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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谈‘成功’了，反倒是失败。这是因为，和谈而只见两党瓜分利益，人民能得到什么呢？”
令我们阅读史料的人感到惊奇的是，蒋匀田这样说了，毛居然不以为忤，反倒很郑重地问：“依民社党的意见如何才是呀？”蒋匀田郑重表示，“只有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解决了，才有可能在共同信守的宪法之下进行政治上的竞争，安排并存的势力。否则，今天表面谈妥，明天一个小纷争又打了起来，遭殃的还是百姓。”
果然，两位大人物这厢谈着，底下的磨擦一刻也没有停：9月17日，蒋介石秘密发出专门对付共产党的《剿匪手册》；10月17日，毛泽东返回延安不久，据解放军总部宣称，国民党在日本投降后已经抢去为共军抢先占领的31座城市；第二天的消息更为血腥：围剿解放区的“阎西山进犯军”35000人被共军歼灭。
这就是半个世纪前两边实力人物的“和谈”。
17军队国家化
1999年春天，大陆的代表已经到了台湾。看来，汪道涵的7月之行，如果没有什么戏剧性的变化，已是指日可待。对于与中共政权修好，台湾开出的条件是“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可谓情理具在、掷地有声。但说到这三项标准的达成，就有文章可做了。因为，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都有一个过程，可以说，自邓小平改革以来，中国就在不断地在“化”着，只不过时快时慢、时冷时热，还没有“化”到火候罢了。惟独“军队国家化”是硬指标，可以说，“化”了就是“化”了，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但所有的人都知道，对从屠杀的血泊中站起来，开始握住枪秆子，又一次次在血泊中耀武扬威“凡七十年”的中共说来，这一“化”可是性命攸关、非同小可。
但这并不是说，在这七十年间，中共军队就丝毫没有过被“国家化”掉的可能。那机遇出现在1946年，在抗战结束之后、在国民政府为获得美援而被迫接受美国建议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当口。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就在毛泽东为苏联所迫，头戴那顶刚刚借来的遮阳帽，怀着“走一步看一步”的心情到重庆与蒋介石作“和平谈判”的时候，就已经说：看样子中共只有“走法国共产党的路”，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大家“到那边去作官”。所谓走法国共产党的路，也即苏联当时期望于中共的“学习法共的经验”，关键的关键就是照法国那样军队国家化。这条道路，根据当时周恩来向自己的党内同志所介绍的，就是：法国共产党当时认为，如果坚持与资产阶级打内战，必败无疑，已有的政治资本也要赔掉。从而同意将本党掌管的军队交出，编入国防军。法共依旧存在，以在野党资格进入政府。
毛说这话的时间是1945年8月底。50天之后他回到延安。在暂时休战基础上、由全国各党派、各势力共同协商而定下的《和平建国纲领》于第二年一月中旬出台。但摩擦已经发生，这就是为什么与此同时还进行着那场有名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主持的双方“停战谈判”。到了政协纲领出台之时，全国范围内的停战也达成了。这真是我们中国人一百年来见到的最好的、没有战事的日子。当时不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以为多年盼望的和平与民主终于到来，就是在共产党内部，也有了在新的形势下，接受已有现实的准备。这就是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的一则指示——当然，是在“毛泽东同志生病期间，刘少奇主持工作”的时候发出的。
在这则指示里，共产党宣布：“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们的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
历史研究本来忌说“如果……”。但是，一旦得知共产党，这个一向以“小米加步枪，打出人民的天下”为傲的党，还曾有过这样的考虑，不禁令读史的人一再想说“如果”：如果当年军队国家化诸项真的实现了，就不会有紧接着的“东北民主联军”（其实就是共产党紧急集结到那里的部队）进占秀水河之战；不会有国民党大怒，决心在东北开仗；不会有中共接下来的大反攻和长达四年、枉死数百万人的内战；也不会有后来的“新中国”，包括它对“阶级异己份子”的压迫、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剿灭、和60年代初造成平民死亡超过历次战争的“天灾”了——当然也不会有今天再起的海峡两岸重开谈判与军备竞赛。
当然，如果不是专门的党史研究者，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则指示，不知道在形势逼迫下、在当权的一方以和缓的态度对待在野政治力量时，有可能出现令平民百姓欣慰的局面。后人所知道的——从而也被教导着与熏染着的——永远是政客的空头许诺，以及“枪秆子里边出政权”，“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18校场口
中共确曾有过的关于军队国家化的考虑，可惜只是“历史之一瞬”。因为，不过十天之后，在毛泽东的病势稍稍缓解，能勉力扶杖参加中央的会议之后，虽然不十分明确，但显然于心不甘地表达了他这样的一个见解：“我们与法国不同”；“美蒋要以统一消灭我们，我们要逃脱”。
参加会的人不置可否。因为，促使作出这一决定的，除了毛泽东本人那常人难以企及的坚忍，以及大独裁者所独有的那类除了自己的目标，一切都可以不顾的寡情鲜耻之外，当时的局面和政治气氛也占着很大比重。也就是说，毛泽东再固执，如果“造英雄”的局势不给他提供机会，他也只有空怀一腔激愤。
这机会竟是如此容易地送到了他的面前——还是由他的夙敌：国民党中的强硬派白送给他的。
