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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的美国军舰时，战争才得以避免。皇家海军唯一的一艘巡洋舰躲过了这场灾难，因为该舰舰长把该舰的安全摆在国家荣誉之上。这场危机暴露了美国海上力量的弱点。“大海军”的提倡者现在恳求国会拨款建造二十艘现代化的战列舰，以便在德皇占领夏威夷以前，把它并吞而建成为太平洋上的一个基地。控制着夏威夷群岛的美国种植者推翻了当地女皇。女皇名叫莉洛卡兰尼，是一位坚定、激烈的波利尼西亚民族主义分子。一八九三年，自封的夏威夷“总统”桑福德·多尔请求华盛顿合并这个群岛，但继任的民主党人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声称反对帝国主义，在国会断然否决了这一议案。
第二年，日本同中国交战，试图将中国的附属国朝鲜并入日本在大陆的势力范围，美国根据一八八二年同朝鲜签订的贸易条约所享有的权利受到威胁，默默支持“非正式贸易帝国主义”的克利夫兰政府也没有进行干预。受到普鲁士式训练的日本军队打败了中国军队，但俄国对媾和谈判进行了干预，使日本没有能吞并朝鲜，但让日本控制了福摩萨。
日本加入列强的争夺，博得了美国报刊的赞许，但使马汉感到惊恐。他告诫说，日本以一个实力强大野心勃勃的国家的面目出现之后，美国必须立即加强它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这个建议在一八九六年威廉·麦金莱总统使共和党重新执政并让马汉的追随者入阁之前一直没有被重视。海约翰担任国务卿，西奥多·罗斯福就任海军部次长。注重实效的扩张成为麦金莱政府的政策。总统虽然软弱，但他手下的这些领导人一直在伺机夺取西班牙在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虽然易受攻击，却具有战略地位。马汉已说服罗斯福，使他相信美国必须打击德国在太平洋上的野心，夺取菲律宾，把它当作“美国的香港”，使之成为军事和商业基地，在对华贸易中获得大的份额。
一八九八年，时机成熟了。那一年的二月十八日，“缅因号”战列舰在哈瓦那港被炸沉，美国有同西班牙交战的可能。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鼓吹侵略主义的“黄色报刊”煽动着美国人的好战情绪。两个星期之后，罗斯福的机会到了。海军部长被这场危机弄得焦头烂额，休息了一天。他的副手电令亚洲舰队在香港集结，准备“进攻菲律宾”。罗斯福预料要等整整一个月才会正式向西班牙宣战，他担保他的宠将乔治·杜威准将以五艘轻型巡洋舰和炮艇那样一支并不惊人的力量，就能将德国人赶进马尼拉湾。
“你准备好了就可以开火，格里德利先生，”五月一日拂晓之后，当杜威率领亚洲舰队向停泊的敌舰出击的时候，他对旗舰“奥林匹亚号”舰长说道。两小时之后，没有一艘西班牙军舰还漂浮在水面上。对美国来说，菲律宾就要到手了。当麦金莱勉强发布了使美国成为公开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命令之后，西奥多·罗斯福派出了在波多黎各的美国第一义勇骑兵团的骑兵，为这场“漂亮的小小战争”作出了个人贡献。“老杜威在击败西班牙舰队之后率领亚洲舰队离开就好了，”当麦金莱听说菲律宾游击队领导人埃米利奥·阿基纳尔多盼里美国人解放他们的时候抱怨说，“那他就避免了许多麻烦。”后来半个世纪的继任总统常常想到这番话所含的带苦味的道理，因为一支德军开进马尼拉的消息，克服了麦金莱主张菲律宾独立的共和党人的情绪。美国派遣军队占领了那座城市，人们要求国会并吞这个群岛“以履行我们的国家使命。”
