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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从北京回来了，带回来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姓纪，是来接替安南的。
这些天来，安南每天都沉浸在世界杯赛当中，看完了直播又看转播，异常的疲惫。
虽然歌舞大厅里新添设了两个特大的背投，但是看球的人并不多，除了有中国队参赛的三场比赛之外，其余的场次并不怎么引人关注，大厅里总是稀稀落落的，根本就没有事先预想的那种效果。安南却是场场必到，有时候甚至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要一瓶啤酒，边喝边看，一直到球赛结束，然后再慢慢地起身离去。
那一天是6月31日，世界杯赛的最后一场球。好多住店的客人都到康乐部来了，把歌舞大厅挤得满满的。安南站在吧台跟前，不时地为巴西队员的出色表现握拳高呼。这个时候何总来了，领着新来的纪经理。
何总说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说。
安南说马上就要见分晓了，等一等不行吗？
何总说这是新来接替你的纪经理，想跟你谈谈。
安南伸出手，说，欢迎欢迎，我听总办的人说了，你是老板亲自带回来的。走吧，咱们到我的办公室去说。又说，应该是你的办公室才对，我该退出了，你才是这里的新主人。
三个人就前后跟着去了办公室。
何总在第二天的管理会议上代表酒店管理当局宣布了纪经理的任职通知。同时任命的还有安南，他的新任职务是总经理宣传助理。这个职位是专门为你设立的，何总说，相当于酒店部门经理的级别，在我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具体的工作内容散会以后我再给你细讲。安南说我不在意职务与级别，我就是想当着大家的面问一句，我能拿多少钱的工资？何总说你的工资问题老板没讲，我也没问，等你与纪经理交接完了再说。安南只好不再追问，脸上是一副明显不满的模样。
有关交接的事项安南早就准备好了，人、财、物每一项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连同本部门一些重要客户的通讯录，一起交给了新上任的纪经理。有什么疑问你就随时来问我，安南说，该我做的我一定会做到底。
因为安南的一再追问，何总只好在快到中午的时候去找老板商量安南的工资问题。老板说我这人最讨厌有人跟我讨价还价，你去告诉安南，工资保持原样，而且以后也不会再变，他要是不接受就让他走人。
何总把老板的原话转给了安南，安南笑了笑，说，我就知道会是这个样子的，麻烦你转告老板一声，我不干了。
何总说你别赌气，仔细想想再做决定，这话要是一说出口可就不好再往回收了。
安南说不用再想了，我这就把个人该交的东西整理一下，下午就走。
何总急了：你忘记酒店的规定了？就是真的要走也得提前写辞职申请，你这样说走就走，我怎么向老板交代？
安南说怎么交代那是你的事，跟我无关。
何总说你跟酒店签有劳动合同，就这样一走了之，不怕惹麻烦？
安南说劳动合同算个球，要怕也是他怕，我一个打工的怕球啥？
何总说这样吧，中午饭我也不吃了，你简单写个东西，我去找财务和人事经理，突击处理一下你的事，然后再报董事会，看看老板怎么说。
安南说不必了，我不会写的，从现在开始起，我不再与酒店有任何的关系了。又说，今天是7月1号，昨天刚发完工资，我与酒店是两不相欠，你跟财务部的经理说一下，把我的押金退给我，如果不退，我就把酒店配发的手机带走了。
何总说押金肯定会给你的，但是今天绝对不行，你也知道酒店的规定，别为难我，这事我作不了主。
安南说你作不了主就找老板，别耽误我的时间，你现在就给老板打电话。
何总长叹一声，递一支烟给安南，说，你要走我也拦不住你，你把手机留下，你的押金我个人先掏给你，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最好跟老板打个招呼，不管怎么说老板待你还是不薄的。
