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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
王安娜坐上离开延安的货车，激动之情，无法平静。延安之行，时间虽短，但她所见所闻，全是新鲜而珍贵的。在她脑子里，回味延安之行，像电影一样，伴随着汽车的颠簸，一幕一幕地翻腾个不停，使她完全陶醉在幸福和激动之中。
毛泽东在老外检举信上的重要批示
坦桑尼亚朋友来信的主要内容是，批评中国驻坦桑大使馆的招待会，搞得太豪华、太奢侈、太浪费；大使夫人穿戴着昂贵的衣服和首饰，在追求高雅；大使乘坐的是西德奔驰牌轿车，在显示高贵。
毛泽东在老外检举信上的重要批示（1）
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人说北京市旧市委和外交部，是两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从而有人对北京市旧市委和外交部，横挑鼻子、竖挑眼。
诚然，不管是哪个单位、哪个个人都要允许人家挑毛病，况且，人无完人。不论是谁都不是神，都不是没有缺点、没有错误的完人。因此一个人应该允许人家说三道四。
这年2月，彭真时任“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组长，他曾召集小组成员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开了一个会。会后，有关人员根据会议精神，拟定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称《二月提纲》）。这个提纲的内容是，试图就当时对《海端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各种批判中“左”的偏向，略加限制，不赞成把批判变成严重的政治批判。
《二月提纲》在2月拟定后，曾在刘少奇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开会讨论过，会后，又经彭真作了修改。完稿后，先电发给在武汉的毛泽东，请其过目。然后，彭真和康生等人又亲自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当时，毛泽东也没表示反对。接着，这个《二月提纲》又经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传阅同意后，才发至全党的。
外交部大部分干部，特别是主管地区业务各司的干部每天忙于地区形势、国际形势的研究，忙于办理繁重的外交案件，都有些自顾不暇，因而对文化界的问题、意识形态中的学术问题，都不那么关心。关于《二月提纲》前，在报纸上出笼的一些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什么《海瑞骂皇帝》、什么《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等文章，我们一概没感兴趣，也没有时间去感兴趣。
因此，《二月提纲》下达后，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细读，只看了看头二页，看看批语，就算了事。
然而，外交部有几个政工人员对《二月提纲》挺起劲，立即组织全部人员学习，还要求，集中起来精读文件，然后再座谈讨论、谈体会、谈收获。
三个月之后，5月下旬，中央又发了一个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全盘否定了《二月提纲》，说“所谓‘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并说彭真“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的”。
这个大弯子中央都可以转了过来，我们也就很自然地跟着转了过来。其实，我们对《二月提纲》中有关约束批判《海瑞罢官》一事，由于事不关己，就根本没当回事。
面对《五·一六通知》，我们开始也曾担心会不会再有变化，心里没有底。我们的这种怀疑态度，严格说来，也是错误的，但当时党内是允许我们有个认识过程，允许我们跟着转弯子的。在一次学习会上，我竟然把这种怀疑态度说了出来。旁边的好心人立即暗示我：“要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
为此，我一直采取观看态度。自己没写过一张小字报、一张大字报。
我没写大字报，并不是说我对一些事情看得很透、很清楚。不！我当时既没有这个觉悟，也没有这个勇气。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我什么事也弄不清。所不同的是，我不赶浪头，不肯盲从，仅此而已。
尽管我对北京市旧市委的垮台，又信、又跟、又疑，但对《五·一六通知》，我还是做到了认真领会，认真对待，因为《五·一六通知》的内容，确实令人震惊，不能不听，也不敢不听。
《五·一六通知》要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个涉及到夺取政权的大事、涉及到变天的大事，谁也不大敢等闲视之。
党中央在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会议上，就把彭真定为和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有反党错误，并通过决议：一、停止彭真在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二、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
就这样，所谓在北京市这个“独立王国”，随着中央这两个决议的下达，而宣告完全结束了。
中央这一决定，全党都要支持。但事情就是那么不尽如人意。有的人对此事虽然也跟，但由于对一些事不理解而有些想不通。
外交部和北京市旧市委没有直接关系，也没有任何瓜葛。我们一些人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只能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走一步，看一步。
政治形势自上而下的发展变化，带动了响应中央号召的一大批人，包括了外交部这帮老老少少。
当时，来自中央发下的文件和传下的信息，没有人不认为国内的政治形势有些紧张。赫赫有名的彭真，就是这位每年10月1日国庆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庆祝大会的彭真，竟然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反党分子，成了阶级敌人。我们苦于摸不到头脑，只能就文件学文件，听中央的。至于这一反党集团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分析、去探索。面对《五·一六通知》的要求，如何去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何警惕身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等，我们更有些茫茫然。
