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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一声嘱咐，几句道贺，飘过水面去了。我爱水，冬天，它们像家
酿的烧酒，那么醇，那么清亮，那么静静地流着。我更爱江南人此
时水上、埠头的生活，称呵，量呀，大家欢欢喜喜地把金山（稻子）
银山（萝卜）送走；槌声、笑声，妇女们嬉闹着漂出鲜亮的衣裳、被
单，晒在用节节篙架起的长竹竿上，把太阳的香味，也带进夜晚
温暖的梦中。
仅仅搞引《择居记》中的几句（更不要说《乡村小曲》及其续篇了），便把人引入如诗如画情景交融的江南生活之中。
评论家欧阳文彬在《诗意小探》中这样评论菡子的散文：“洋溢在你的作品中的诗意，决非外加的点染，而是从猎取素材、酝酿主题，也就是艺术构思开始的时刻，就已经形成的。”还说她“始终追随着生活的激流，让自己的心脏和时代的脉搏一同跳动”，“从自己的角度、自己的个性出发，去寻找生活中的诗意，并赋予自己的歌以特有的声腔、色彩、旋律”。这些话，对菡子的创作个性来说，恰到好处。
菡子真挚、热烈的感情，都溶进了“得天独厚、人杰地灵、山水阳光”的江南。她的江南白描的画稿，“不仅是单纯的报道和素描，更不是供观赏的静物”，她要表现的是“生活新、思想新，甚至技巧新”，“以明媚、富饶、多采的江南作背景，但它是经过改变的江南。”她也画名胜古迹、风霜雨雪，不过要赋予它们时代的气氛。当天的见闻也画，但它一定是像刚刚“从水里或泥里取出来的，浑身都具有江南的江、湖、山林之气。”她画什么都能画好，因为她熟悉江南的林寨、流水、山丘、湖塘、竹园、鲜笋、蚕豆、竹器家什，更热爱那里的人民。
除了那些“江南白描”，她还用泪水栽培了许多小白花，编织成献给领袖、英雄人物的花环。《素花集》的《大江行》、《梅岭诗意》、都是感人的篇章。
多年前，我曾写过菡子一篇小传，关于她的作品，有一个简单的概括：“构思新巧，富有革命哲理，有浓郁的抒情的调子和包含耐人深思的诗意。”虽然简单，但是个客观的归纳，而“诗意”则是她散文的灵魂。诗意从何而来？从生活中，从时代精神中。这是菡子从来没有变过的思想。
八
没有学习和借鉴，就没有进步和创造。就教于人，是菡子的长处。她不仅喜欢《红楼梦》、《水浒》、唐诗宋词及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的作品、朱自清的散文、闻一多的诗，也喜欢高尔基、托尔斯泰、梅里美、契诃夫、聂姆卓姬的作品。同时她认为，一个作家不重视当代作家的作品是一种罪过，于是她又仔细读了赵树理、周立波、沙汀、艾芜、柳青、孙犁、马烽、骆宾基、王汉石等人的作品。古今中外名著，都在她学习、借鉴之列，这使她的创作不断有所进步，并跨入大家之列。
菡子的乡下生活开始后，直到她1992年中风在家，一直没有结束。她自称是一只候鸟，“根据山中、湖边人们不同的劳动季候，随着他们生活高昂的节奏，飞来飞去，在勤劳而好客的社员之间，到处都有我可爱的家。”
人生，像路一样，总是曲折的。1961年，菡子又因在安徽发表小说《父子》而受到公开批评。据说，她的《前方》、《亲家公》也被列为坏作品。菡子自己承认，《父子》是她探索中一次失败的尝试，但无论是动机还是效果，都不是反党之作。这场批评使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于群众的力量和她的检查，第二年秋后又得以发表作品，并与巴金、魏巍同赴越南前线访问三个月。考验刚刚过去不久，谁能料到，1966年那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灾难，竟像洪水一般吞没了整个中华。菡子并没有人赐给她“方舟”，在这灭顶之灾中，岂能幸免！她又遭到清算，“反党”、“攻击江青”都是她的罪名，长期审查使她遭到难以愈合的创伤，蹉跎了十年的岁月。菡子说：“最可惜的是我失去了在战争和农村生活中留下的珍贵信件和笔记，连那已经写好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也被付之一炬。我所以还有生的欲望，是始终相信党和群众……”她自称是“狂热的爱国主义者”，爱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人民；一想到先烈和牺牲了的战友，她便热泪盈眶，就想到责任，就有了生的勇气。