安南把何总递过来的钱点了装起，说，他待我薄不薄我自己心里清楚，吃你的饭去吧，该留下的我一样都不会带走，别跟我说再见，我不愿意听你这么说。
次日上午。
何总把电话打到了安南的家里。
安南说你这人真没意思，又找我做啥？我都说过不想再见你了，包括听到你的声音在内。
何总说不是我要找你，是市纪检委的人来了，非要见你，调查于副书记的事情，你能不能过来一下？
安南说不能，我再给你说一遍，从此以后有关龙腾的事千万别再来烦我，否则的话别怪我说话不客气。
电话里突然换成了老板的声音：安南，你还是来一趟吧，这事只有你才能够说得清。
安南说你以为你是谁啊？你让我去我就去，凭啥？然后“啪”地一声就把电话给挂了。
玲说我看你的情绪有一点儿反常啊？说句话也是夹枪带棒的，是不是当不成经理了心里有点儿不平衡？
安南说端茶倒水的日子从此以后一去不复返了，我现在考虑的是能不能当好一个作家。安南说着就打通了朱吟的手机，说，我与酒店两清了，你说吧，让我啥时候去北京？
朱吟说当然是越快越好，房子已经给你租好了，啥时候来都行。
安南说那就后天，你记清楚了，7月4号的早上，你到西客站去接我。
后天就走？玲说，是不是太快了？我跟儿子也一起去？
安南说不是后天，明天晚上我就走，你们娘俩先别去，我去探探情况再说。
玲的脸上突然就有了变化，是那种生离死别的神色。
安南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最多一个月，要是行，我就回来接你和儿子；要是不行，我就更得回来了，你怕啥？难道我还能飞了不成？
朱吟给安南租的房子在中央民族大学的附近，十二楼，两室一厅，室内的生活用品一应俱全，而且还有空调。
朱吟说这房子的主人是我的老乡，一个刚刚退休不久的教授，他很照顾我的，每个月只收我一千五的房租，要是按北京的行情，就这地段和这样的房子，怎么说也得两千出头。
安南不想知道这些，他关心的不是这些问题，他急于了解的是公司的运作情况。他说公司呢？公司的地点设在哪里？离这儿远不远？现在一共有几个人？朱吟说这就是咱们的公司，至于人员，目前就是你和我两个人。
安南突然就有了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说，就你和我？这也算公司？
朱吟说你别这样看我，两个人的公司也是公司，我先带你找个地方去吃个饭，然后再给你讲。
俩人下楼找了一个小吃店，点了几个凉菜，又叫了两瓶啤酒。
安南说两瓶怎么能够？这么多年不见了，至少也得每人五瓶。又说，这北京人就是特别，饭不说顿说个，听起来真他妈的别扭。
朱吟说北京人都这么说，入乡随俗，慢慢你就习惯了。好几年不来北京，你有啥感觉？
安南说车多人多，地盘大楼房高，街道也很干净，就是这些。
朱吟说北京这地方的包容性很强，什么样的人都能接纳，你就放开手脚大胆干吧，说不准突然有一天就能混成个人物。
安南说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就是希望每年能挣个三万五万的，让老婆和儿子可以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就满足了。
先干一杯，朱吟说，你能来我真的是很高兴，上半年雇了两个本地人，文字功底不怎么样，工资要求倒是挺高，做了几本书都很一般，勉强没有亏本。
安南说做的啥书？半年就出几本书，效率挺高嘛。你咋就想起干这一行了？
朱吟说我走的是自谋职业这条路，转业费一共拿了十几万，能干啥？在部队搞了十几年的文字工作，结交的也都是这一行业的人，干这个最起码心里还有一点儿底数。
安南说我们做啥书？
朱吟说今年五月有一本
书叫《潜规则》，写的是古代官场上各种形式的腐败事例，畅销的不得了。我也想做一本，所需的资料都已经准备好了，这本书的书名我也想好了，就叫做《母规则》，副题是“成大事者赢取人心的智慧“，大约二十万字。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这本书，主要是对资料进行归纳整理，撰写每一个章节的小标题与章节后面的编后按语，这些工作做完之后，还有就是版式与封面的设计，如果可能的话，一个月之后咱们就可以付印了。
