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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怕死，他不想死是一贯的。不想死对他来说，不难。只要不自杀就不会死的。但是，如果军事法庭一旦判他死刑，或者是把他交给农民批斗，就难逃一死。这两种死，都是他无法抗拒的，无法挽救的。这也是溥仪最担心最关心的事。于是，溥仪在登上中国火车之后，就千方百计地想从各方面了解中共对他的态度，是把他先送进法庭，或是先交给农民批斗，还是网开一面。他希望从押送人员嘴里得到的是，可以不死的信息。因为他不想死，他要力争活着。
火车离开绥芬河不久，溥仪在车厢里转悠的时候，偶尔听到有人低声说：“上边来了！”他很高兴，似乎回到中国，又有人称他“皇上”了。同时，他看到几个大臣们又说又笑，嘻嘻哈哈，还和中共的押运兵（小王）拉得很熟。当小王走开之后，这几个大臣更是谈笑风生，比在苏联打麻将的时候还坦然、还自在。这一气氛对溥仪的影响不小，好像他和死神也拉开了不少距离。接着，他的情绪也有了变化，胆子也壮了起来。
溥仪从车厢厕所回来之后，主动找陆曦谈了一次话。这次谈话，使溥仪多少也摸到了一点底。至少他知道，在火车上会平安无事。于是他便采取了走一步、看一步的办法，先吃好、再睡好，醒了以后再说。因此，溥仪被押送到抚顺的路上，连想自杀的念头，都不会有的。
某电视剧里还有这么一段故事。
溥仪乘坐的这列战俘火车，要经过不少大小火车站，才能到达目的地。而所到的每个车站，人们可以看到一个这样的场面：军警森严，一排排解放军，全副武装，手持带有刺刀的三八大盖枪，如临大敌。在铁路沿线上，还有巡逻军警三三两两走来走去。
火车站上这样一个恐怖场面，威慑力又这么大，任何一个俘虏，也不敢轻举妄动，不要说想趁机溜出车厢，就是插上翅膀，也难飞出火车站。
就在这么一个军警如林、毛骨悚然的火车站的站台上，却演出了一场场阶级斗争的大场面。
在靠近火车的一个大站台上，有一大群农民，有的手持锄头，有的拿着扁担、铁锹，还有的拿着红缨枪，呼呼啦啦地拥了上来。为首的农民头目，还哇啦哇啦地嚷着什么，农民们也在喊些什么。
当火车进站之后，农民们顿时静了下来，似乎要看看火车里都是些什么人？
火车门一开，下来的竟是溥仪和几个伪满洲国的大臣。这时，就在这一片寂静的火车站上，突然爆发出一阵农民们的吼喊声。为首的农民大叫一声：“他就是皇帝，他就是康德，就是他！”他这么一叫，农民们跟着就七嘴八舌地喊了起来。有人喊：“就是他！没错，就是他！”有人喊：“打死他！打死他！”
我所知道的溥杰的异国婚恋（12）
还有几个手持铁锹的农民挤到了火车门口，大喊大叫：“我要杀了这个狗皇帝！”
“这个日本鬼子的狗皇帝害得我好苦呀！”
“这个狗皇帝害得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啊！”
打死他、杀了这狗皇帝等喊叫声，掺杂着锣鼓声，一片凄惨和愤怒，杀气腾腾，十分恐怖。
这时，站立在火车门前的溥仪和几个伪大臣都低着头，接受批斗。
溥仪面对这种斗争场面，很害怕，似乎死期已经来临，有些不知所措。有的伪大臣被吓得直哆嗦。火车门口，已有持枪大兵在把持，没有退路。两旁的军警虎视眈眈地在盯着他们。怎么办？想逃无处逃，想躲无处躲。对面的这些手持农具的贫雇农，似乎真的要把溥仪等人就地正法。
以上这段惊心动魄批斗溥仪的故事，是援引溥仪担心自己会被农民批斗致死的心态编出来的。其目的是让人们看到，溥仪在农民面前是个罪人；也可看到农民的觉悟高，有一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气概，有一种要把这真龙天子批倒批臭、再踏上几千只脚的造反精神。同时也是为了吓唬吓唬溥仪。似乎将“文革”时的批斗场面，搬到了五十年代。
我们认为编此故事的上述两个目的，已经达到了“效果不错”。
但是，事实上，在移交、押送这批战俘的过程中，根本就没发生过上述这段故事。
历史根本就没发生过这桩事，却硬编出一个故事，流传全国。这就必然会导致误传，以及以讹传讹，混淆历史。
溥杰和我作为这段历史的当事人、见证人，只能提供一些历史事实和有关情况来说明上述批斗溥仪的故事是假的、是编出来的。