1972年至1975年，中国尚在黑夜之中，她被下放到工厂，但有幸参加了上海金山工程的创建工作，同筑港、航道工人朝夕相伴，海上船上的生活，那狂风巨浪陶冶着她、启发着她，心境为之开阔。真理和正义终于爱抚地给她恢复了名誉。1977年3月，春风得意人得意，她马上就去深入生活，到过粤北、赣南、皖南，访问了海南岛、西双版纳、黑龙江，又沿长江而行，以三峡为中心，采写了雄伟的葛洲坝和原林莽莽的神农架。长期在她的“根据地”苏南蹲点，一连四个春节没有回家，在生活中寻找新人、新事和新政策给中国农村带来的新变化。
菡子一生奋斗，为了什么？庸夫俗子永远不会理解那颗战士的心！我知道，她痛心流逝了许多宝贵的时间，急于追回一去永不回的光阴，继续完成她过去“十年计划”中没有完成的事业。1970年，她怀着崇高的敬意，与李纳合作写成歌颂叶挺的电影文学剧本《江南一叶》，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全国作协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创作委员会委员。1982年秋，与温小钰访问澳大利亚，在亚洲研究中心及几所大学以《中国女作家的崛起》、《妇女与儿童文学》为题发表演说。之后，依旧深入农村，还到风浪滚滚的东海深入生活，写成《东海八日》。另外，编了三卷《女兵列传》（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写完长篇，整理了自己的文学手记《晴窗小记》。时光和生活在她心里翻腾着，文思也翻腾着……
九
菡子，除了童年和少女时代，好像再也没有个人的“履历”。我对她青年时代以后的生活写得太少，因为她把自己交给革命后，再也没有“自己”——一位从战争和坎坷中跋涉出来的战士，没有多少属于家庭生活，性格中多的是爱，少的是恨，一生只有辛勤耕耘。作为家庭主妇，她自认是“不称职的”。
从发表第一篇小说伊始，菡子一直是一位强烈的“遵命文学”的信奉者，把“……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解放后，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她在农村生活，时时分享着农民丰收的喜悦，分担着人民的忧患。她在那里换而不舍地追求着真，追求着善，追求着美，用自己的眼睛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发现诗，在平凡的生活中提炼着诗意。于是，她的小说和散文有了自己的风格——建立了艺术美。她不善于去揭露阴暗，而喜欢写些美好、光明的事物，好给人以希望和信心。
“种子、肥料是美的，庄稼是美的，劳动的姿态更是美的，克服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则具有无上的美……”（《初晴集·后记》）她创作生活里这种美学观，又使我想起奥古斯特·罗丹的《遗嘱》，菡子是在传统和“自然”中建立、发展自己风格的作家。
菡子说她有苦难的童年、早逝的青春、清晰却也浑沌的中年和晚年。但她是一位追求诗的战士，她还要写自己的反思、鲁钝和局限，也写真理和信仰融化了的心灵。
菡子要创造，为了那种境界和光荣的使命，她沿着自己几十年凿成的“小径”，以毕生的精力追赶时代前面的队伍；她说她要像百鸟齐鸣中的小雀，永远唱属于战士的歌……
1984年初稿 1995年元旦修改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张爱玲
张爱玲
阎纯德
在“血水浸染、烈火升腾”的大海里，中国曾有过一个孤岛——上海。上海孤岛时期，创作力旺盛的张爱玲和苏青，就像文坛上空闪烁的双星，颇为人所关注。苏青也很有成绩，但作品本身却远不能与张爱玲相比。
张爱玲于1952年离开上海，先香港，尔后远走他乡，定居美国。人们看不见云雾中深藏的双星，并不是双星已经陨落。当地球旋转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双星才又露出了光芒，而尤其属于张爱玲的那颗，却越发显得明亮。
