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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过于重视西南联大在八年中的成功合作，而忽视三校过去的传统，八年
的成功合作只是结果，那么它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认为在于中国现代意义上
大学的出现，从1898 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算起在抗战到来时
已存在了近40 年时间，这期间1904 年京师大学堂派出第一批47 人留学生，
其中31 人留日，16 人留西洋（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第23 页，上
海教育出版社，1981 年10 月）。作为制度性的大学留学制度已经完成，清
华大学的前身游美学务处成立于1909 年，比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晚15 年，但
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校，则完全是为留美学生而办的。到1928 年国
立清华大学的出现，虽然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起步较晚，但到抗战前
夕，不到40 年的时间内，已经初步形成了可与世界著名学府相比的现代意
义的大学教育体制。
南开大学从1904 年建立中学到1919 年成立大学，时间比北大、清华
稍晚，但大体在同一时间，根据以上的观察，我们可以说中国现代意义上的
大学起步于二十世纪初，而在三十年以后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这在世
界教育史上也是个奇迹。（参阅刘克选：（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成功原因初
探》，《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 年第3 期，第26 页，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
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西南联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带有一定的偶然
性，是抗战爆发的特殊历史条件，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三所大学汇聚在一处，
形成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
我们观察西南联大三位常委的年龄结构和教育背景。
姓名 生卒年 早年教育背景 留学国家 联大时年龄
蒋梦麟 1886－1964 上海南洋公学 美国 51
梅贻琦 1889－1962 南开学堂 美国 54
张伯苓 1876－1951 北洋水师学堂 考察日本教育 61
从三位校长的年龄上看，他们基本是十九世纪末出生的人，他们出生
的年代大致比北大、清华、南开初创的时间早15 年左右，这决定了他们的
小学和中学教育是传统的，而大学教育则是现代的，梅、蒋留美的教育背景
大体代表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一般状况，而他们前代的知识分子即梁启超那一
代的教育背景则以留学日本为基本特征，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建立，与西
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大体是同步的。如果没有抗战，这个群体同样存在，
只不过没有像现在西南联大那样密切合作而已。指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
形成是想说明；中国在二十世纪初进入现代化起步阶段，本来有一个良好的
开端，然而这个过程太短了，从清华1909 年首次制度性派赴美国留学生，
到抗战爆发，这期间实际上比较活跃的是两代知识分子，即十九世末出生的
那一代人（以胡适为代表）和二十世纪初出生的那一代人（以钱钟书为代表）。
本世纪三十年代前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回到中国，当时中
国的社会结构尚比较适于他们生存，这批知识分子中除少数人进入政府做官
外，绝大多数成为大学教授，抗战爆发时，这两代知识分子中年长的是在50
岁左右，更有像钱钟书、华罗庚、陈省身这样刚刚学成归来的少壮教授，他
们的年龄不过30 岁。西南联大的教授中以出身于清华的为多，这意味着它
的美国化程度。以1909－1929 年清华留美学生为例。在这期间每一年度的
留美学生都有成为西南联大教授的，1909 年梅贻琦，1910 年胡适、赵元任，
1914 年金岳霖，1915 年袁复礼，1916 年吴宓、陈达、燕树棠，1917 年查良
钊、汤用彤，1918 年刘祟鋐、叶企孙，1919 年钱端升，1920 年曾昭伦、萧
公权，1921 年浦薛凤、李继侗，1922 年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吴泽霖、
雷海宗，1923 年顾毓琇、施嘉炀、吴景超，1925 年汤佩松、李楫祥、庄前
鼎、刘晋年，1926 年任之恭、陶葆楷、贺麟，1927 年柳无忌、丁佶，1928
年陈之迈、赵诏熊，1929 年张荫麟、王赣愚、沈有鼎、杨业治。（清华大学
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四〗，第636－646 页，（北京，清华大
学出版社；1994 年4 月）从这个统计中可以看出除初期1911、1912、1913
三个年度中没人进入西南联大外，在近20 年的时间内每个年度都有留美的
学生成为西南联大的教授，而且人数越往后越多。通过以上观察，我们大致
可以说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群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抗战前中国
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第一流学者主要集中在西南联大，见下表：
三、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特点
从年龄结构上看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下限为1920 年前后出生的人，
也就是说1920 年前后出生的人是西南联大的最后一批学生，这个年龄段大
致可以将1945 年考入大学的学生包括在内。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由教授和学生两部分人组成，我在本文中主要分
析教授群体，学生群体另有专文论述。教授中年龄较大的是梅贻琦、张伯苓、
陈寅恪、刘文典那一代知识分子，年龄较轻的是钱钟书、费孝通、陈省身、
华罗庚这一批1910 年前后出生的人。
从教育背景上考察，陈寅恪那一代知识分子多数带有遗民色彩，他们
中的多数人受的是完整的传统教育，但同时又有留学欧美的经历。钱钟书这
一代知识分子多数也受完了传统教育，但其传统的深度与前一代有了距离，