安南说你觉得这工作我能胜任得了吗？我可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朱吟说你肯定能行，我找你来当然有我的道理，文字方面我就不说了，关键是你的那些特殊经历，使你对大众的阅读心理能够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这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还有就是你的形象思维能力，也很不一般，再加上你又干过广告，对书的总体感觉应该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把握。
安南说谢谢你对我的鼓励。
朱吟笑了：咱们现在是商人，利润才是最重要的，要不怎么说是书商呢！来，再干一杯！
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安南就把整本书都做好了。
朱吟接到电话以后还有一点儿不相信，说，太快了吧，你是不是好几天都没有睡？
安南说才没有呢，你以为我会急着在你的面前表现？我是上午睡觉，下午看书，晚上工作，不紧也不慢，节奏把握得正好。
朱吟就打车来看，一页一页很认真地看完了，才说，比我想像中的要好，真的，下午我就找人打印出纸样，你暂时休息两天，别把自己搞得太累了。
安南说不能松劲，我得抓紧时间把序言也写了，一闲下来就要想儿子，那就什么也干不成了。两天以后纸样出来，怎么也还得有一个星期的修改时间，这样算一下，一个月的时间其实还是挺紧的，绝对放松不得。另外我还想写几篇书评，最好能在出书的同时在报纸上发一下，起一点儿帮衬的作用，就算是自己给自己喊几声号子吧。
安南说这番话还有一个意思，他是想要提醒一下朱吟，是不是该着把老婆和儿子接到北京来了。
但是朱吟却似乎并没有听出安南的话意，说，你能这么做就对了，说实话，我还就是缺少一个能够安排、管理我的人，你也知道，我这人最大的缺点就是言行不一，属于那种光说不练的把式。
朱吟把书稿带走了。
安南闷闷不乐。他已经来了一个星期了，可是朱吟既没有问他身上的钱够不够花，也没有问他一个人是怎么吃饭的，而且还要让他去买书，真的是很不够意思。
安南决定到楼下去走走。
七月的北京很热，但是安南却感觉不到。他想家，想通阳城里的那个家。他也不喜欢北京，更确切地说是不喜欢城市，在他的眼里，城市通常都是一样的，无非是大小不一、繁华发达的程度不同而已。还有一点就是，在首都的街道上走着，他又一次真切地感觉到了自己的落伍，他觉得自己已经全然落在了时代的潮流之后。也许这只是自己的个人感觉，但是最起码能够说明一点，那就是自己真的已经不再年少了。朱吟前期出的那四本书他全都看过了，不好也不坏，所以他知道
朱吟对他的满意是真实的，不过这样一来他自己又不满意了，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他想像中的那种写作，而是一个纯粹的匠人。来的时候他只带了五百元钱，现在身上只剩下不到三百元了，要是朱吟再不主动过问，他就得一直坚持到一个月以后。这几天他每晚都要给家打电话，他尤其想听到儿子的声音，儿子每回都说爸爸我想你，你回来吧。玲倒是不说什么让他挠心的话，只是提醒他关照好自己，少喝酒少抽烟，尽量不要熬夜，该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吃得饱饱的。玲还说自从他走了以后，家里的电话就特别的多，都是些宾馆与酒店的朋友们，问他的去向也问他在北京的电话。他对玲说你千万别把电话告诉他们，免得再勾起我对以往的回忆，我现在要开始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不想再与过去有什么牵连。话虽然这么说，但心里却是一点儿的底都没有，尤其是朱吟的那种含含糊糊的表现，更是让他觉得没有丝毫的保障。而且朱吟还特别嘱咐了，告知他如果有警察来查的话，一定不能乱说，就说是房东的亲戚，否则的话就会有麻烦。具体有什么麻烦朱吟没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