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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基文选-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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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些热爱坐牢的人不积极反对古老监狱的破坏者,这种怪癖也不算有罪,因为破坏者拒绝修建新的监狱而使群众流离失所,在一切救世主看来,这都是一件可怕的事。    
  文明的最高峰必然是共产社会,否认这个明证是很困难的。研究过去和现在,都会证明一切进步都是在这条道路上迈进一步;研究今天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也不可能找到其他合理的解决。一切都得走向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又只能取决于普及教育,因此也得取决于我们的善良意愿。所以,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乌托邦。它是正常的发展,和五花八门的空想社会主义体系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卡贝在《伊加利亚游记》中和建立诺沃①的尝试中,恰恰错误地把对未来的合理理想和贩卖次货的空想家毫无根据的幻想混为一谈了。他当然比他的对手遭到了更沉重的失败,因为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不是由一只有两只脚、没有羽毛、没有翅膀的鸟,在人类社会的一个角落里产生和孵化的鸟蛋。    
  ①诺沃(Nauvoo)是1849年卡贝在美国建立的“共产主义者殖民地”。    
  圣西门主义者,傅立叶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都向革命宣了战,他们谴责革命是不可救药的否定论。三十年来,他们的说教已向世界宣布毁灭性的时代已告结束,而他们各派救世主的有机时代来临了。这三个派别竞卖膏药,只在咒骂革命者这一点上完全一致,他们抨击革命者是不睁眼看新光明,拒绝倾听生活良言的顽固罪人。    
  共产主义者从来就是民主主义最勇敢的先锋队,而追求空想者却在所有反动政府面前竞相献媚,用侮辱共和国来乞求政府的恩赐,这一明显的事实就足够说明二者的区别了。因为共产主义是根本,是革命的精髓,而一切新的宗教和旧宗教一样永远是革命的敌人。    
  谁不知道圣西门主义者今天成了什么了:成了帝国的支柱。人们当然不能谴责他们脱党。他们的学说胜利了:资本至上,银行和大工业成了万能。他们依靠这些统治国家,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但是说起来,这些善良的人还曾被当作是危险的革新者呢!    
  傅立叶主义者十八年来骑在共和党人头上,对路易·菲力蒲阿谀逢迎,他们在共和国胜利时投靠了共和国,他们本以为会得到权势,结果却受到了排斥。他们出乎意外,大为震惊。滑稽的乌托邦在大风暴中消失了。但他们的残余渣滓还混杂在民主人士的队伍里。他们不再有别的希望了。    
  实证主义这一世纪的第三个空想,以否定一切宗教开始,而以嫁接在天主教讽刺画上的等级制度告终。此外,它自行分裂了。正统派分子们在这位预言家逝世的房间里庄严地做着孔德①学派的弥撒。新教徒却用他们一生去否认他们所宣传的教义,或者在宣传他们所否定的教义,随你怎么说都一样。这两派都是同样以害怕打击,尊敬武力,注意避免和失败者接触而引人注目。    
  ①奥古斯特·孔德(Augustte,1798—1857年):哲学家、社会学者。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的历史哲学是唯心主义的。它的基本论点是意识决定世界,改造世界。在他的科学分类中,社会学既然是一门最复杂的科学,所以占了首要地位。在政治方面,孔德的思想体系是反动的,因为他主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调和”阶级矛盾和建立平衡。1848年以前,布朗基曾专心研究过孔德的著作。    
