为上面载有北京
市殡仪馆推出的几个可供选择的陵园，我想，早晚有一天妈的骨
灰再不能和我一起住在我的卧室里，我都没有了，又何谈我的卧
室？我得及早为她寻找一个好些的去处，等到我也归西的时候连
猫一起搬过去。
我们就齐了。
——《幸亏还有它》
张洁已经那么淡然地看待自己日后的衰老和死亡，完全进入到她曾经在《最后的高度》里营造的情感境界。
张洁文学创作最后的高度，正在这种情感的境界里孕育。
4
实际上，张洁文学之恶的谜底已经揭开了。
用非文学评论性的术语概括一下就是：有多少爱，就有多少恨；期望越高，失望也就越大；狗急跳墙，何况人乎。这样的对立两极，自然是对社会人生中的真善美与假丑恶而言的。
按照弗洛姆的本意，对母亲的共生固恋是指内在于人的最基本的情欲之一，它的旨向大致包括人寻求保护的欲望、人自恋的满足；逃避责任、逃避意识等负担的渴求；对无条件的爱的希求等。并不是只有婴儿才渴求母亲，一个成年人跻身于社会在人生的风险和担负中同样渴望一种确定性、保护和爱恋的力量，母亲自然成为这力量的第一化身和切实的保证者。弗洛姆在这种固恋中窥见到了人类的脆弱，同时也揭示出这种固恋在极致状态下可能产生的焦虑不安，以及它与人类的自恋和死亡欲望（也有一种说法叫“恋尸”）聚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最危险的恶性形态——衰败综合症。弗洛姆的深刻就在于，他立基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从消极的方面看到人类情欲在特定背景下可能出现的反常性与社会恶果。在张洁对母亲的共生固恋里，同样藏着人类与生俱来的脆弱，她的文学之恶同样是对母亲的共生固恋在特定的背景下被逼到极致状态的一种反弹——以变态的方式护卫自己致命的脆弱，补偿自己对这个世界极端的失望和悲哀。不同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恶性形态有它独特的艺术价值，而张洁无论曾经表现出怎样的穷凶极恶张牙舞爪，都是为了那样一份紧紧系结在真善美之上的爱。
好在一切在这个谜底被揭穿以前都已经过去了。
人们等着看张洁下面的文学表演。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三毛
三毛
张默芸
以“小人物”自居的台湾女作家三毛，是深受台港、东南亚和中国内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欢迎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早被台湾《每月书摘》译成十五国语言，畅销海内外。1983年5月，我为福建人民出版社编了一本《三毛作品选》，即一售而空；1986年应读者强烈要求，我在《三毛作品选》的基础上又增三毛新作，编了厚厚的《三毛作品选》，又被读者抢购一空。1991年1月4日，三毛自杀于台北荣民总医院，读者悲痛之余，又纷纷来信来电话向我要《三毛作品选》，而我已经一无所有。三毛是怎样一个作家，她的作品为什么这样受欢迎？我们应该怎样全面评价她的创作？
一
三毛，原名陈平，祖籍浙江， 1943年3月26日生于重庆，是律师陈嗣庆的娇女。她自幼酷爱文学。把读书当成“玩”。三岁时，就对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着迷，一边猜一边向父母兄弟姐问字，就这样既弄懂了内容又认了字，就这样边猜边认字，学龄前“玩”了《木偶奇遇记》、《苦儿寻母记》、《爱的教育》、《安徒生童话集》、《格林兄弟童话》等书。1948年，三毛随父母去台湾，当时她六岁，刚上小学，对太浅的语文课不感兴趣，却特别爱读《国语日报》、《东方少年人》、《学友》等报刊。有时还偷读鲁迅、冰心、郁达夫、巴金、老舍等人的“禁书”，对鲁迅的《风筝》感动得了不得。小学五年级时，迷上了《红楼梦》、在中学里，也因沉迷于《水浒》、《今古传奇》、《复活》、《死魂灵》、《猎人日记》、《莎士比亚全集》等“闲书”而不能自拔。①以至初二第一次月考，她四门课不及格，数学更是常得零分。初中二年级第二学期，因为怕留级，她决心暂不看闲书，跟每位老师都合作，凡课都听，凡书就背，甚至数学习题也一道道死背下来，她的数学考试竟一连得了六个满分，引起了数学老师的怀疑，就拿初二的刁题考她，她当然不会做。