原来，当时在国民党里，也和任何政党一样，大致有态度比较温和、主张民主建国、愿意与民间势力包括共产党谈判的鸽派（政学系）；和坚决反共、主张以强硬手段解决对方的鹰派（以中统系统为主）。当国民政府在美国的推动下，与在野各党、共产党及无党派人士，就战后局势进行政治协商，取得初步成功之后，鹰派恐慌起来，很怕自己的党内对手在未来的联合政府里占上风。
就在政协闭幕不久，当共产党正犹豫着，打算交出军队、进入联合政府的当口，陈立夫等忽然借“苏联在东北的利益”作文章，搅起一场反苏——当然同时也反共——的事端，即史称“校场口事件”。这位CC头目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虽然在他的指挥下，只在重庆街头打伤几个文化人，烧掉几间房子，却将美、苏、国、共数方共同艰难维护着的脆弱平衡骤然打破。，其时间与空间上的影响力实在是那批街头流氓始料所未及。
原来，有《雅尔塔协议》和与国民政府签定的《中苏友好条约》的约束，在东北的苏联红军，虽然就其政治倾向而言，愿意帮共产党，但在实际做法上，还是很有顾忌，从而也就相当克制。“校场口事件”和这一事件之后关内的大规模反苏运动，再加上美英单方面公布了原本为秘约的《雅尔塔协议》，使得苏联的态度一下子强硬起来。它一反过去处处约制八路军的姿态，反过来催促中共将更多的主力部队速速调派，以便乘自己撤退之机，将政权交给中共。
令人难于想象的是，就在周恩来和刘少奇这样的共产党头面人物——他们一个在重庆一线谈判，一个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都认为在东北只要通过调停和谈判，使共产党取得一定的合法地位，即可适可而止的时候，苏联却一再催促增兵，质问“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鼓励中共放手大打，答应将已在自己手里包括万挺以上的轻、重机关枪和上千门各种火炮的日本仓库过手，以使中共全面接防东北。
苏联的这一态度，对抱病参加东北局势策划的毛泽东说来，不啻一剂强心针。类似“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越多越好，不惜重大伤亡”等指示，一一飞向东北前线。
战争绞肉机转动起来，中国的资源损耗在血海之中。在这过程中，也曾有过毛泽东力不从心，从而重提停战、要求谈判的时候，却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拒绝——这宁波人和他的湘潭敌手一样刚愎自用，一心只想全赢，最后几乎全输。
剿灭“共匪”就那么义正词严么？不过两个月前，在政协会议上，燕大教授张东荪在谈到军队国家化的时候说：“人民太苦了。抗战结束了，要这些军队干什么？我们要大裁军，全国军队同时公平整编，以后军队要成为国防军，不能再有党军。”但国防军只属于民主政府，只有党军才如此有兴趣于意识形态战。这话毛是不听的，蒋当然也不听。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党军和派军，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整整打了三十多年，包括抗日战争期间都在相互打。到了21世纪，还要隔着海峡打么？
19毛泽东为什么和在什么时候决定向苏联“一面倒”
眼下四十岁左右的大陆中国人，对“苏联老大哥”和“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恐怕都还有相当深的印象。总的说来，由共产国际动议、具体策划创建、并一直受到它的资助的中共，自然而然应该“一面倒”。但我们又知道，由于国民政府当年所具有的“合法性”，以及外部世界对它的认可（并非由于辛亥暴动而在于它与清廷的议和），1949年以前，苏联并不希望中共公开这一亲密关系。从中共的一方讲，也绝对够不上请旌表水准的死心塌地。比如1944年，当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时，毛泽东就曾热切地希望向山姆大叔靠拢。那么，从“倾心相与”的1944年，到骂不绝口的1948年，究竟什么因素起了变化？
应该说，在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中共核心对美国与苏联的好恶或许尚在伯仲之间，这是因为，表面上看来，这二强都“一碗水端平”地力主中国不可打内战，而中共原本对自己人苏联的期望要高得多。校场口事件之后，苏联虽然与国府交恶，对中共和已经取得党内权威的毛泽东也没有太热乎。这是因为，第一它自己在欧洲和南斯拉夫问题上正焦头烂额；第二它不愿意让西方和国民党觉得自己是中共的大哥；第三对中共和毛那根深蒂固的藐视与戒心（“农民起义头目”、“游击队长”，不能读原著马列，也未必如王明般言听计从）并没有消除。这就是为什么从1947年中共准备和国民党决一死战（并确认一定打赢）之后，毛泽东三次热切要求秘密赴莫斯科，“就政治、军事、经济等重要问题向联共（布）中央同志请教”，而三次遭到拒绝。在这期间，中共虽然军事上节节获胜，但心里仍有不少惶惑：除了拿不准怎么对付曾经帮同合作反蒋的资产阶级外，对自己反复蛮干过的“土地国有化”和完全没门的工业与金融管理，也想当面请教（起码探出口风），而首要中之首要，则是苏联的物资支援，特别是那三亿美圆贷款。
很快地，到了1949年。在北平已经丢失、南京上海也危在旦夕时，南京政府又摇起橄榄枝，即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战犯求和”。斯大林不想再担一次“不许（中共）革命”的埋怨（读者应该记得，上一次是他逼毛到重庆去谈判），终于于该年一月底派要员米高扬到西柏坡去见“中国同志”。为期8天全面、深入也相当坦率的意见交换之后（如米问中共，斯大林这回给他们出的破坏和谈的阴招儿是不是走漏出去了？中共也直接问米，为什么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在静观局势发展未采取行动时，唯苏联大使馆跟随国民政府搬到广州），毛泽东在两个日夜折磨他的问题上有了底，第一莫斯科对共产党在中国武装夺权的肯定；第二对他本人是中国革命领袖的肯定。有了这两条在胸，虽比终日揣揣然（这样的日子毛忍受了多少年！只从他不管形势多紧急险恶，都绝对亲自控制对“远方”的联络即可知）要好得多，但还不足以使他在战后世界新格局建立的过程中，走上“一边倒”这类成熟政治家原则上不取的地步。
后来发生了什么，让他下了这样的决心？
当时，更具体说，在南京攻克之后的五、六月间，有两个人物——两个处在对立的营垒却都不希望见到中国被孤立在世界之外的人物——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