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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铸成对于此事的说法大体没错，但由于是多年后的回忆也难免有不确切的
地方。当时的情况是储安平在《观察》上写了一篇题为《论文汇·新民·联
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态度》。储安平在文章的最后说：
“我和联合晚报的同人，一个都不认识，甚至连他们的姓名我都不知道；新
民晚报的高级负责人中，有二三位是我的朋友，可是彼此皆忙，虽然同在一
地，我和他们已有整整8 个月未见过面。文汇报的总主笔徐铸成先生前后见
过四次面，都是寒喧。我曾有事写过两封信给徐先生，但是徐先生为人傲慢，
吝赐一复。独独大公报里面，我的朋友最多。单说在大公报编辑部服务的，
就有6 位先生是本刊的撰稿人。但是我们今日所检讨的问题，不是任何涉及
私人思想的问题。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
这就是今日我们需要锻炼自己的地方。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的怪声驰
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
仅有的一点正气，都寄托在我们的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
大义当前，我们实亦不暇顾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9＇。 ＇7＇戴晴《王
实味梁漱溟储安平》第168 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 年6 月出版。
＇8＇徐铸成《风雨故人》第90 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年8 月出版。
＇9＇《观察》第卷14 页第7 页，1947 年5 月21 日出版。
这就是当时储安平和徐铸成之间的一段交往。历史的发展真是奇妙，
当年储安平请徐铸成做《观察》的撰稿人，徐铸成“末予答复”，两人最终
未能合作，然而到了1957 年夏天，储安平作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由
于放言“党天下”，而最终结束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生涯，甚至生死不明
＇10＇；而徐铸成也由于《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成为右派，所幸
徐铸成的命运比储安平要好，虽然经历了1957 年的夏天，但最后还有一个
安好的晚年。储安平与徐铸成的经历中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地方，最终结局的
不同也有某种必然性。我曾详细比较过1957 年储安平被迫写的检讨《向人
民投降》和徐铸成的检讨《我的反党罪行》，虽然都是出于无奈所做的，但
即使在这种类型的文章中也能看出两人性格和思想的差别，徐铸成的检讨比
储安平的要具体得多＇11＇。不过由于储安平和徐铸成都曾经历了1957 年的
夏天，都曾给自己人生经历中增添了一些不平凡的东西，我也就不愿再以两
个人思想根源上的差异去臧否两个都已作古的老人了。 ＇10＇关于储
安平的最终结局，戴晴认为他于1966 年在北京投河自杀，见戴著《王实味
梁漱溟储安平》第226 页。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1991 年河北人
民出版社）第1615 页收有“储安平”一个词条，该书认为储“1966 年逝世，
年57 岁”。1993 年《炎黄春秋》第1 期刊载逸馥、邓加的文章，猜测储在
江苏某地出家，详见1993 年2 月24 日四川《文摘周报》第4 版《储安平你
在哪里》一文。胡志伟在台湾《传记文学》第53 卷第二期上发表《中共文
化百人志》一文中也认为储“还要被迫跳海”。第54 卷5 期载有《储安平“文
革”受难死》一文中也持此说。冯英子说：“对于储安平的失踪，有两种说
法；一是在新疆劳改时逃到苏联了，一是往东到青岛跳海了，但谁也说不清
楚。”见孙琴安、李师贞《毛泽东与名人》第879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年2 月版。董乐山在《闲话皇帝》一文中说：“储安平至今生死下落不明，
这可当何解呢？”见1993 年第3 期广东《随笔》第65 页，可见对于储的生
死尚有疑问。
＇11＇详见1957 年7 月14 日《光明日报》，1957 年8 月22 日《文汇报》。
三、储安平、费孝通、钱钟书：《观察》撰稿人的三种类型
在研究《观察》撰稿人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不断浮现出储安平、费孝
通、钱钟书三人知识分子的形象。这种思路使我不得不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把
他们三个的经历、学识以及政治上的遭遇加以比较，虽然我非常清晰地意识
到将这三个著名的知识分子加以比较（特别是还有两位今天健在并受到人们
普遍尊敬）的做法是出力不讨好的，但我还是觉得应该把他们联系起来。储
安平、费孝通、钱钟书大体代表了《观察》撰稿人中的三种类型，从某种意
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他们三人都是有专业的
知识分子（比较起来，储安平算是没有专业的），他们都曾做了《观察》的
撰稿人，说明他们是关心政治的，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尚能对社会进步投入
一部分热情，这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起码条件。不过他们关心政治的方
式却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可能来自于三个人各自性格和兴趣的不同，但也
与他们每个人对中国政治的理解和评价不同，这种差异决定了他们直到今天
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观察》撰稿人中有这样三种人：
一是企图通过自己办报办刊来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人。
二是在专业之外对政治怀有浓厚兴趣并试图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扮演
某种角色的人。
三是对政治完全看透而钟情于学术的人。
第一种人常常以自己所认定的政治理想为追求目标，用自己的思想影
响政府，但又不愿完全陷入政治的漩涡中去，他们所信奉的影响政治的方法
是：“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12＇。储安平属于这一
种人。 ＇12＇傅斯年给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卷第178
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 年11 月出版。
第二种人即通常人们所谓的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人，他们不如第
一种人超然，如果有机会，他们愿意参加到一定的政治集团中去。费孝通属
这类人。
第三种人是看透政治并厌恶政治，他们对于政治绝非不关心，但这种
关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完全退入内心，对政治冷眼旁观；一种是把对政治
