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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此事出现过许多不同的反映和看法，严格说来，并不应该影响我国内对此事的处理意见。
外交部上上下下虽然也纷纷有所议论，但却没有那么多的不同看法。总的说来，国内如何对待和处理此事，大家都听中央的。而中央有关领导对此事，确也及时有所表示，认为“王的行为举止影响了中国人的形象”。
在当时那种思想禁锢、纪律严明、个人自我要求十分严格的年月里，像王任叔发生的这类事，很难博得同志们的同情。即使是有人在内心里有所同情，但也讲不出与领导人不同的看法。因而，大家普遍认为：王任叔不拘小节的这一举动，严重地影响了中国人的形象！
说实在话，作为新中国的外交代表、全权大使，出现这样有损中国形象的举动，实在是不应该的。
大家知道，王任叔是位具有光辉历史的文人，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好作品、好诗句，曾启发和教育了一代年轻人。人们相信他不会是个居功自恃的人。大家都为他出现这样难以想象的差错而叹惜。
既然此事已经发生了，大家都该冷静地去面对。不论是国内国外的工作人员，包括王任叔本人在内，在为王痛心之余，也都会很自然地认识到，此事不管是从吸取教训角度看，还是从对外影响的严重性上看，都应该认为，王的这一过失，是个不小的错误。
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尽管王任叔的这一过失，是由于个人不慎，而被人陷害，但他个人的责任，无法推脱。
作家大使王任叔被窃照后的悲惨人生（4）
国内考虑到王任叔等人都是第一批出国的大使，素质均好。只是他们上任之前，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基本上都缺乏长期在国外工作的经验，又缺乏应对意外和不测的能力，都是仓促领任，披挂上阵，难免有错。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但此事毕竟在印度尼西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难以挽回，也难以弥补。如果再让王在印尼继续工作，似乎也有些诸多不便。为此，国内下令召回了王任叔大使。
建国初期出国任大使的老干部，虽然在新的岗位上都有诸多不熟，但并没影响他们完成外交使命，中途被调回者不多。
在正常情况下，对被调回、不再回使馆的大使，外交部仍然会将其安排在部内或部附属部门继续工作，或者间隔一段时间后，再继续安排其出国工作。而王任叔被调回之后，外交部既没对他提出什么严厉批评，也没对他提出任何处理意见；既没让他回馆工作，也没给他安排其他工作。
有两位建部初期的老人对我讲过王任叔的事。他们一位是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王炳南，一位是我国驻缅甸首任大使姚仲民。姚对我说：“王任叔在大使馆光着膀子，出足了洋相，而且又被外国记者曝了光，轰动一时，成了国际新闻，成了国际笑柄，给中国人丢了脸。如此出丑的外交代表，对外影响不好，只能离开外交部。”
王炳南对我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王任叔如果没有在招待会上出的事，还可调到别的使馆或部里工作，他的资历很老，历史上又有过贡献。在当时的情况下，究竟如何安排王任叔的工作，不是外交部可以决定的，得听中央的。”同时王炳南还说，“总理对外交干部要求很严，不仅要求必须遵守纪律，还要作风正派，因为外交干部出去是代表我们国家！”
关于王任叔的处理问题，下面干部也有议论。有人说：王的这个跟斗栽得不小，被勒令回国，也是咎由自取。也有人说：王任叔文才不错，会写文章，说不定人家不愿在外交岗位上受拘束。而王本人则始终为自己的过失而后悔不已，他下步做什么，没有多想。
可怜巴巴的王任叔，回国在招待所休息了一段时间后，被调离了外交部。
王任叔的资历较深，他的被调动不是外交部说了算的。据说，康生对王在招待会上的过失，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并说王不宜搞外交。这一说法，不管是50年前，还是目前，都无法考证，但此说绝对不会是空穴来风。