  孔德晚年致力于歌颂沙皇尼古拉,践踏革命者。他为了博得反动派的欢心,臆想出了一套等级制度。但反动派和沙皇都不屑转过头来看它一眼。    
  宗派分立论者也曾哄动一时,有点虚幻的影响,因为害怕无神论的人曾经隐蔽在这模棱两可的外衣之下。但是危险一过,这点存在的幻虚就烟消云散了,实证主义者不是变成社会主义的尾巴,就是转移到保守主义的阵营中去。    
  共产主义本身就是革命,不应该做出乌托邦的姿态,共产主义永远不能和政治分开。以前共产主义是在政治之外的。而今天它却处在政治的最中心。政治不过是共产主义的服务员。为了保持政治为它服务,共产主义应该爱惜政治。即使在胜利的前夕或胜利的第二天,都不可能把共产主义突然强加于人。这就等于要去太阳上一样,还没有飞得多高,就会摔在地上,四肢摔断,得在医院里住上好久。    
  不要忘记这条公理:教育和共产社会是并肩前进的。彼此不能超越一步。全世界都在大声地叫喊只要有连体双生子中的一个就足够了。但是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缺少了另一个,都是不可能来的。    
  的确,这些一致呼吁的言下之意是指教育的定义。但我们已经看到,定义有两个:一个黑的,一个白的。我们不要受骗。圈套都在那里。政府和保守主义只要教士们办的教育,而这就意味着黑暗。他们疯狂地追求这一结果。凯撒、谢洛克和罗跃拉手挽着手去战胜黑暗。他们不可能达到目的,但他们也阻止我们达到目的。    
  我们和他们这两种敌对力量相持不下。谁也不能前进,谁也不愿后退,都在原地不动。对于我们来说,保持这种局面就是胜利。听命于黑暗势力的有五万个教士,五万个修道士和将近四万个小学教师。因为几乎所有的人今天都屈服于教会。大学完全叛变了。    
  我们甚至不能指望报纸。反对党报纸走不出城市。农村只有反动落后的报纸,这些报纸用书面的宣传来支持本堂神父、反动分子和大地主的口头宣传,整个都是反对我们的。没有支持我们的。    
  那么,我们还剩下什么呢?进步在社会情绪中的传播,人与人通过铁路的往来、公众的良智,尤其是我们敌人的表演,这些都是我们最好的辩护。愤怒也许在不断高涨,但这是一种靠不住的力量。今天的愤怒往往变成明天的恐惧。除了教育之外,没有别的牢固的基础,而敌对的力量要使教育瘫痪。我们却在观望等待。    
  但是革命的第二天,总会出现非常事件。这并不是说革命会造成突然的转变。人和事物依然和昨天一样。唯有希望和恐惧对换了位置。枷锁被打碎了,民族自由了,在民族面前展开了一望无际的广阔天地。    
  那时我们该怎么办呢?象1848年那样,把换班的新马套在原来的马车上静悄悄地沿着原来的道路前进吗?我们知道这条道路通向何方。相反地,如果常识终于占了上风,那么在这里就看得到肩并肩地开辟出来的两条平行的道路。一条道路一步一步地走向全面普及教育;另一条道路相应地一步步走向共产社会。    
  在这两条道路上,开始时采取的是同样的措施:消灭一切障碍。这些障碍是人所共知的。这里是黑暗的军队;旁边是资本的阴谋诡计。要把黑暗的军队赶出国境,这是一件简单的工作。然而,资本却不那么容易对付。我们知道它的不变方式:不是逃走就是隐藏起来。然后,资本家站在窗前,心安理得地看着人民在水沟中挣扎。这就是1848年的历史。人们呻吟、哭泣、诅咒,然后被彻底打败,悔恨也来不及,重新带上了枷锁。我们不要再让上述历史重演了。    
  要防止货币消失是不可能的!不必作此妄想。但是动产,甚至于不动产都是既不能隐藏,又不能逃走的。这就够了。先办最紧急的事。    
  紧急规定    
  经济方面    
  1.命令工商企业主暂时维持企业现状,保持原有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工资,违抗命令的人给予驱逐出境的处分。国家将和企业主进行商谈,共同作出安排。凡是因反抗命令而被驱逐的老板由政府管理机构代管其企业。    
  2.召开主管方面的大会来解决海关的问题,矿山和大工业企业的问题,信贷和贸易的问题。    
  3.大会负责奠定工人协会基础。    
  给老板下命令,可以防止资本家突然而来的意外反抗。在初期,这一命令是非常重要的。劳动人民可以不用站在水沟里,而是在其他地方等待新的社会措施。    
