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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外文字之比较 札记-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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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延国书屋品茗
  舌耕之余,好读闲书。曾在徐珂所编的《清稗类钞》中读得一则《中外文字之比较》,现不妨引录如下:
  文字孳乳,以西洋为最速,我国为最迟。或即据文字之增加,以考一国文化之进步,似未可据为典要也。我国文字,自苍颉造字至汉许氏《说文》,其数为九千五百五十三字。此后则历代皆有增加,至《康熙字典》,仅得四万二千一百七十四字。以年代计之,则平均所增,岁仅二三字而已。持是以考泰西各国文字,其孳乳之迟速,有不可同是而语者。兹即以英国考之,在十七世纪之末,通用字典仅五千余字,今则巳远四十五万有奇。其文字孳乳之速,真有令人不可思议者。然谓其为多字之国则可,谓其文字之增加,即为一国文化进步之特征,似沿有说焉。试即中外文字增加迟速之故而详考之,知文字多寡,未可与一国之文化为比例也。
  夫我国文字,今不过四万有奇,识者以为少,然此四万余字中,人所习用者,亦惟三四千字。以此三四千字作为文章,意无不幸,言无不足,而无周转缺乏之患,此其帮何哉?盖以我国文字与泰西迥异,其妙用在能累而成文,及六书之变化,故字少而周于用,与夫泰西之一字一义,一物一名者有问矣。泰西虽亦有一字数义者,然多见于动词,其他名词为数甚少。姑举一二仍以比较之,如一二三四等之数目字,我国由一以至万,所用之字,去其同者,仅十三字在前以代之。若英文则需二十九字,法文则需二十三字,其他各国葳倍之,或数倍之,要未如我国字之简而显者也。盖数目字以我国为最简,尤以我国为最明了。法虽少于英,较英尤拉杂累赘。如曰九十,彼不直曰九十,而曰四二十十。盖四个二十合为八十,再加十则为九十也。此等文义,在他国人闻之,非精於数学者不能遽辨。此其一也。又泰西文字,凡一物,则多锡以专名。夫天下万物本无穷尽,若一一锡以专名,虽数千万字,亦有时而穷,殊不若我国之累而成文,用字少而名物多也。兹任举一字以为喻,如皮毛之“皮”字,在我国则可用作书皮、树皮、地皮、象皮、羊皮等。即以一“皮”字为名词,而以“书”,“树”等字为形容词,字少而义赅。在西洋则皮字为一名词,书、树、地、象、羊各为一名词,而书皮、树皮、地皮,象皮等又各为一名词。即以上数词计之,在我国仅用六字,即皮、书、树、地、羊、象六字而已。在泰西则需十一字矣。即皮、书、树、地、象、羊、书皮、树皮、地皮、象皮、羊皮。英,法,德皆然。此又其一也。
  匪特此也,英国之形容词,动词,或以形容程度之不同,或以动作时候之不同,每字皆有三变体。动词有时则有四变体,五变体者。既因时候之不同,复因发言之人及双单数而各异。如是非之“是”字,在我国固无论时候之迁移,发言人为谁何,及是否为双数,单数,概用一“是”字而已。英国一“是”字,则有八体。如be,is,am,was,were,been,are,art。译义同为一“是”字,乃因时候异,数目异,言者异于是字之形体,亦因之而异矣。我国虽亦间有此例,如《尔雅》“初哉首基”十六字,皆训为“始”。然其用则甚宽广,不以时间数目限制之也。且加以假借,引伸,复不能以一“始”义缚束之也,其他欧西各国,与英国略同,字虽一义,而其因时候,数目,阴阳及发言人种种关系,字形即有若干之变体,德,法较英为尤甚。此虽为泰西各国文字之妙用,然其字数之多,亦其一大原因也。
  且我国文人好用古字,故每为文,常搜罗古书中之僻字而用之,以为矜奇。而其所用之字,自皆有本原,人于是皆以为博,曾未敢有以杜撰之字为文者也。泰西则不然。凡一代文豪,一国文章事业即任其操纵,文法,字体,凡出于文豪之改变者,举国莫不遵之,其他皆非所问,此与我国适成反比例。文字增加迟速之故,与此亦有密切之关系者也。挽近泰西科学昌明,即科学名词一项,已达二十余万字。而此二十余万字,译为我国字,以最通习之数十字,即足以赅之,此人之所习知也。虽曰于译义容有未尽,然较诸泰西仅锡专名多无意义可寻者,犹有间焉。综此数例,知泰西文字所以多于我国者,在不知累而成文也。不知累而成文,字数虽多,徒增其烦扰而已。且我国文字之妙用,尤不止此。其精粹尽在六书,六书之体备,文字之用亦备,虽历百世而不增,亦自无缺乏之患,可断言也。
  通览这则文字,可以窥见其作者旨在对中国文字(实为汉字)字少,而西方文字字(实为词)多这一现象进行比较。他认为中国文字字数“孽乳”迟缓,是由于这种文字具有“累而成文”的特点的缘故。而西方文字字数“孽乳”迅猛,造成字数繁多,恰恰是由于未能具有“累而成文”这一特点所至。作者拈出一个“皮”字为例,进行比较,颇具说服力。此外,西方文字如英文的动词、形容词等有多种变化形式,如“是”字,在英文中便有八种变体,这也是西方文字字数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该文作者还认为,由于汉字能累而成文,尽管西方科学名词多达数十万,汉译时,只需“以最通习之数十字,即足以赅之,此人之所习知也”。
  通过这些比较,作者充分肯定了中国文字的优越性,即“字少而用于用”,能够做到“意无不幸,言无不足”。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国文字的“精粹尽在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六种造字方法——引者注) 六书之体备,文字之用亦备,虽历百世而不增,亦无缺乏之患”。
  耐人寻味的是该文作者还从另一个视角剖析了中国字少,西方字多的原因。即中国文人好从古书中搜罗僻字为文,而丝毫不敢杜撰新字。西方人却迥然不同,一国的文章事业,尽可任一代文豪操纵,这些文豪可以大胆创造新文法,可以大胆创造新字体,而“举国莫不遵之”。中国人的保守态度与西方人的创新精神,在这一点上,也形成了鲜明的“反比例”。对前者,该文作者无疑是持否定态度的,对后者,他未明言,但从字里行间似可嗅出几分褒扬的气息。不过作者毕竟是一位爱国者,他在文章伊始,两度重复“据文字之增加,以考一国文化之进步,似未可据为典也”的观点,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清稗类钞》的编者徐珂,系杭县(今杭州)人,清光绪年间举人。他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长于文学,善于诗词,尤喜搜辑有清一代朝野遗闻。晨抄露篡,笔耕不辍,以此终老,卒年六十。著有《小自立斋文》《可言》《康居笔记》等书,编有《天苏阁丛刊》初二集,而以所编《清稗类钞》用力尤勤。是书初刊于一九一七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中外文字之比较》一文,不管是徐氏辑录他人所作,或者还是他本人所撰,均无关宏旨。重要的是,这则文字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不容等闲视之的历史事实,即早在上世纪末或本世纪初,便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在进行着中外语言的比较工作,他们的所为虽未臻宏业,但其开辟的草莱道路之功,却是不可埋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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