在美西战争中，英国在名义上保持中立，但在实际上皇家海军支持了美国。这场战争在一八九八年以签订《巴黎条约》宣告结束，条约确认星条旗将继续在菲律宾、关岛和波多黎各飘扬。并吞夏威夷标志着这个极其重要的一年的光辉的顶点，在这一年中，扩张主义者的政策获得了胜利，美国看来已经放弃“非正式势力范围”政策而加入帝国主义的阵营。夺取殖民地使反对帝国主义的美国人极为惊恐，却使英国人感到高兴。约瑟夫·张伯伦（当时担任殖民大臣）认为，美国的这个新作用对英帝国有很大的意义，并宣称这个作用“将有助于我们的事业”。诗人拉迪亚德，基普林在写给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请求美国“肩负起白人的担子”。“诗写得很糟糕，但很形象地表达了扩张主义的观点，”罗斯福赞许地说道。然而，从菲律宾的美军伤亡数字可以看出这副担子的份量。镇压阿基纳尔多的游击队是履行帝国主义责任的残酷的第一步，美军死了四万人。
美国宣称中国必须仍然是一个对自由贸易和商业开放的国家，平定菲律宾多少损害了这一要求的合理性。美国人终于听从了马汉的建议，开始建造一支强大的舰队，这个舰队可以在夏威夷和菲律宾部署，从而控制着美国西面的那个大洋。太平洋成了“我们的内海”，布鲁克斯·亚当斯写道；“我们的地理位置，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活力使我们能够开发东亚并把它并入我们的经济领域。”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最初几年里，严重的衰退打击了美国的经济，物价和利润制度崩溃，劳工骚乱发展到今人惊恐的程度，金融界受到一八九三年恐慌的沉重打击，涉过太平洋去敲开潜在的巨大的中国市场，这一宏伟设想看来可以满足力图摆脱衰退的美国商人的要求。美国把经济衰退的很大一部分责任归于欧洲国家为排斥美国过剩的工农业产品而实行的高关税。“美国工厂生产的产品，超过美国人民的需求；美国土地种出的粮食，超过美国人民的消耗量，”参议员贝弗里奇在一八九七年告诫说，他提出了解决办法：“命运为我们制定了政策；世界贸易将属于我们。”
银行家和实业家已经开始从事海外经济扩张。在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和安德鲁·卡内基的领导下，美中开发公司于一八九五年成立，提供那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和管理，修筑铁路，挖掘煤井，兴办钢厂。这是执行一项虚幻的经济使命的开始，这个使命在半个世纪的美国远东外交政策中占了主导地位，它很少考虑剑欧洲列强和俄国在远东的既得利益，这些国家已在中国投资开发矿山兴修铁路，以便把中国变成一块块独占的经济殖民地。中国的行政制度已经发生了混乱，在这个国家投资就会面临一些几乎无法克服的问题，美国的使命似乎也很少考虑这一点。究竟如何把处于饥饿边缘的四亿中国农民变成美国制造品的丰衣足食的消费者，这一点在美中开发公司的计划书中也考虑得不多。
美国政府和工商界都没有注意这个疏忽，它们正面临一场明显的经济危机，美国银行家协会在一八九八年总结了这场危机的规模：“我们的生产能力远远超过我们的消费能力。国内市场再也不能使高炉继续出铁，使织布机继续织布。那些资本可以增值，劳动可以雇佣，企业必须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以便销售我们的剩余产品。”第二年，布鲁克斯·亚当斯在他的有影响的分析著作《美国的经济优势》中提醒他们说，这个最重要的市场就是中国。“东亚是所有富有生气的国家抓住不放的俘获物，”他写道，指出英帝国已经“筋疲力尽”了，在一场在他看来将是俄国和美国争夺亚洲大陆的资源的摊牌中，美国必须继承英国的角色，充当敞开中国贸易门户的保证人。
随着与欧洲列强的竞争愈演愈烈，英国政府确实感觉到它在远东的责任是沉重的负担。同年，德国海军开始挑战。由于英国正在南非同荷兰人后裔布尔人交战，阿瑟·鲍尔弗首相的保守党内阁在一八九九年确认英国“还没有准备好去承担统治三分之一的中国的责任”。由于美国对于它同这些扬子江流域省份保持自由贸易关系也很感兴趣，于是英美在伦敦和华盛顿举行了秘密会谈，讨论如何使有着“特殊关系”的英美两国在远东结成更正式的联盟。然而，即使亲英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也意识到：鉴于美国政策的现实，任何超越公开承认的“友好谅解”的事情都将是“一场空梦”。