的理解融入到自己所选择的专业中，当然他们不是借学术来抒发对政治的不
满，而是从内心深处对政治存有一种戒心。钱钟书就属这类人。
储安平、费孝通、钱钟书都是1910 年生人。在《观察》时期，都曾和
储安平有过一定的交往＇13＇。在《观察》近3 年的历史中，费孝通是发表文
章最多的一位作者（他的《乡土中国》、《乡土重设》都是1947 年做为《观
察》丛书出版的），仅署真名的就有34 篇，这些文章基本上都在作者的专业
之外，不是关于社会学研究的，而是关于中国政治、时局、民族性格以及介
绍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的。费孝通后来曾回忆道：“《观察》是日本投降后到
解放前这一段内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论坛。知识分子就是好议论。《观察》及
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
的读者。
当时我年华方茂，刚身受反动势力的迫害，岂肯默默而息。于是仰首
伸眉，振笔疾书，几乎每期《观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14＇。费
孝通作为知名的社会学家，对政治却一直抱有热情，在学生时代受其兄长费
青的影响，很早就参加过政治运动，他曾经试图退入纯粹的学术专业中去，
但对政治的热情又总把他从专业中分离出去，他曾说过：“两年以后我对国
家的关心又复活了，我不再仅仅满足于帮助个人，治疗身体上的疾病这个目
标。人们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来自社会的病痛更加重要”＇15＇。费孝通年
轻时形成的对政治的热情，一直持续到今日。对于费孝通来说，1957 年是
他人生中的一次根本转折。在1949 年以前，作为社会学家的他，在李公朴
被暗杀后，面对白色恐怖，他敢于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认为：“李公朴的
血是标志着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运动的转折点。”“是最后胜利的前兆”＇16＇。
在1957 年，费孝通敢于写出像《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样被称为向党进
攻的第一炮文章，真给人以不减当年勇的感觉，然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太沉
重了。1980 年复出之后，虽然我们仍能在他那些远离政治的文章中感到一
颗知识分子跳动的心灵＇17＇，但我们却很难再读到他早年《观察》文章和《知
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样令人振奋的论文了。作为一个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
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晚年费孝通给我们的启发是很深的，从理论上讲，
当他更有资格、更有机会放言国是的时候，作为知识分子，费孝通的影响却
不如他年轻的时候，他曾说过：“四十年代后期是写作上第一个丰收期，对
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有一定影响”。在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费孝
通成为新时代学者从政的一个典型，我不知道这是他的幸运亦或不幸。
＇13＇储安平在《观察》第1 卷第4 期上曾发表过钱钟书给他的一封信。至于
费孝通，林元曾说过他到《观察》工作就是费孝通推荐的，见林元《碎布集》
第400 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年2 月。
＇14＇转引自林元《碎布集》第397 页。
＇15＇见彦奇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第1 册第71 页，华夏出
版社1991 年7 月出版。
＇16＇见彦奇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第1 册第105 页，华夏
出版社1991 年7 月出版。
＇17＇1980 年以后，费孝通一直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特别关心，他曾
先后写了《知识分子和智力资源调查自述》《论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建议》
等文章，一直呼吁对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给予高度重视。
详见《费孝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年5 月出版。
在《观察》时期，钱钟书一共给《观察》写过5 篇文章，其中还包括
他给储安平的一封信。我们来看一下钱钟书这4 篇文章的题目：
《说“回家”》
《补评英文新字辞典》
《游历者的眼睛》
《杂言——关于著作的》
从题目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文章是完全远离政治的。储安平就认为：
“钱钟书先生，若把各种条件总加起来，他是中国最出色的一位治文学的人。
他造诣的广博精深，允为同侪器重。他的文章另有风采，别具一格”＇18＇。
《观察》是一个政论刊物，但钱钟书在《观察》上却只写了几篇简短的可以
说是学术随笔之类的小文章，由此可以见出钱钟书对政治的态度和他对政治
持有的回避方式。这也能使人想到《围城》，在抗战结束以后，有多少作家
在为国家和民族命运忧虑重重，而钱钟书却能够在他的书中把这一切都消解
在永恒的日常人生主题中。难怪当有人问到钱钟书：在抗战末期，钱先生和
张爱玲女士同是上海红极一时的作家时，钱钟书连忙说：“我不如她。我从
来没有见过她。
我是一个比较retiredperson（闭门不管天下事的人）”＇19＇。虽是信
口说来，倒也能见出钱钟书的真性情。在《观察》撰稿人中，钱钟书对政治
的看法非常独特，这种独特是在回避政治中得到体现的，在他看来，政治那
东西，一旦沾上，就没有一天安生。然而，尽管钱钟书这种对政治的态度，
使他在1957 年没有落入“右派”的行列中，但1966 年的到来，也使这位从
不问政治的纯粹学者不得不放下自己的研究去种莱了。其实钱钟书对政治有
自己更为深刻的理解，在《干校六记·小引》中，他写到：“现在事过境迁，
也可以说水落石出。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
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
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
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
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怯懦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
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
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
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
也无愧于心”＇20＇。钱钟书对于灾难的评价依然如此平静，这符合他的一贯
性格。钱钟书在当代为人广泛尊敬，除了他在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