1994年末至1995年初，我曾给国内一些资深的中国文学研究家写了一信，并列举三十多位笔者认为本世纪最著名的女作家，然后依据这些作家作品自身在文学史上自然形成的价值与地位、在国内外读者中产生的影响及对中国文学、中国作家的影响，历史、客观、公允地选出十位成就最大者，就此征询研究界朋友的意见和看法。他们都给了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于是“20世纪中国十大女作家”，基本上有了一个科学的名单。每一张“答卷”中都有张爱玲。有的研究家还为她们画了序号，排了名次，有把张爱玲排在第二的，也有第三的。
这个“民意”测验具有代表性，也具有权威性。张爱玲终于回归了文学本身，回到文学史上属于她的那个位置。
张爱玲这个名字，在中国姓氏文化里，有着中国人的审美传统，美丽、朴素、普通，城市有，乡村有，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玲”这个名字。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在本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国大陆，除了有一定资历的文学研究者和解放前成名的作家外，普通文化人和读者，能了解张爱玲其人的实在不多。1980年，当我第一次在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教授的大著《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名为《中国近代小说史》）中读到关于张爱玲和钱钟书的评论时，真是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清新。随着历史的演进，张爱玲虽然人在国外，但她的文学精神和影响却早已回归故里，在读者心里和文学教师的眼里及青年作家的认知中，她从名作家，到大作家、杰出作家。这个过程，是张爱玲一生中在文学领域创造的传奇。
一
“我是生在上海的，两岁的时候搬到北方去。”张爱玲在《私语》里这么说。张爱玲祖籍河北丰润，于1921年9月30日生在上海地处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用她的话说，那是一个“乱世”。“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但我们沿着历史的河岸往上走，便可以寻觅到张家那片阀阅世家的天空。
她的祖父张佩纶，是正直的儒生，忧患国事，成了清朝末年同治、光绪时期“清流派”的主要成员，评议朝政、弹劾贪官，力主抵抗外敌，深受朝廷的青睐；后为同治时期的翰林，官至侍讲、署左副都御史；但在他统率清兵抵抗法军的那场著名的“马江之战”中大败而逃，被朝廷问罪流放北疆。李鸿章器重人才，张佩纶刑满归来后即被李鸿章收为幕僚，并以小女李菊耦相许。于是李鸿章的亲女儿成了张爱玲的亲祖母，就是说张爱玲的血管里流淌着“贵族的血液”。关于张佩纶与李鸿章小女的婚姻奇缘，及其宦海沉浮的坎坷与辛酸，可在清末小说名著《孽海花》中钩沉到真真假假的传奇故事，也能听到些许历史的回声。
一个家族也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永久的兴旺，总会由盛变衰，也会由衰变盛的。时至张佩纶的晚年，夕阳已经深深笼罩了张家的深宅大院。到了张爱玲父亲那一辈，家道中落，昔日的辉煌已经所剩无多。
张爱玲两岁时随家到天津。她整天生活在仆人中间，总是由佣人抱着走亲戚看客人，从小生活在封建礼教的熏陶之中。张爱玲在《我的天才梦》里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三岁时，她便能背诵唐诗。她在《私语》里回忆说：“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母亲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我开始认字块，就是伏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稍后，她家里为她和弟弟请了私塾先生，算是她的正式教育，从此也开始了她最讨厌的背书生活。那时期她常常为背不出书而苦恼。“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