海约翰国务卿于是提出一项外交倡议，通过这顶倡议，他希望美国能够说服世界上竞争的列强同意不分“势力范围”继续奉行在中国进行自由贸易和投资的门户开放原则。一八九九年春华盛顿发出照会，要求承认在中国自由经商的权利。反对扩张的民主党人立即指责这个政策是“理想主义的帝国主义政策”，是美国为了建立与其说是政治霸权倒不如说是经济霸权而故意披上的一层伪装。但是，正如伦敦的《泰晤士报》一语道破的那样，反对意见销声匿迹了，因为“即使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也欢迎不是征服领土而是发展商业的帝国政策”。这正是俄国人所担忧的。第一次“开放门户”的照会在圣彼得堡受到冷遇，因为它被人为是英美破坏满洲铁路计划的卑鄙阴谋的一部分，沙皇希望依靠这个计划来控制这个矿产丰富的省份。英国政府对美国的倡议所表示的热烈欢迎，证实了俄国的这个看法。约瑟大·张伯伦称海约翰的计划是“最崇高的事业”，并且提议现在应该让星条旗和米字旗在盎格鲁撒克逊联盟上空一起飘扬。
尽管这个英美统治下的和平将仍然是非正式的，不会得到承认的，但在海约翰开展外交攻势的时候，这个和平的默默的存在却帮了他的大忙。美国大使费了一番口舌，总算使法国和德国作出了多少是有利的反应，然后美国可以把它们的反应夸大，以便胁迫俄国人就范。一九○○年三月，海约翰成功地发动外交攻势，第二次发出照会说，所有的大国现在都承认建议提出的原则以及中国的领土完整是“确定的不可更改的”。没有人揭穿这个照会的虚张声势。美国接着发出第三次照会，确定了门户开放主义，没有哪个国家提出异议，因为它是在一九○○年七月发出的，在此之前爆发的义和团起义威胁着在华的所有外国利益。
当时的形势和美国耍弄的外交手腕使美国能够确立重要的国际政策原则，美国扩张主义者相信，只要能够坚持门户开放，这个原则就能确保美国在中国市场上的经济优势。布鲁克斯·亚当斯高度赞许海约翰国务卿卓有成效地“使门罗主义工业化”的原则在一九○一年被普遍接受，那一年，英、法、俄、德、日和美国的军队一起参加了一次联合军事远征。在慈禧太后的秘密唆使下，义和团造反分子包围了它们在北京的使馆，在此之前，他们捣毁传教机构，拆除铁路，私刑处死西方人，突然爆发的反对“洋鬼子”的暴力行动席卷了中国北方。外国列强迅速采取行动保护它们的共同利益，空前团结一致地支持美国的政策。但是，在六月份造反被镇压后，列强又热衷于争夺领土和势力范围。日本对福建提出要求，并派兵占领了近海岛屿厦门：俄国人进一步侵占满洲；德国人加强了对山东半岛的控制，并开始向扬子江进逼。
英国政府意识到，若要坚持门户开放并保护英美的共同利益，仅仅同美国结成非正式联盟是不够的。从印度向上海增调了军队。但到一九○一年九月，德国海军日益加剧的挑战迫使海军大臣塞尔伯恩勋爵提出报告：“有充分理由认为我们必须在中国水域保持一支可以保卫帝国的安全的海军力量。”为了确保远东的均势，英国在一九○二年终于放弃了“光荣的孤立”，同日本结成海军联盟。皇家海军和日本帝国海军互相保证：一旦俄国及其盟国法国或者德国发动进攻，英日海军就要互相支持。英国政府相信这个条约恢复了皇家海军对其他列强的海上优势，于是开始从中国基地撤出战舰。两年之后，在远东水域再也没有飘扬着英国皇家海军旗的军舰了，尽管新的澳大利亚自治领政府由于准备采取行动排除东方移民，对于英国把西太平洋防务的主要担子交给日本海军表示极为不安。
一九○一年，威廉·麦金莱被暗杀之后，西奥多·罗斯福就任第二十六届美国总统，他和阿瑟·鲍尔弗首相觉察到，他们的共同利益的主要威胁是俄国和德国，而不是日本。新总统很快断定美国必须以军事力量进行干预来支持门户开放政策；可是，由于没有社威将军的一九○三年计划所设想的由四十八艘战列舰组成的一支舰队，他几乎什么也干不成，只好借助外交来试图保持远东的均势。他象父亲一样地规劝日本大使，希望太平洋彼岸的这个前盟国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伟大的文明的国家”。他的这个殷切希望很快就破产了。日本正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