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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所以说它是“新第三方面”，似乎离题尚远，可是说它是一个普
普
通通的社会团体，恐怕也非事实。或者说它是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一
个新
社会团体，似乎近于事实些。
在现在这种沉闷、各阶层有心人都在追求新出路的时候，只要有人肯
出来向革新的方向努力，不论用什么方式，我个人一概赞成。因为再
长此
窒息下去，人们的精神的痛苦超过物质的痛苦，的确是国家的最大危
机。
所以由比较有社会地位的人士，先站出来拿出鲜明的主张，号召更多
的民
众使政治上的空气流通流通，客观上大有必要。同时，我个人一向很
恭维
英国的费边社同工党的关系，可惜中国还没有一个费边社，学术界的
朋友
们是有其责任的。。。
与《观察》比较起来，《新路》显得更专业化一些，尤其偏重于经济和
社会问题，但这两个刊物除了内在精神上有相近的一面外，在刊物形式本身
上也有相似的地方，特别是作为专业性较强的时评刊物，两家都设有专门发
表文艺作品的专栏，这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增加刊物可读性考虑，另一方面也
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的文化修养，因为给这两个刊物撰稿的许多人
都对文学艺术抱有浓厚兴趣。在《观察》“文学艺术音乐戏剧”专栏中发表
文章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的大学教授，而且其中有些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
的，这两本周刊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同时在办刊宗旨上也几乎完全是以欧
美自由主义的价值标准为基本规范的。《观察》的宗旨我在本书中已有介绍，
现在我把《新路》的发刊词也抄在下面，二者比较，可以看出四十年代大学
教授在思想和行为上是何等的从容，何等的理智＇8＇。 ＇8＇《新路》
创刊号第2 页。
发刊词
我们这个刊物，是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主办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
是本年三月一日正式成立的，在三月二日的会员大会中，对于中国的
政治、
外交、经济，社会各问题，曾通过主张三十二条。（见本刊本期附录）
这三十二条主张，表示我们一批朋友对于几个重要问题的基本看法。
我们所以作这种主张的理论根据，以及实现这些主张的办法，乃是本
刊以
后所要讨论的。
在此，我们要郑重声明的一点，就是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并非一个
政党的组织，所以这三十二条也并非党纲。在一个天下不归于杨、则
归于
墨的社会里，一个团体，对于社会上许多重要的问题，有所主张，而
又声
明其组织并非政党，自然会引起许多人的怀疑。但是在宪政的社会里，
这
是一件极其普通的事。有人统计，在华盛顿想以他们的主张来影响国
会的
团体，起码有五百个，但是他们确乎是无党无派，并不附属于任何政
党，
那一个政党的办法，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他们就表同情于那一个政党。
这
是在宪政之下，一般公民对于政党所应采取的态度。我们以为：在真
正的
宪政之下，政党的组织与活动，是必要的，但是从事政党的活动，是
一种
专门的工作，不必每一个人都要参加，正如每一个人不必都去当医生，
作
律师一样。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一个公民，对于每一问题，
自然
有我们的看法。把这种看法公开的说出来，是做公民的义务，也是做
公民
的权利。在我国将来真正实行宪政的时候，任何人的选举票、前途究
属投
那一党候选员，就要看那一党采纳了他的看法。所以一个团体，把自
己的
主张说出来，同时又说明自己不是政党，实在是极为自然，权为合理
的一
种举动。
其次，我们要说明的，就是我们所提出的三十二点，乃是我们以后讨
论中国各种问题的出发点，但不能看作我们大家所有意见的最后结晶。
把
我们的主张先写出来，以后的讨论才有所附丽，才不致空谈无补，才
不致
漫无边际。我们承认：社会是时刻在变动的，因而适应这些变动的主
张与
办法，也不能固执不变。只有顽固的卫道者，以及偏执的宗教徒，才
会死
守他们的陈说与教条。我们对于目前的重要问题，一定要去虚心研究，
想
从事实中求得结论，而且还要不断的从新的事实中，来试验我们所作
结论
的正确性。我们自己不敢说是看到真理的全面，因而并不摆出包办真
理的
面孔，凡是我们所提出的理论与事实，假如别人能以相反的理论与事
实来
批评我们的，我们都愿意诚恳的、虚怀的与他商讨。有人认为：思维
矛盾
的揭露，以及对立意见的冲突，是发现社会真理的最好方法。这是对
的。
我们愿意在本刊中，提高讨论的水准，以理论应付理论，以事实反驳
事实，
以科学方法，攻击盲从偏见。但是我们这一班人，都不以骂人见长，
所以
凡是以骂来对付我们的，我们只有藏拙，不与计较。同时我们这一班
人，
也以刚毅自矢，凡想以武力来压迫我们，要我们改变主张的，我们也
决不
低头就范。
在万方多难的今日，我们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发行本刊，
想以大家的智慧，来探索中国的前途。探索的方法、角度、内容有不
同，
并且可以不同到一个程度，可以和我们三十二条的初步主张抵触，我
们自
己中间也一样的可以彼此质难，互相辩驳，但我们相信我们的动机是
相同
的，就是对于国家社会的种种事实与问题，想了解得更清楚，我们的
态度
也是一样的，就是刊物尽管由团体办理，每一句的责任还是由每一个
人自
己负担。我们相信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脚踏实地，不草率将事。我们
希望
全国人士，本同样的动机与态度，给我们以道义上、精神上的各种协
助，
使我们的工作，可以发生最大的效用。
当我透过岁月的尘埃看到四十年代大学教授们的言论时，心里有一种
说不出的感觉。
半个世纪前，他们所努力奋斗争取的一切，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有所进步，单从言论自由和民间报刊的生长情况看，他们再也没有能像当年
那样从容地议论国事，据理力争，公开坦率表达自己思想的机会了，这是何
等悲哀啊，作为年轻的一代，对于我的前辈们在国家危机关头所发出的真正
知识分子的声音，我除了表示敬意外还能再做些什么呢！我要做的就是将他
们当年的经历和言论告诉更年轻的一代，你们今天所努力思考和争取的一
切，你们的前辈在半个多世纪前已经都做过了，其思想的深刻、全面和产生
的影响远在今天我们的口号之上，现在我以晚辈的名义，请求那些健在的前