毛泽东在老外检举信上的重要批示（2）
因此，在我周围的人当中，除极少数别有用心、想浑水摸鱼的人外，大部分人只能是响应号召、领会精神，甚至还可以空对空地领会一些道理，也可以照本宣科地讲一通文件上的大道理，但许多人还是觉得接触不了实际，悬在那里，摸不到头脑。
一篇令人不能不接触实际的《人民日报》“社论”于6月1日发表了。这篇文章有一个很响亮的标题，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该社论的内容，是号召人们行动起来，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荡涤一切污泥浊水；还具体地指出，要人们“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要人们打倒那些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要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外交部主管政工的领导，为了推动这场自《5·16通知》以来所发动的政治运动，还在全部工作人员的大会上，作了一次动员。他要求人人都要根据《人民日报》的社论精神，联系本单位的实际，采取各种公开形式，积极揭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牛鬼蛇神及其大毒草；揭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以及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
这一动员很灵，外交部很快就呈现出一派比较活跃的政治运动。每天下午，老老少少什么外事也不干，都纷纷活动起来。
面对这一不错的政治运动形势和气氛，外交部还安排了一个正常的运动部署，计划在当年10月份就可收场，然后进行整改，以使这场政治运动都能安排得稳步有序。
没想到，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在外交部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一片欢呼，人人支持。
当我们冷静下来一想，响应号召是对的，也是万无一失的，但炮打司令部是针对谁的？要炮打的对象是谁？这个关键问题有些让人难以琢磨。
从外交部的工作角度看，在司令部里地位高的领导人，不是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就是外交政策的贯彻人，都是外交部日常很是尊重的中央司令部的领导人。他们怎么会是炮打对象呢？越想越有些不敢想。
几天之后，陈毅领会到毛泽东这张大字报精神之后，来外交部和部党委各成员一起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标题也是“炮打司令部”；内容是，支持和欢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并表示欢迎同志们揭发和提意见。
看到陈毅等人这张大字报的人，一般说来，谁也不想再去无根据地猜想什么，只能是响应号召知道什么揭什么，有什么意见就提什么，没有什么好揭的、好提的，就看看再说。
陈毅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先由部领导亲自起草后，由我用毛笔，在粉红色的彩纸上抄写的。我抄完之后，又让陈毅带头签了名，然后各副部长按顺序都签上了名。
这张大字报很醒目地挂在了东交民巷15号主楼入门处。
接着，外交部的政治运动也和有的部门一样，开展得轰轰烈烈，每天都有新事、旧事以及奇事、怪事出现，但总的形势，还仍然是稳步有序的。
外交部能呈现这种稳步有序的形势，是和它长期外交工作所形成的程序和特点有关：
首先是，外交大权归中央。
外交部是贯彻毛泽东思想、执行毛泽东外交路线的重要部门。这一点，外交部自建部以来，外交干部人人皆知。十多年来，任何重大外交案件，均在周恩来主持和领导下，经过请示毛泽东一一办理的。
因此，外交部上上下下不论是外交业务还是政治思想工作，都十分重视周恩来的指示和毛泽东的指示，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其次是，外交部不能乱。
外交部是代表国家与世界各国联络的重要枢纽。假如作为一个大国的对外枢纽失灵，或者失去控制，必然会影响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关系，甚至会将来之不易的对外关系，毁于一旦。为此，外交部必须坚持24小时全天对外工作，必须按部就班地、不受干扰、不受破坏地坚持工作。无论如何不能乱，也不准乱。
因此，我外交人员除个别人有些想法外，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当时任外交部政治部主任的那位曾在政治部大会上呼吁说：“外交部关起来搞运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像这类小人物的小动作，真可谓既不知天多高，也不知地多厚，蚍蜉撼大树，有些自不量力。然而听他呼唤的人不是没有，而是不多。
因此，外交部力争把时间安排得紧一些，早日结束政治运动，以便全心关注对外工作。
欲速则不达。
在1966年这个不寻常的年月里，许多事都让人难以预料，事事都急不得。
就在这既轰轰烈烈又稳步有序地开展这场政治运动期间，约在8月中，有两封外国朋友的检举信，带着毛泽东的阅后批示，从天而降。
这两封来信既赞扬中国的“文革”，又对中国外交人员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提出了批评。这两封来信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从而对这类来自国外的批评，谁也不敢怠慢，只能转被动为主动，认真相待。
其中一封来信是坦桑尼亚朋友写来的。至于此信是通过什么渠道转来的，难以查清，但其内容似乎是经过康生阅过的。另外一封是奥地利“红旗”派一位朋友，由国外寄至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转给外交部的。
毛泽东在老外检举信上的重要批示（3）
坦桑尼亚朋友来信的主要内容是，批评中国驻坦桑大使馆的招待会，搞得太豪华、太奢侈、太浪费；大使夫人穿戴着昂贵的衣服和首饰，在追求高雅；大使乘坐的是西德奔驰牌轿车，在显示高贵。
随信还附来了一张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夫人身穿高档旗袍，带着一串珍珠项链的照片。
另一封来信是奥地利朋友批评我商务代表的，其主要内容是，批评我商务代表的生活方式和中国“文革”的要求，极不相称。信中说：“你们国内的革命斗争同你们驻维也纳商务代表的突出的资产阶级举止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