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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苏联军队已经占领了全部东北三省，日本飞机已全被冻结，嵯峨浩等“皇室”眷属，只能在通化一带流浪。
后来，有的“皇室”眷属已有去处、各奔东西的时候，嵯峨浩也只能携带两个幼小的女儿，经过艰难困苦，在流浪中被好人收容。
嵯峨浩母女三人又漂泊了几年，直到1947年1月，才乘上最后一艘遣返船，回到日本。从此，嵯峨浩和丈夫溥杰一别就是16年。
嵯峨浩也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对丈夫的感情，坚贞不移。她在日本除含辛茹苦地抚养两个女儿外，还不断地打听丈夫的下落和情况。她坚信他们夫妻终会团聚的。1950年，当溥杰被引渡回国到达抚顺后，她就千方百计地打听丈夫的消息。
1951年4月，嵯峨浩突然接到国际红十字会转来溥杰寄给她的一张明信片。在这明信片上，有溥杰写的十二个大字：
“注意身体，拿出勇气，等待下去！”
这个明信片对嵯峨浩来说，如获至宝，字字千斤。这个明信片给她带来了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后来，嵯峨浩从抚顺释放回东京的日本战犯口里，得知一些有关丈夫的情况。她很高兴，似乎感到团聚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但是，出自某些顾虑等种种原因，嵯峨浩没敢及时地给丈夫回信，怕丈夫被怀疑有里通外国的嫌疑，甚至她还担心，即使是给丈夫写了回信，丈夫能否收到，她也没有把握。
我所知道的溥杰的异国婚恋（5）
溥杰长期得不到妻子的音信，则揣摩不安，十分困惑。夫妻双方的思念之情，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有增无减。
1955年春，夫妻二人终于取得了联系。溥杰收到了一封来自东京的信，打开一看，信封里装有妻子和两个女儿的三封信。溥杰惊呆了，他高兴极了。从此，夫妻两人开始了不断的书信来往。在这些来往的书信中，嵯峨浩对溥杰说了一句最激动人心的话是：“我等你一辈子！”溥杰读后，流下了眼泪。
这句话是嵯峨浩对溥杰1951年的来信，明确的，发自内心的答复。
五年之后，于1961年11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特赦令。溥杰获释。
12月7日溥杰由抚顺抵达北京。
当爱新觉罗在北京的家人为溥杰洗尘，在餐馆欢聚的时候，溥杰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日夜想念的、在日本的妻子和女儿。
溥杰每当想起妻子，总觉得自己有愧于她，对她苦苦等他16载的恩情无法回报。他渴望早日和妻女团聚。但是，他万没想到，他的胞兄溥仪极不赞成他们夫妻团聚。
当溥杰对溥仪讲到嵯峨浩在等他的情况时，溥仪竟然板起面孔，要溥杰和日本妻子断绝关系，还提出了三条理由：一、嵯峨浩是日本侯爵的女儿，是个贵族，是帝国主义分子，你应该与她划清界线；二、她如果来到中国，从思想上你怎么帮助她。你也帮助不了她进步，因为你性格柔弱，难以开展批评……三、嵯峨浩到中国来，她在日本的家人会常来信打听中国的情况，如果你常回信讲讲，日久天长，岂不成了特务？！
溥杰听后十分惊讶，他没想到溥仪的想法和他的想法相差得如此遥远，似乎有些难以沟通。
如果从前，溥杰和胞兄发生分歧，他一贯的做法是，收回自己的意见，迁就胞兄的意见，甚至个人有所委屈，也不反对溥仪的意见。而今，在与嵯峨浩团聚的问题上，溥杰不想再违心地同意胞兄的意见。虽然，溥杰没立即顶撞胞兄，但他已经一反常态，流露出不同意胞兄的分析和意见。