康生长期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国小组工作，他自恃有国外工作经验，从而他对外交和外交干部密切窥测。那些年，经康生点名召回、骂回、撤回的高级外交官，也有几个，而且被康生拉下来的人，都没有好命运。
王任叔离开外交部后，他自己也没有一个曾工作过、略有根基的地方可去，他只能听从组织部门的安排。当时，尽管是个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用人的地方很多，但约有两年之久王仍然没有正式的工作去向。最后，组织部门也不知是根据什么尺度，于1954年安排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负责文学出版工作。
出版社正是一个文人舞笔的地方。王任叔可以利用此地，重操旧业，挥动笔杆，写天写地、论人论事、吟风弄月，乐得可以逍遥自在，何乐而不为呢。同时又可有更多的时间和一代文人、好友，如周扬、老舍、叶君健等人一起，就共同关心的事情，互相切磋、互相交流。这岂不是一个众人、特别是文人所仰慕的好地方。
多灾多难的王任叔本可以在出版事业上，发挥他独到的长处，做出一番别人难以做出的成就。
但是，万万没想到，从天而降的大祸使王任叔一生再也没有抬起头来。
于1957年，王任叔写出并发表了一篇杂文《论人情》，又遭到党内一霸康生的批判，说这篇《论人情》是《人性论》的典型翻版。
此事至今，已过近五十年，我们再去查考王任叔的杂文《论人情》和康生的批判，似乎没有多大必要。仅从《论人情》和《人性论》两个主题，也可以分析出两者分歧的端倪。
王任叔的《论人情》无非是用文学的语言论述一下人情，讲讲自古以来人们对人情的看法；无非是讲讲一个人自然会有的喜、怒、哀、悦、爱、恶、欲等七种情感；无非是说说人之常情，说说人在集体中的许多情理之中的事。
康生对王任叔《论人情》作为《人性论》的批判，其批判内容无非是，《论人情》一文是撇开社会性和阶级性来论人情。也就是说人性论的观点是不用阶级观点去分析人，不按照人的历史发展解释人性。而《论人情》则是《人性论》的翻版；无非是在批判《论人情》时，和批判《人性论》一样，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没有超阶级的人性等等。
综上简述，人们会有这样一个看法，既然存在各自不同的观点，也该用说服对方的办法，而不该用压服的办法。况且两者的分歧、是非曲直，一目了然。
由于党内最大的“理论权威”康生的批判、定性，王任叔的这篇杂文便成了一棵大毒草，王本人就成了散布大毒草的罪魁祸首。
从此开始，王任叔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他不仅被撤销了职务，还被调出了出版社，被安排到东南亚研究所去工作。
作家大使王任叔被窃照后的悲惨人生（5）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王任叔不管是被调到哪里，他作为一个《人性论》的典型代表，是不容争辩的众矢之的，是挨批、挨斗的重要对象，是被人打翻在地，还要踏上千万只脚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从而，王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里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1970年王任叔被强行遣返原籍大堰。有关部门在他的遣返书中，对他强行规定了三条：一、不准参加群众大会，不准参加一切社会活动；二、不准随意听收音机；三、不准出县外就医。
平心而论，这三条等于给王任叔定了性，他要么就是三反分子，要么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要么是五类分子。总之，他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一切对阶级敌人进行专政的手段，都用在了他的身上。
这位年已古稀、革命一生、才华出众、满腹经纶的老人，孤苦伶仃地一个人在老家仅仅活了不到两年，就含冤含恨离开了这个对他极不公平的人世。
在这人生最后的两年当中，王任叔在精神上、生活上极度忧闷的情况下，受尽了折磨。
