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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李兹太太说：“你对。吴小姐，我们叫你名字吗？”
“当然，叫我燕心好了。”
“燕清，燕清，”琳达念念有词地轻声叫着：“妈妈，好奇怪的名字！”
於梨华用简洁、自然的文字，把一个没有家庭温暖、狡黠、刻薄，却又可爱的孩子写得绘声绘影。
读於梨华的作品，给人再一个突出的感受，是她的文字形象、凝练、简洁、新鲜，很像一个刻意打扮，但却显得自然天成的美丽女性。清新的句子篇篇可见：
“诩样简直是换了一个人，好像脸上的皮被人撕去了一层，新脸上，油光光的，每一个毛孔都冒着笑。”（《交换》）
“万回克快道上的车，像吸铁石中串连着的钉子，一根衔接一根，停顿时比移动时多。”（《友谊》）
“有的大裙飞着小小的圆囤，好像一个人对于平凡的生活模子的挣扎，要掐出那个圈子，但还是离不开那个圆圈。”（《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总之，跳动在於梨华作品中的真挚情感，细腻笔触和洞察事物的锐敏目光实在令人赞叹不已。
她跳出了台湾和海外有些女作家囿于生活，多描写身边琐事的小圈子，关心着一代人的命运。她那坦荡的胸襟，热爱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和对事业的责任感，不断攀登的壮志雄心，使她在艺术上永不满足。我不禁想起了威廉·福克纳的一句名言：作为一个好的小说家“必须永不满足他过去所写的东西，永不认为他已尽了全力，永远在梦想着达到更高的境界……”
七
於梨华很有风度，很有神采，她说自己“善怒善喜，活泼好动，爱好网球、游泳、滑雪……”见过她的人说她“即使好好的走着，好像也使人觉得她是在跑跑跳跳。她讲起话来，往往一泻千里似的，语调又急又快，手势也多。笑起来又好像毫无保留，没有一丝忧愁。”她是个能干的主妇，会买东西，能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她爱孩子，爱丈夫（八十年代同沈君离异），爱自己的工作。她以教书为职业，自1968年后，一直在纽约州立大学任教，讲授英译中现代文学、中国古典文学概论、书法、中国现代文学选读、中国报章杂志选读、中文会话、中文作文等课。1977年到1978年，还曾担任该校中文研究部门主任。之后她曾去印度讲学。她是个尽职的好教师，但最爱的还是写作。“书桌对于她就好像饭桌对于一个饥饿的人一样，有无尽吸引力”。她说：“一天不写作，就觉得生活失去了平衡，一切都不对了。”“我认为使人想写真是一股巨大的神力，它可以掩盖过一切写作路途上的寂寞，写作技巧上的困难，而给这个写作的人一种难以形容的满足。”
她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爱国主义者。1975年，在阴霾满天，暂短的云开日出的季节，离别祖国大陆二十多年的於梨华第一次踏上梦魂索绕的故土。祖国已不是她记忆中的形象——牟天磊在金门眺望厦门时想到的童年时家乡的情景：
战前小镇里的宁静得单调的没有柏油的大街，街边的杂货
店，杂货店的柜台上排着的破璃瓶，瓶里的橄揽、冰糖、生姜糖，
粘在一起的牛皮糖，站在柜台后的掌柜，一个瓜皮帽上的一粒红
绒球，一根旱烟管，一副黄黑的牙，一双混浊的眼睛，望着店外面
静得完全睡着了的午后的太阳。
这也正是家乡留在於梨华脑海里的底片。
在祖国逗留了一个月，她忙忙飞回美国，巡回在耶鲁、麻省理工、芝加哥、哥伦比亚等著名大学，热情演讲自己回国的见闻，并很快写出人物报道、短篇小说集《新中国的女性》（1977年，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介绍解放后各行各业同胞姐妹的形象。
这次祖国之行，对她的心理和创作都有很大影响。当她再度把1974年初起稿的《傅家的儿女们》这部长篇小说接下去的时候，却感到“笔重如山”。她说：“在我想写及我能写的中间，有很大的距离。我能写的几乎有的不忠于目前的自己，而我想写的又会不忠于原来的读者”。她克服了接不上的困难，循着原来的构思把这部小说写完了。“但她对人物的内心，对人物的走向和分化发展却有更深刻得多的剖示。”在鞭挞那最丑恶的同时，针锋相对提出了一系列新人。“这些新人不再像於梨华过去刻画过的形象那样不是不甘于同流合污便是自暴自弃，这些新人尖锐地发出‘固定的职业后面，发了财以后是甚么呢？’的疑问，最后肯定，‘一个人除了要做些主观上有意义的事情之外，更应该做些客观上有价值的事’。”可以看出，她的写作又跨入了一个新时代。