溥杰再三思考，始终认为胞兄要他和嵯峨浩断绝关系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他说：其一，嵯峨浩虽然出身皇家贵族，但不能以此认定，她是不可救药的。毛泽东说，有成分论，但不能唯成分论。况且，嵯峨浩一直把中国看成是她终生的婆家，硬说她是帝国主义分子，实在不公平；其二，嵯峨浩是个通情达理的人，16年的艰苦考验，都动摇不了她对丈夫的真情。难道在一些问题认识上，她还会抗拒丈夫的帮助吗？连我们长期与共产党对抗的皇家兄弟，都已经改造成与旧思想决裂的新人，浩为什么就不能呢？其三，60年代还怀疑嵯峨浩会成为爱新觉罗家庭中的特务，更是毫无道理的。当年，日本关东军的阴谋圈套，都对嵯峨浩没起到任何作用。和溥杰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嵯峨浩不仅从没参加任何不利中国的罪恶活动，反而还一再表示，对日本军方的一些作法不满。现在，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还有什么理由再去怀疑她呢？我们堂堂正正做人，脚正不怕鞋歪，谁愿意怀疑我们是特务，就让谁见鬼去吧。
回北京的两天之后，12月9日，溥杰突然接到由中国国务院转来的一封信。他打开一看，惊喜若狂，原来是嵯峨浩从日本拍来的简短电报，祝贺他被特赦。
嵯峨浩在日本不知溥杰回北京住在何处，便大着胆子请中国国务院代转这封电报。
又隔了四天，溥杰收到妻子的来信。妻子在信中表达了十多年不变的眷恋之情，并倾述了等待与丈夫团聚的急切心情。溥杰哭了。
紧接着，溥杰又接到了妻子的第二封来信，信中再次表达了渴望回到中国，实现全家团圆的衷心要求。溥杰再次哭了。
怎么办？
夫妻分居两国，彼此强烈期望团聚。
团聚不成的干扰，无非是来自溥仪的一些猜疑。这些猜疑虽然没有多少道理，但对溥杰说来，还不便完全置之不理。
应该怎么办？
溥杰想到先向组织上写一个报告，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希望组织上帮助解决妻子回中国的问题。他在报告中写道：
“现在我对于她的打算是，我在事事依靠组织的基础上，尽我的全力，争取一定把她改造好。我们二人在新的夫妻关系上，教她也为祖国尽一份力量，帮助我一同在后半生中来赎罪。这是我惟一的愿望。
“但是她在回国之后，如果坚决不改造思想，而和我绝对不采取同样步调时，我也只有决心随她的便。她回她的日本。我做我的新中国人！”
中央几个领导人看到溥杰的报告，都认为应该允许嵯峨浩来北京和家人团聚。于是，中央派专人告知溥仪和溥杰，告称：时代在变化，任何人通过改造，都会提高觉悟，跟上形势。并强调指出：“如果说嵯峨浩曾受过日本人的操纵，那是过去。现在不是这样了。你们能改造好，人家就不能改造好吗？”最后，来人还特意对溥杰说：“过去和日本人结婚的不是你一个人，东北约有四千日本女人和中国人结婚。你应该给嵯峨浩回信，告诉她，你已经得到初步改造，已经是平民了……可以说，政府已同意她回来。她回来能不能过得惯，让她自己考虑。让她也是以一个平民的立场，来华做一个平民溥杰的妻子。”
我所知道的溥杰的异国婚恋（6）
经过多方面的工作，溥仪对嵯峨浩来华一事，不再坚持己见，也欢迎她早日来华。
最后，爱新觉罗一家人怀着极为喜悦的心情，以溥仪、三妹、五妹夫妇名义，用流畅的日文，给嵯峨浩写了一封邀请信，请她携女儿回家。
在此期间，溥杰借廖承志赴日机会，给嵯峨浩带去了一封信。
在这封信的最后，溥杰写了这么一句话：“不多写了，只盼望你早日和我一起过上幸福愉快的后半生的生活……”这句话使嵯峨浩很为之感动，两行泪水流淌在绯红的面颊上。就在她朦朦胧胧沉醉于幸福的追忆中的时候，家人给她送来了爱新觉罗全家人给她寄来的邀请信，请她回家。
这封邀请信反映了婆家上上下下的心声。嵯峨浩被这一件件难以预料的喜事所感动，她激动地哭了起来。
约在4月底，溥杰接到嵯峨浩将携女回国的回信，很高兴。他不辞劳苦，竟然提前半个月，就乘火车去迎接她们。
溥杰和嵯峨浩一见面，就不顾一切地依偎在一起。陪同嵯峨浩来华的女儿生、母亲嵯峨尚子和妹妹町田干子都被这种久别重逢的喜悦场面，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溥杰回顾这段往事之后，对我说：
“嵯峨浩回北京的路上，对我讲了几句感人肺腑的话，她说，‘在回中国之前，有不少日本人劝她不要回来。甚至有人说，至少等中国灾荒过去后再回来也不算晚。她回答说：等到灾荒克服之后，再回去坐享其成，那还能算是中国人吗？！她还说：我们国家（指中国）虽然还比较不发达，但她自始至终都以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她还说：她在和我结婚的那天起，她就决心陪我一辈子，至死不变。这些话，我终身难忘。”