数学老师即用墨汁将她的两个眼睛画成两个零鸭蛋，并令她罚站和绕操场一周来羞辱她，严重地损伤了她的自尊心，回家后她饭也不吃，躺在床上蒙着被子大哭。第二天她痛苦地去上学，第三天去上学的时候，她站在校门口，感到一阵晕眩，数学老师阴沉的脸和手拿沾满浓浓墨汁的大毛笔在眼前晃来晃去，耳边轰响着同学们的哄堂大笑。她双眼顿时变得异常沉重，不敢进校门。从那天起，她开始逃学，她不愿让父母知道，还是背着书包，每天按时离家，但是她去的不是学校，而是六犁公墓，静静地读自己喜欢的书，让这个世界上最使她感到安全的死人与自己做伴。从此，她把自己和外面的热闹世界分开，患了医学上所说的“自闭症”。这个数学老师就这样残暴地摧毁了三毛的自尊与自信，使她成了一个“轨外”的孩子。好在父母疼爱她，理解她，当他们了解真相后，即为她办了退学手续，自此，她“锁进都是书的墙壁……没年没月没儿童节”，甚至不与姐弟说话，不与全家人共餐，因为他们成绩优异，而自己无能，她曾因此自卑地割腕自杀，为父母所救。为了使女儿走出自闭症，父亲不仅亲自教她古典文学和英语，还请人教她学钢琴，学山水画，习花鸟。可是，她只对书感兴趣。直至她在姐姐二十岁的生日会上认识了画油画的陈涛，惊奇油画的“立体”，问明了陈涛的老师是顾福生，她也要拜顾福生为师学油画。就是这个顾福生，把她慢慢从自闭症中解救出来，因为他了解她的过去和性格，深知她没有绘画的天才就引导她走上文学之路。他借给她《笔汇》合订本，她读了陈映真的《我的弟弟康雄》后，发现世界上寂寞的不止她一人：“世界上有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灵魂啊！”再见顾福生的时候，她不再沉默，而是“说了又说，讲了父讲，问了又问，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都在那一霎那间有了曙光”。①三毛的处女作《惑》，也是顾福生交好友白先勇发表在《现代文学》杂志上，署名是“陈平”，那是1962年12月的事。对三毛来说，白先勇是改变她生命的第二个人。这两个人帮助三毛由自卑走向自信，三毛永远感谢他们。以后又在《中央日报》发表了《异国之恋》、在《皇冠》发表《月河》等小说。又经过顾福生的介绍，三毛与当时刚从台大外文系毕业的陈秀美（即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陈若曦）成为好朋友，并在陈的劝说下给文化学院的创办人张其昀先生写了封要求上学的信，三毛即被张先生接纳为选读生。她学过油画，又有文学天才，她本可选艺术系或中文系、她却选了哲学系，她希望哲学能为她解答人生的问题，但结果哲学的苍白教条“并没有使我找到生命的答案，解决不了人生问题”，她甚至想“自杀”。在文化学院，她曾与戏剧系的学兄舒凡热恋却又苦于不能结合，而受到感情上的重创。为了摆脱精神上的苦闷和感情上的失落，她去西班牙马德里大学留学，初识西班牙少年荷西。不久又转入德国歌德书院学德语，毕业后即去美国芝加哥伊利诺法律图书馆工作，但因不能忍爱“洋鬼子”的“不识相”，两年后即回台湾。在台湾文化学院、家专、政治干校教德语两年，与一德裔男子相恋，结婚前夕，未婚夫心脏病猝死。她看到钉子钉闭棺材，那声音重重锤打她的心，她也不想再活，但自杀未遂，父母又救了她。为逃离举目皆伤心的场景，又以“人生苦短，不喜平淡”为理由，辞去教职，重新流浪，终于来到了她日思夜想的撒哈拉大沙漠，并经历了艰苦的考验。在这里，她和那位爱了她七年，等了六年的西班牙青年荷西结了婚。荷西从精神到物质都给了她有力的支持，就这样，她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她决心和沙漠土著沙哈拉威人“打成一片，他们怎么吃，我就怎么吃，他们怎么住，我就怎么住”，“我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个性里逐渐掺杂他们的个性”。她终于爱上了这儿的人，爱上了她视为第二故乡的“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凭着这种热爱，也为回报父母的关怀和期望，她提起已经停了十年的笔，写下了新生活的第一个故事：《沙漠中的饭店》，紧接着，是《悬壶济世》、《娃娃新娘》……后来，她在台湾的父母把这些作品结集出版，即《撒哈拉的故事》、《稻草人手记》、《哭泣的骆驼》、《温柔的夜》、《梦里花落知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