她又飞回来了，观光、学习、探求。常言说，儿不嫌母丑。看到困难中的祖国的某些病态，她悉心尽情，通过《人民日报》她曾向祖国的青年朋友，意味深长的讲述了自己的留美经历。她写出了报告文学集《谁在西双版纳》（1978年，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介绍少数民族在解放后的实况和政府对兄弟民族的政策。短篇小说集《三人行》（1980年，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则描述了四个现代化在国内外所引发的问题。
不但回到大陆，在美国她也同样抓紧一切时机了解、关心祖国，和访美的祖国亲人和文学家频繁接触。她“虽然住在美国，实在关心中国。”
过去，她的笔写的是中国事和情；现在，她不满足了。她渴望与祖国人民一道，为美好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写给《人民日报》编辑的信中，她热诚地说：
我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不能像我许多朋友那样，回去讲他们
的科学，做出比较急需而直接的贡献；这是我很遗憾的。但后来
想到，士。果能向国内读者报道一下美国生活实况，也是目前国家
需要的。除了这封万字长信外，我还有一个建议是：读者有什么
关于美国或西方的问题，可以写信给我。我以后可以按照他们最
想知道的一些事作回答，还是可以用书信方式的。我不能回答
的，我可以请教这里的朋友。
她热爱伟大的祖国，祖国母亲已向所有海外游子张开热情的怀抱。“没有根的一代”的苦恼是结束的时候了。“落叶归根”，这个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多么富于诗意和人情——於梨华用自己的行动，写着一部新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1995年3月30日修订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谌容
谌容
刘蓓蓓
“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一个伟大代表”是马克西姆·高尔基，即“痛苦的马克西姆”。中国新时期文坛上重要的女作家谌容，看来也该姓高尔卡雅。即使不读她的作品，不了解她的简历，只要看看她那被中医称作“肾虚”或“气滞血淤”的黑眼圈，和她两指夹着的香烟，你就会隐约感到她身心可能遭受过的痛苦。在她这种年龄的知识女性中抽烟的不多，凡抽烟的大多有些坎坷的经历，从事着沉重的精神劳动，也都颇有些女丈夫气。
大器晚成
谌容于1936年10月3日在湖北省汉口出生后刚满九个月，就被中国历史上的“七七”事变卷进了动荡的生活。在从武汉到成都，到重庆乡下，到北平，又返回重庆的颠沛流离中，她度过了自已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她成名后多次对采访者说过“我没有牧歌式的童年”，她给自已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陆文婷们或惠莲们安排了孤苦寂寞的童年，大概就是在表达她自己对“童年”二字的理解和感受吧？当然，她的“根”是在四川，祖籍是她从未去过的巫山。所以她让《永远是春天》里的男主人公李梦而用川菜为女儿山妮饯行。但她的很多作品里回旋着的是纯正的京腔京韵，她甚至以北方人的耳朵和心理，感觉出拖长的川腔里风趣幽默的成分，她把这口音给了研究外国文学的沈志业，使他得以借此在小说《真真假假》中的政治学习会上严肃地扮演一个令人捧腹的角色，达到她对“文革遗风”调侃的目的。看来，浪迹天涯的人生旅程把这个川妹子改变得颇有些忘本了。
