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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一个学院里有涵养的绅士。这一点，倒对了我的脾气，我也是因为喜欢乱说话，而让一些人觉得不像个教授的。单凭这一点，我就应该破破自己的规矩，来为东成的这本书说点外行话了。
何况东成的有些观点（当然不是全部）还引起了我的共鸣与进一步的思考，似乎也有一些话可说。
如本书的标题所示，东成先生是非常强调“艺术人格”的。在他看来；“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是一切真正的文学创作一块须臾不可离开的‘通灵宝玉’”。他强调“一个真正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应该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一个‘精神漂泊者’，永远不停止对彼岸、对精神理想的追求，因此，永远对此岸、对现实感到不满”，保持“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不媚权，不媚俗，不媚钱，……‘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即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东成先生之所以如此大声疾呼，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心中没有爱和怕，没有热爱、悲悯与谦卑，无法无天，无所畏惧，太轻慢、无视乃至践踏常识和规律了”，因此，他认为，呼唤“正直的、富有理性和良知”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发展中国的文学艺术、思想文化的当务之急。
我于是想起了20世纪初，鲁迅在《破恶声论》里发出的呼唤：“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当然，鲁迅的思考是更为深广的；因此，我想就鲁迅的这一命题作一点我的阐释，与东成先生和读者一起讨论，希望能使东成先生所提出的前述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一步。这应该不算是跑题吧。
鲁迅在这里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一个“伪士”即“假知识分子”的概念。按照鲁迅的解释，所谓“伪士”主要有两个特点。首先，他们打着“科学”、“适用”等旗号（也即东成先生所说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动辄指责别人（例如“气秉未失之农人”）“迷信”，其实质是他们自己“精神窒塞，唯肤薄至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且失”，鲁迅因此称他们为“无信仰之士人”。非但如此，他们还要扼杀人们的信仰，即鲁迅所说；“自唯为稻粱折腰；则执己律人，以他人有信仰为大怪，举丧师辱国之罪，悉以归之”，颠倒黑白，竟至于此。但他们有时也把自己打扮成“信仰”的捍卫者，并动辄指责别人“无信仰”或“背叛信仰”：这同样是一个混淆视听的表演。鲁迅因此又提出了“正信”这个概念。所谓“正信”，首先是自命为“正确”，而且是唯一而排他的，是对真理的垄断，即所谓“正统”，而实际上不过是某个时代、某种社会利益集团的多数派的意志。这些“正信”的垄断者其实是没有真正的发自自己内心的信仰的，在“万喙同鸣”中他们早已失去了自我，却要以“多数”做权威；“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因此；“正信”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它是“敕定”的，即是自上而下的强加，是与真正的信仰的自发性与内发性相背离的，因此，实质上是一种“伪信”。“伪信”而又要强制别人接受，这正是显示了“伪士”们既无信仰而又行专制的特征：这正是鲁迅认为“伪士当去”的原因。
生命的沉湖与“正信”对立的是所谓“迷信”，这是一个被“伪士”们扭曲、丑化了的概念，因此，鲁迅先要为其正名，他明确指出：“虽中国志士谓之迷，而吾则谓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鲁迅在这里所强调的正是东成先生在本书中所竭力鼓吹的“对彼岸、对精神理想的追求”，也即人的超越性的形而上的终极关怀，或者说，所提出的是一个“信仰”的问题，所谓“迷信”实质上就是追求信仰的执著与痴迷，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对“宗教”精神的肯定。——如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先生所说；“鲁迅对宗教的肯定只限于对‘伪士’的批判，他本人并不站在一切特定的既成宗教的立场上”，他肯定的是“一切自发的、发自内心的信仰”（参看《早期鲁迅的宗教观——‘迷信’与‘宗教’的关系》，载《鲁迅研究月刊》1989年11期）。如鲁迅所说：“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这是鲁迅所倡导的“立人”思想中的核心。在鲁迅看来，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所多的是无信仰、假信仰的“伪士”，缺少的是有着坚定、执著的信仰的“精神界战士”，这是抓住了要害的。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强调“迷信可存”时，使用了“神思”的概念。在鲁迅看来，宗教与文学，甚至科学，作为人类的精神现象是有着根本的相通的：它们同是人类自由精神的产物。因此，对彼岸的关怀，理想、信仰的追求，总是同时伴随着“神思”，即人的自由无羁的想象，所谓“顾瞻百昌，审谛万物，若无不有灵觉妙义焉，此即诗歌也，即美妙也，今世冥通神之士之所归也”。鲁迅一再发出感慨：“太古之民，神思如是，为后人者，当若何惊异瑰大之”；“念古民神思之穷，有足愧尔”。鲁迅显然从自由创造精神的不足，想象力、幻想力的贫乏里，感到了某种危机。这就抓住了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精神发展与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发展的另一个要害。
问题的严重性，或者说让我们后人感到特别难堪的是，鲁迅在世纪初所指出的两大匮缺——精神信仰的匮缺与自由创造精神、想象力的匮缺，到了世纪末，不但没有得到弥补，甚至是更为严重了，并且依然是当今中国精神发展、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发展的瓶口问题。这确实让一切多少还保留一点理想追求的朋友们感到忧虑。我在东成先生的这部新著中感到并共鸣于这种忧虑，故写此文，以作声援。而我引为资源的，仍是鲁迅的近百年前的思想。这样，我的说话仍然没有脱离专业的范围；这也可能是我的一种局限，但也只能如此了。
2000年4月9日写于燕北园
《生命的沉湖》 第三部分坚守我们的信仰，在今天的中国
——读裘沙《新诠详注〈文化偏至论〉》裘沙先生这本装帧高雅、内容厚重的书，给我带来了惊喜，并引起了共鸣与深思。