新中国刚刚成立，全国各大行政区还没撤销。东北人民政府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处理引渡这批战俘的工作。对这批战俘的移交和押送工作，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铁道部作出了专门部署。从绥芬河到沈阳沿线各大火车站，对这一特殊专列，必须提供方便，保证顺利通过。各站内的治安必须做到外松内紧、绝对保密、不让群众知道情况。因此，这列战俘车所通过的各火车站，不仅农民、群众不知道火车里坐的是什么人，就连许多车站的工作人员、包括车站负责人也都不知道溥仪就在这列火车上。
既然沿途各站没有什么人知道这列火车里有溥仪，那么火车站台上批斗溥仪的故事，只能是子虚乌有。
溥杰和我希望能以历史事实还给历史一个真实面貌。
在某电视剧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满载日伪战俘的列车，刚刚开过一个车站，一位列车员走到溥仪跟前说，“吃饭了。”溥仪一副皇上的派头，盛气凌人，并大声问道：“这是什么站？”列车员不便回答，没理他。这就引起龙颜大怒。当列车员分给溥仪两个馒头和两个咸鸭蛋时，溥仪很不高兴。
随后，溥仪将馒头扔在地上，便大声喊叫：“拿酒来！”接着，溥仪手拿一瓶酒，一面喝，一面喊：“我这喝的是催命酒！”
这样的故事，已经更是编出了格。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
溥杰和我都认为溥仪是个罪人，应该受到严厉惩罚。但不能因为他是个罪人，就可以把一些莫须有的事情，以及足以丑化其人格的事情，强加在他的头上。这也是对一个人的不公正。
我和溥杰都没见溥仪扔过馒头！
溥仪还吃得兴致勃勃，他对小王说：“稀饭真好喝！多年没喝了！花卷也不错，特别是和咸鸭蛋一起吃，真香！”
因此，根本就没发生过溥仪把馒头扔在地上的事情。
溥仪等58个人都是经过五年锻炼的老俘虏，也都是些懂事、识实务的罪人，他们在被押送的过程中，都很自觉地听从我公安人员的指挥，没有任何人敢于放肆或借机兴风作浪。
溥仪坐的这节车厢里，除小王（通讯员）出出进进、送水送饭外，只有陆曦和我坐在紧靠溥仪旁边相对两排的座位上。陆曦和我既没听到溥仪大叫什么“拿酒来！”“要喝催命酒！”也没有任何人给溥仪送酒来。况且，溥仪不会、也不敢这样做；我们也不容许溥仪如此放肆。
因此，根本就不存在溥仪大喊大叫喝“催命酒”的故事。
溥仪当了好些年皇上，是有脾气，火气还不小，他的一句话，可使人头落地。但是，他还是一个经过风风雨雨磨炼过来的人，也是个知道谨慎的人，知道掌握分寸，而不是一个粗暴而又头脑简单的无知之徒。他不会作出像耍酒疯似的举动，也不会在政府接收代表陆曦旁边，随便撒野。
如果有人硬要把一些粗野的举动强加给他，他自己也无可奈何。
东北大学生缘何杀死一个苏联红军
正当我军和由美国装备的国民党军作战期间，我帅阵亡，是我党的重大损失。这对我们来说是个不小的震动。可对此，为什么听不到任何风声，既没看到林彪阵亡的简报，也没听到这方面的小道传说。这类事又不便多嘴去打电话向军方询问。难道说，为了稳定军心，这一阵前重大伤亡的消息暂不下达？种种猜测，得不出个结论，让人有些纳闷。
东北大学生缘何杀死一个苏联红军（1）
1947年至1948年上半年，中共党、政、军所占据的较大城市是哈尔滨。在这之前，党中央已从内地调到东北10万部队和2万干部，并已分散在东北各地解放区。在这些解放区和南满一带城市，和哈尔滨一样，一片打倒封建主义、美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呼声，从城市到农村，震天动地。这是美国在马歇尔调停失败后，立即转为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所造成的直接结果。
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干涉，哪里就有反抗。这已成为世界性的规律。
领导这一地区解放事业的核心人物是在党中央领导下的几员显赫人物。他们是高岗、林彪、林枫、高崇民、张学思等人。
为了有利于开展这场人民翻身闹革命的伟大活动，他们在中央统一的安排下，成立了东北行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高岗挂帅，林枫、高崇民、张学思任委员会副主席，栗又文任秘书长。