她生命的航程中重大的转折点是重庆解放后的1951年。当时这个梳着两条小辫于的大眼睛初中学生“立志脱离家庭，参加工作”。她要摆脱的那个家庭，曾给她起过很典雅、很封建的名字：德容；那个家庭还有一个毕业于中国大学法律系、当过国民党法官的父亲。中断学业，自食其力，不知她当时是否感到过痛苦，但这样的政治抉择对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来说是够严峻、够沉重的。她先后考取了部队文工团和西南工人出版社，家庭的熏陶令她在歌舞和书籍之间更钟情于后者，于是这个出版社门市部的小小营业员，便常常背着书沿着嘉陵江走向工厂矿山去卖书，从此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过了三十年她成名后，人们得以借“从卖书到写书”之题大作文章。也许1952年在西南工人日报社读者来信组工作，白天分发来稿来信、夜里记录广播新闻之余拼命读书的谌容，并不曾有过当作家的自我设计，但她自修了俄语和全部高中课程，广泛涉猎了解放区文学和苏联文学，于1954年考上了当时的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即后来的北京俄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今日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调干大学生，实际是为日后登上文学殿堂奠定了基础。起初她似乎很顺利地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读书，入团，结婚（丈夫是《人民日报》的范荣康），1957年毕业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当音乐编辑后任俄文翻译，家庭、事业美满，真像“幸福的生活万年长”的样子。
然而，命运之神或说是义乙女神却不能容忍在二十世纪的女作家中没有谌容。他们让神经官能症之类的多种疾病把她击倒在打字机旁，在1962年逐（精简）出中央机关，而北京市的中学也不敢接纳一次次晕倒在讲台上的病号，她只好回到北京市教育局，吃“劳保”，待分配。疾病的折磨，生活的孤独，“闲”的惨痛，成为她人生舞台上最不堪回首的黑暗一幕。为了寻找精神寄托，她读书，集邮，习画，听戏，操持家务，这一切都丰富了日后她写作的小说的细节，却没能使她的灵魂得到解脱。虽然拿着“劳保”在家中做贤妻良母的，无论是六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都大有人在；虽然在《真真假假》里谌容写过“烹调是通向家庭幸福的桥梁”；虽然她多次让自己笔下的陆文婷们、阿璋们抒发对丈夫、儿女和家庭的歉疚、负债的感情，但作为一个有知识、有理想的新中国女性看来，“烹调蒸煮、缝纫洗涤”“只是家庭的需要，并不是社会所需要的。我毕竟还是一个对社会没有用处的人！”在谌容式的词典里，安于对社会没用即是“沉沦”。看来“自扰”的未必都是庸人。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价值观念中社会责任感或使命感或义务感这些“自寻烦脑”、“自讨苦吃”的信念和感情，在谌容这一代人身上更被革命激情强化得执拗而狂热，她心无宁日，苦苦求索，终于在各种尝试中豁然开朗：“病体不能坚持八小时上班，有一小时的健康还不能写点什么？”于是她走上了文学之路。古今中外的作家们进行文学创作的动因是多种多样的。愤怒出诗人，病痛也可以出诗人。谌容视文学为生命，倒不是以文学谋稻粱，而是谋生存的高质量，高品位，寻求自身生命存在的最佳形态。她称文学是自己在“痛苦中的抉择”，殊不知，这一抉择给她带来的是更多更深的痛苦，这大概就是“人生识字痛苦始”吧。
当然，这痛苦主要不是指所有作家都体味到的文学创作的艰辛。虽然她八十年代写完《人到中年》便累得大病一场，但还写了散文《病中》为证，而九十年代她在病中编完一本自选集后竟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累，累得连写一篇不足千字的杂文的力气都没有。作为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无疑会本能地认定文学要为工农兵服务。六十年代的谌容不可能描写舞会剧院中的生活，更“不屑为自己的病痛呻吟”，她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为自己在小学生时代有所接触的农民服务。于是她自讨苦吃地拆散了自己的家庭：把两个儿子送到上海，把丈夫丢在城里，1963年7月她孤身一人自掏路费来到吕梁山下汾阳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