接着溥杰又补充说：“想起这些话，再看看她二十多年来那种毫无怨言的实际行动，我真的感到有愧。我对不起她。”
溥杰还谈了他小女儿生回国的事，他说：“小女儿生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不习惯，便坚持要回日本。这件事，我作为她的父亲，曾坚决反对过。我知道，她是不愿跟父母在中国过苦日子，是不愿放弃东京的优越生活。对此，我批评过她。我还向她发了火。她不管我怎么反对，就是听不进去。最后，她还是走了。这件事，我也拿她没有办法。
“小女儿回东京一事，在精神上，对我的打击很重。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剩下这个小女儿也离我而去。我失去了天伦之乐。
“小女儿回日本之后，只剩下我和浩两个人。我们两个人在这个小院里，度过了二十多个春秋。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和浩以我们自己仅有的微薄力量热心从事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为祖国建设和中日友好合作关系添砖加瓦。
“在这二十多年中，我们也经历了多种多样的政治运动，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固然受到了某些惊吓，但也受到了锻炼，受到了考验。
“在这艰苦的岁月里，我们的生活虽然不富裕，和全国人民一样，过着较为清苦的日子。但我们没有什么怨言。我们夫妻之间，从没有为些家庭琐事而红过脸。可以说，我们的家庭生活一直是平稳的、没有起伏的美满幸福。但万万没想到，正在我国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的年月里，浩病了，而且是一病不起。对此，我十分不安。”
当时我对溥杰的幸福晚年表示祝贺，对夫人生病表示同情和慰问，溥杰补充说：
“每当想起，由于我的罪过，使我们夫妻出现悲欢离合，我就深感内疚。每当想起，浩作为妻子，对我这样好，为我吃了这么多苦，我就深感有愧。我欠她的太多了，而我对她爱护也不够。现在后悔也晚了。”
嵯峨浩入院之后，溥杰对妻子关怀备至。每天晚上，溥杰都去医院陪她，给她喂水、喂饭。夜里，为了观察她的病情，溥杰就在她病床旁边，支起一个折叠床，陪她过夜。
我忙问：“今天，你怎么没有去医院？”
“今天白天，浩的妹妹在医院陪她，晚上我去接班。”
我听后，觉得不该前来打扰，便脱口而出说：“我不该这样来打扰你，很对不起。你所谈到的一些往事，我很爱听，只是占用了你的时间。对你夫人生病，我只能为你着急，但帮不上什么忙。如果需要我做什么事，请尽管说，我会全力去办。现在我能做到的，只能是给你节省一些时间，让你也休息一下，晚上还要去医院。等夫人出院之后，我们再聊。”
“不！我们有几十年前相遇、相识的缘分，现在碰在一起，又能共同回顾一些往事，很有意义。对我说来，也有需要。我很想写一本有关这段历史的书，留给后人。能不能做到，我还没有把握，至少现在不行。我现在还无法平静下来，专下心来写东西。以后再说吧！……”
溥杰接着说：“你要走，我不留你。但请你下周三再来我家一次。我们再深聊聊。今天你听我谈了，下次听你谈。我们的话题是共同追忆一些五十年代的往事。我很感兴趣。”
“好！下周三上午我再来。”
就这样，我离开了溥杰的家。
西皇城根2号是一个十分显眼的大宅门。门前有解放军守卫，大院内的主楼也有解放军岗哨。就从这警备森严的架势上看，谁也猜不出大门里面是个什么衙门。其实，这个大宅门只不过是全国人大的一个招待所。自从六届全国人大把新成立的四个职能委员会设在这个大院之后，这大宅院就变成了全国人大各委员会的办公所在地。说实在话，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休会期间，除了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在这里忙忙碌碌外，没有几个人大常委会委员出入这个大宅门。
我所知道的溥杰的异国婚恋（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