辈将当年的历史和经历如实公正地告诉年青的一代，让自由主义的理想再以
血的代价积累几十年，以换得一个新世界的到来。
从《观察》的言论看四十年代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
《观察》是一个政论刊物，它的编者储安平是复旦大学的教授，这一
特点，决定了这个刊物的基本作者队伍。在《观察》上发表大块文章的人，
可以说都是当时中国各著名大学的教授。《观察》每期对文章作者有一简要
介绍，从中可以看出多数人是在大学任教的，我们大体上可以说《观察》是
一个教授的刊物。
在当时的中国，教授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我们既不能把它作为一个
阶层看，更不能作为阶级看，而应当把它视为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经济上
相对有保障，在政治上有追求，在专业上有固定的研究方向。这个群体带有
西方中产阶级的性质，无疑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我在这
里强调他们作为大学教授，而没有笼统地以知识分子相称，那是因为我注意
到作为大学教授，在整个知识分子的各类人群中是最能独立表达自己思想
的，很少受制于党派利益制约。虽然当时在大学任教的这些教授有相当一批
人分属于民盟、国社党、青年党等政治团体，但多数教授在以言论政的时候，
都是以个人身份发言的。张东荪就多次说过：“本人向来在政治上苟有主张，
总是独往独来，所以虽隶属于民盟，而所说的话却不代表民盟，读者千万不
要误会”＇1＇。张东荪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时，每次校务会议开会
时，主持人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东荪对此很不高兴，遂夺门而出，并声言：
“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可见张东荪的个性＇2＇。 ＇1＇张东
荪《美国对华与中国自处》一文附记，见《观察》第2 卷第6 期第27 页。
＇2＇沈云龙《光华大学杂记》，见台湾《传记文学》第39 卷第3 期第54
页。
我这里着重分析四十年代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是想说明中国的大学
教授在骨子里是有真精神的，这种精神在抗战胜利后曾一度高涨过，只是在
1949 年以后才相对减弱。
这里有几点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第一，在1949 年以前，政治上的严酷
并没到不准民间报刊生存的地步；第二，大学教授在经济上相对有保障；第
三，大学教授有迁徒的自由，择业的自由，有自由加入任何一个党派的自由，
有在学术上自由阐述自己观点的自由。
从本世纪初到抗战以前的情况已为大家所知，抗战八年，大学教授的
整个精神状态足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这可以西南联大为典型代表。
张申府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他们能保护大学教授对
国家的关怀之情。他说：“还有一点，我认为也是重要的，也愿就此附带一
说。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
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
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3＇。然而，
张申府的话等于白说了——1949 年以后，正是那些最守规矩的大学教授在
政治和经济上都受到了严重打击，学术水平自然也就一落千丈。研究中国现
代思想史，应该对抗战胜利后到1949 年前这几年给予特别重视，不能只重
视这一时期主战的言论，更应当理解主和者的心情。 ＇3＇《张申府：
一个呼吁》，见《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记实》下卷第515 页，重庆出版社1992
年。
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抗战胜利后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
一、对西南联大精神的推崇
1946 年7 月，西南联大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清华、北大、南开大学。《观
察》对西南联大在抗战中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它在一篇很长的《观察》
通讯中，将西南联大的精神概括为：“民主传统，宽容精神”。作为一个以大
学教授为主要作者的刊物，《观察》对校园生活所表现出的兴趣表明，在中
国，大学是一块集中了新思想，有独立精神的地方。这里相对中国社会的其
它角落有更多的民主传统，宽容精神，更为重要的是这里天然地肩负有领导
青年思想的重任。储安平办《观察》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希望给国家多培养一
点自由思想的种子，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在学识上要有西方的精神，
其次在做人做事上也要如此，既要有思想的力量，同时也更要有道德和修养。
正是出于这样的理想，《观察》对大学中教授和学生的生活从始至终给予关
注，从思想活动到生活就业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及时的反映。对于西南联大
的精神，《观察》可以说是推崇备至，因为这不仅完全符合储安平一贯信奉
的自由主义理想，更为难得的是在国家面临危亡的时刻，那些大学教授身上
表现出的吃苦、忍耐品格和理想主义精神在三所大学的联合中得到了完美的
体现，这是自由主义精神结出的美丽花朵。
在整个抗战期间，以“联合”为名的大学为数不少，但大多是联而不
合，不到几年便不欢而散了，只有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织而成的西南
联大，能维持到九年之久，而在这九年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奠定了长期
合作的基础。《观察》认为，西南联大的成功“不能不归功于教授先生的高
超德行，三校传统上的宽容精神和三位特出的校长”＇4＇。而这一切都与西
南联大教授的整个教育背景有关，他们多数是出身于清华、北大而留学欧美
又扎根于母校之中的，这是自由主义精神的成功典范。《观察》对西南联大
的成功有非常详细的分析，我们不妨叙述如下。首先是有派系而无派系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