  政治方面    
  取消军队和法官——中级和高级官员立即撤职。暂时留用全部雇员。——驱逐一切黑暗的军队,男的和女的。——一切教会的、公共的、男女宗教团体的、以及用其他名义管理的动产和不动产一律并入国家财产。——对共和国敌人在1848年2月24日以后所干的严重危害国家的罪行进行重新审判。——自即日起废除出卖和抵押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财产。    
  改组公务人员。——不要刑法也不要司法官。仲裁人处理民事案件,陪审员处理刑事案件。按照过错的程度由陪审团根据良心定罪,没有硬性规定。——只有各种刑罚的性质是事先规定的。    
  建立一支国家常备军。——在共和国的工人和人民中实行全民皆兵。    
  不给敌人以任何自由。    
  财政方面    
  公债清册全部作废。——成立委员会制定储蓄银行的规章制度。    
  用直接税、累进税、遗产税和所得税代替一切直接、间接的捐税。    
  国民教育    
  建立小学、中学、大学三级教育机关。    
  政府    
  巴黎专政    
  1848年急忙号召普选是蓄意叛变。人们知道从共和历雾月18日以来,由于报纸言论被控制,外省已变成了僧侣、官僚和贵族们的牺牲品。要求这些被奴役的居民进行选举,就是要求他们的主人进行选举。所以善意的共和人士曾要求延期选举,直到通过自由论战,人民完全觉悟时再举行。反动派惊慌万状,因为他们肯定立刻选举他们可以获胜,同样地他们也肯定一年之后选举,他们就会遭到失败。临时政府蓄意把它难以容忍的共和国出卖给反动派。    
  革命的第二天就举行选举,只能有两个同样犯罪的目的:用强制手段来夺取选票;或者恢复君主政体。你们将会说,这是少数派和暴力论者的自白。不!使用恐怖和压制言论而取得的多数,并不是公民的多数,而是一群奴隶。七十年来只听取单方面意见的法庭,是最盲目的法庭。法庭应该亲自去听听七十年来另一方的意见。既然他们双方不能同时进行申辩,就让他们先后申辩。    
  反动派中的伪善分子预见到事态的发展,就对下面这句有关陈腐道德观的老话大事渲染:“各个派别在胜利中仅仅寻求复仇而不寻求自由,这是非常不幸的。”这句老调是不确切的。    
  1848年,共和人士忘记了五十年来所受的迫害,给了他们的敌人充分而完全的自由。那是庄严而有决定性的时刻。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胜利的人民虽然遭受了长期的残酷迫害,仍然采取主动,作出了榜样。    
  回答是什么呢?灭绝。这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劳动者敢于自由说话的日子,也就是资本家住嘴的时候。    
  在48年巴黎专政的一年,本来可以使法国和历史少走二十五年的弯路,这二十五年现在快结束了。如果这次需要巴黎专政十年,那也毫不犹豫。归根结底,巴黎政府是全国选举的国家的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巴黎决不是局限在本身利益范围内的一个都市,而是一个真正的国家代表。    
  这样一个代表要懂得把谨慎和力量结合起来,这对于革命的成败有重要的关系。对私有制原则的攻击是无用而危险的。共产主义绝不能靠强迫命令来实现,它应该等待国家自决的来临,而自决只能在知识普及之后才能产生。    
  愚昧无知是不能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消失的。它是我们所有敌人中最顽强的一个。也许经过二十年光明的日子还不能来临。觉悟了的工人通过他们亲身经验,已经知道妨碍协作发展的主要因素,甚至可以说唯一的因素是愚昧无知。广大群众不懂得又互不信任。唉!这种不信任太合情理啦。但吸血鬼的种族一直在那里,准备好在新的假面具下重新开始剥削。无知的人,由于模糊的本能使他感觉到这种危险,宁愿做个领工资的普通工人。他们熟知工资的利弊。但复杂的情况唬住了他们。再没有比看不清生死攸关的事情更令人灰心丧气的了。    
  然而,当政权将为传播知识而工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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