令人惊喜的是，裘沙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画家，竟然以如此大的精力来为鲁迅的著作专作“新诠详注”，这是我们这些专业的鲁迅研究者深感惭愧的。
裘沙先生说：“这是我和伟君两人梦想了近三十年，想以自己的微力构建起这座鲁迅思想殿堂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句话让我想了很久。
“近三十年”前，正是“文革”的后期。记得裘沙先生说过，他和王伟君先生是经过“文革”的民族与个人的大苦难，在极度的绝望中发现、认识与接近鲁迅的。他们也同时发现、认识与接近了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部主要阐释鲁迅“立人”思想的专著中，裘沙先生要郑重其事地引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原因。
这一切都是我所能理解的：这里正包含了我们这一代人精神发展的历史。
我在很多的场合都说过，我们是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毛泽东的著作以及鲁迅的著作长大的。而无可回避的事实是，开始时我们的阅读是被规范化的，因而不免是盲目的。我们其实更多的是读讲解马克思主义与鲁迅的小册子，现在就看得很清楚，其中有许多私货，灌输给我们的有不少是“假马克思主义”与“假鲁迅”的东西。真正由“要我读”变成“我要读”是在“文革”的后期。在我们从精神的迷狂中醒来，开始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的时候，迈出的第一步就是甩开各种各样的小册子，直接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与鲁迅的原著。于是，我们在将生命一并投入的如饥似渴的阅读和独立思考中发现了属于自己的马克思与鲁迅。这种发现的喜悦我至今还难以忘却。记得当我在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读到下面这段话时，我感到的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灵魂的震撼——
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
同样的震撼发生在读鲁迅的《关于知识阶级》时，他在那里强调“真的知识阶级”是永远不满足现状的永远的批判者：于是，我发现了马克思与鲁迅的相通，并由此找到了自己的哲学，找到了自己作为“批判的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和理由。——我相信这样的心灵的震撼与选择也属于裘沙先生、王伟君先生；他们在本书中一再强调“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的意义就是一个明证。
当然，他们在三十年前更注重的是鲁迅的“立人思想”。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裘沙、王伟君两位艺术家，比我们中很多人都要早、也更深刻地认识了鲁迅的真正价值”。他们在“文革”后期，即发现了鲁迅的《文化偏至论》的意义（而那时最流行的观点，是视之为鲁迅前期思想的局限性的表现的），并根据鲁迅在世纪初确立的“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目标，提出了“鲁迅新宗”的概念，认为鲁迅建立了一个以“立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这是20世纪终于诞生的中国的“新宗”。他们由此而做出了一个决定后半生命运的重大选择：“以自己的微力构建起鲁迅思想的殿堂”；“为鲁迅的新宗奋力呐喊，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在他们呕心沥血，用画笔完成或部分完成了《鲁迅之世界画集》、《鲁迅之世界画传》两部艺术巨作的同时，又献出了这本对“鲁迅新宗”作理论阐释的学术著作。三部作品有如三足鼎立，互为呼应，本身也自成一个体系。为此，他们花费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
生命的沉湖“三十年”，这是一个相当沉重的数字，我掂量着它的分量。这三十年，中国以及我们自身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曾有过多少彷徨、动摇、“昨是而今非”啊。这两位艺术家却始终坚持着三十年前的选择，不摇摆，不犹豫，心无旁骛，埋头硬干，不知老之将至。这种力量与境界，不是用毅力所能解释的；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已经将鲁迅的“立人”思想化作了自己的理想与信仰：他们是为自己的理想与信仰而拼搏不止啊。
这是怎样一种理想与信仰呢？
裘沙先生告诉我们：鲁迅的“立人”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力主“根柢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遵个性而张精神”，即把发展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作为“立国”的根本。裘沙先生发现，鲁迅的这一“立人”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下述论断是根本相通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按恩格斯在一封通信里所说，这条原则是最能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的。
可以说，正是前述永远的批判精神与这里所说的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理想（在我们看来，这两点正是马克思主义与鲁迅思想根本相通之处），经过几十年的磨炼，已经成为像我以及裘沙、王伟君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基本信仰。它决定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基本立场与选择。
在“文革”以后的三十年里，有两个最响亮的口号，一是“实现现代化”，一是“发展就是一切”。而作为一个有理想与信仰的批判的知识分子，我们还要追问：这是什么样的“现代化”，什么样的“发展”？
裘沙先生在他的《鲁迅的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化偏至论〉》里，分析了曾经有过的几种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一是为个人私利而大挖国家的柱石，即所谓“个性与物质的结合”，这是鲁迅在《论雷峰塔的倒掉》里曾经批判过的，他称之为“奴才的破坏”；一是大跃进时期全民炼钢式的抛弃了科学精神的群众性建设狂热，那是“众数与物质相结合的社会实践”；一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鼓吹精神万能的群众运动，这是“尊众数而张精神的全民大实践”。而历史已经证明，所有这些发展模式都给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