哈尔滨是我国北方新兴的一个较大的城市，它既是东北三省著名的水陆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要地，又是松花江的重要港口，是早年列强日、俄、英、美、德、法等国必争之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哈尔滨曾聚集了33个国家的十几万侨民，并设立过24个国家的领事馆，同时还有外资开设的工厂、商店、银行、学校。因而此城的涉外事务，就十分繁重，十分需要有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来处理日常的涉外事务。为此，于1948年中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内部设立了一个外事处。
涉外工作无小事，事事重要，因此外事处的工作便直接归口由林枫副主席亲自领导，也就是说，外事处是在林枫亲自领导下工作。外事处建处初期，人员不多，算上处长陆曦，仅有三人，我是其中之一。
东北行政委员会外事处在哈尔滨期间，我们三人都没有外事经验。中央外事组、西柏坡没来得及派人来支援。因此，为了工作上的应急需要，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干，在工作中边请示、边学、边做，摸着石头过河。
搞外事、办外交对我来说，实在是件勉为其难的事，我本来在大学是学医的。当年，我一心想当个穿白大褂的医生，以做点脚踏实地、救死扶伤的实在事。换句话说，自己就想做个靠本事谋生的本分人，做个既可不必瞻前顾后，又不求荣不求禄，靠自己的双手、维持自己的生活就行的普通人。而且对搞外交我又一窍不通，既不懂行，又不感兴趣。当党组织硬性决定命我去搞外交时，我很为难，不服从吧，就是不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吧，就要放弃两年已学到的医学基础。怎么办？对此，我在思想里嘀咕了很久。
说实在的，正当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在四平等地打拉锯战的时候，为了战时的需要，不要说是外事工作，就是任何一项殊死任务，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都是不容选择的。地下党组织栗玉（栗又文的妹妹）找我谈话，她说：“党中央目前的任务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们的任何一项任务，包括外事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个大局转。我们每个党员也都要从这个翻天覆地的大局去想问题。组织上选你离开大学，放弃学医，去从事政治、从事外交，是对你的信任，是对你寄予很大期望，是要你将来为劳动人民做更多、更重要的事；而你应该牺牲小我，去服从大我，把眼光放大些、放远些。”
栗玉的这次谈话语重心长，使我一生难忘。党组织的这一决定有如泰山压顶，没有考虑的余地，只能服从。
说心里话，要我放弃学医，去从事外交，我很不情愿。
我这种不情愿，并不是我对外交、对政治有什么成见，也不是对“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有什么怀疑，更不是对中共带领劳动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信心和勇气有什么动摇，而是对钻研理科、攻读医学确实曾有过一些兴趣。
就这样，在一个转瞬之间，我就很不情愿地改变了自己一生在事业上的走向，进入到外事口，成了东北行政委员会外事处的一名成员。
涉外工作领导比较重视。因而我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外事处工作期间，除高岗、林彪外，和一些领导人，诸如林枫、高崇民、张学思、栗又文等，由于工作关系，均有接触，经常可以听到他们作的大会报告或工作上的具体指示，从中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高岗和林彪在解放战争那几年也难得一见。有一天，我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看到一条豆腐块大小的消息，上面写道：“共匪军事首领林彪已经在前线阵亡。”这条消息引起我们几个年轻人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