王任叔刚回到大堰时，在家乡侄儿梦林的带领下，他背着自己仅有的一床棉被，迈进了自己幼年居住过的这间空空荡荡的小木屋。他面对此景，十分感慨。五十年前，他为了拯救这破烂不堪的旧社会，不怕杀头、不怕坐牢，舍命投入家乡的社会革命活动，赤手空拳离开了这个小木屋。接着，他就在中共领导下，出生入死，奋斗了一生。到最后，自己已年过古稀，却仍然是赤手空拳、孤伶一人，被遣回这间小木屋。
但是，王任叔不愧为是位久经考验的老人，在感慨之余，在一种美好期望支撑下，他一时忘了怨言、忘了埋怨，也忘了不满，他把自己这间幽暗的木屋打扫一下，将随身带回的被褥和一条毛毯，铺在一张破旧的木床上。然后拿出他带回来的一箱印尼历史的手稿和资料，拍去旅途中积累的灰尘，规规矩矩地摆在了自己的木床前。就这样，便开始了他难熬的晚年生活。
可以看出，这位百折不挠的老人、这位出版过五百万字著作的作家，不管自己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一直坚持的是，自己的写作。永不停笔已经成了他终身的嗜好。当他整理干净自己的木屋后，便立即投入修改这部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印尼历史一书。
王任叔不停地写，在明媚的阳光下写，在暗暗的灯火下写。他日日夜夜的写作，早已成为乡亲们相传的话题。有人认为王是个有学问的人；也有人认为王是在瞎折腾。王的侄子梦林担心老人日渐衰老，支撑不了多久，便苦口劝王，不要再写了，还提醒王，如果弄不好，写出的东西，还会被人看成是大毒草，还要遭受批判，“你的苦还没受够吗？你这是何苦？！”王回答说：“人活着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革命。过去我的文章被批判，是当时的形势造成的，错了，拿出来批判，也可以教育大家嘛！”
王任叔的这句话竟成为他留给人世间最后的一句表白，他用这句话写出了他那壮志凌云的人生，写出了他那威武不屈的一身正气，道出了他写作的宗旨，不怕别人批判，不怕别人谩骂。可是，他的这番表白，有谁会去理他呢！
通常人们都会说，意志坚强的人不会被困惑所压倒。这句话，用在王任叔身上，也不为过。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剩下的时间不多的老人了。
在王任叔一生到最后、仅剩下不多的日子里，让他继续在小木屋里忍受生活孤独、政治压抑的折磨，不是不可以，让他以写作寄托自己思想压力和内心的怨气，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他担心，他看不到组织上对他的政治结论；他担心，自己被无辜陷害的冤情得不到平反，就离开人世。他不甘心。
王任叔越想越苦恼，他苦恼到了极点，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他十分绝望。他多次写信给北京要求回北京、要求去干校、要求给他平反，却没有人理他。他想找人谈谈自己的苦闷，也没有人听。他日益焦虑。没有多久，他的身体有些不支，老年性的心脑血管病不时地发作。他的精神进入了全面崩溃。他的神经错乱了，他疯了。
王任叔疯了后，常常深夜跑到大街上吼叫，跑到四邻去敲人家的门，甚至，在严寒的冬季，他常常不穿衣服在街上乱跑。
王的侄子梦林面对老人日益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担心会有什么意外，曾两次给北京写信，要求派人来大堰安排王到外地治病。然而，两次离乡都没治好他的病。
于1972年，王任叔的病情再次恶化，又不得不被送到奉化医院。不久，这位叱咤风云的文人，孤寂地离开了人世。
以上是王任叔由于不拘小节造成的一场悲剧，也是他不注意自己的大使形象带来的灾难。如果有人问，王没有这一不拘小节的过失，是否在他的后半生会安然无事？这也难说。但事实上，他后半生所遭受的灾难，确是由于他不拘小节造成的。
这个教训很惨重，值得办外事的人引为鉴戒。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任何人不管是张三、还是李四谁都不要打保票，一生不栽跟头、不犯错误，只不过错误有大有小，有轻有重而已。
人们常说，对有错误的人，可以批评帮助，不可以打棍子、扣帽子，更不可一棍子把人打死。
作家大使王任叔被窃照后的悲惨人生（6）
然而，王任叔由于小节不慎，却在那些年被康生等人看成是大逆不道；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