但总体上说，他们可算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最后一批受惠者，加上比较完整的
现代大学教育，他们这一代人中许多人成为中国新的人文学科的创始人。陈
寅恪、刘文典那一代知识分子多治传统的中国学问，虽然已经使用了西方的
方法，但从学科的角度看，他们多数是在研究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而
从钱钟书、李景汉、潘光旦那一代知识分子之后，中国的社会学、心理学、
经济学、教育学等新的学科才逐步建立和成熟起来，在自然科学方面，新的
学科也是在1910 年前后出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成熟起来的。西南联大成
功的主要原因是她的教授多数留学美国。1945 年西南联大北上复员时，由
西南联大学生编过一本《联大八年》的纪念册，这本纪念册的第四部分“联
大教授”的前言中有一个统计：“联大179 位教授中，97 位留美，38 位留欧
陆，18 位留英，3 位留日，23 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
学。5 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 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
3 位留英外，皆为留美。”（《联大八年》，昆明，1946 年）这个统计充分说明
西南联大带有极强的西方色彩，特别是她的教育思想和课程设计，主要受美
国自由教育思想的影响。在西南联大，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
容并包，已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我们注意西南联大的贡献，不仅在于她为
战时及后来的中国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更在于她的融汇东西文化的优长为
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范例，就是说如果有较长时间的社会稳定，西方
文化至少在中国的大学环境中是可以生根的。1947 年马歇尔在国共调停失
败后曾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中所应有的地位寄予厚望，在他离华
前发表的声明中曾预言：“此种问题之解决，自余视之；须使政府中及各小
群之自由分子获得领导权，此种人物颇为优秀，唯无政治权力以运用其控制
力量。”（《大公报》1947 年1 月10 日3 版）马歇尔的这种评价直接源于他
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接触和了解，他的这种期望是极富远见的。费正清也
说：“我们在中国培养自由主义已有百年之久。我们的传教士曾带去个人价
值的信息。中国官员曾研究我们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制度。中国教育、新闻、
银行、工业等方面的领袖人物曾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所知的近代中国，就
是由那些借鉴我们经验的人建立起来的。”（陶文钊选编：《费正清集》，第
311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年9 月）1942 年费正清访问西南联大后，
对这里的教授做出如下评价：“这些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
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
美国在华权益。”（陈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23 页，上海，知
识出版社，1991 年5 月）作为战时美国的外交官费正清希望美国政府能对
“美国培养的昆明清华大学教授”给予援助，因为他们是“美国在华的一种
投资和财富”。
（同上，第225 页）在昆明时费正清与陈福田、张奚若、钱端升等12
位教授进行了交谈，认为他们是“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熏陶的学术界人士
中间的精英。”（同上，第226 页）费正清虽然是从美国的在华利益方面着眼
观察西南联大教授的，但他对这批教授的整体评价，符合当时的情况。西南
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另一个特点是虽然他们多数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但在伦理
道德层面却明显留有儒家文化的色彩，他们可以说在专业和政治结构上倾向
西方。而在生活的层面上还完全是中国化的。这个特征使他们成为当时的道
德楷模和精神领袖，任之恭回忆当年的经历时写下了这样的话：“首先，战
争时期为保存高等教育而奋斗的主要动机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对学识的尊重，
在以儒家为主的传统中，中国学者被认为是社会中的道德领袖，从某种程度
上说，也是精神领袖，那么，从这一观点出发，战时大学代表着保存知识，
不仅是‘书本知识’，而且也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任之恭：《一
个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第101 页，山西高教联合出版社1992 年4 月）
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群是承担了这种责任的。1941 年国难当头，国家经济
异常困难，当时教育部规定，凡属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
费”，但西南联大的各院负责人不愿因此而引起广大教授不满，联名上书校
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
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联大档案，转引自清华
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第314 页，中华书局，1981 年2
月）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从中不难看出他们身上深重的中国文化影
响。王浩说：“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多的人在看事和做人上兼备了中西文
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王浩：《谁也不怕谁的
日子》，《清华校友通讯》复18 册，第66 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 年）
四、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生存空间
1949 年前，对中国的大学教授而言，曾经有过一个较为宽阔的自由生
活空间。国民政府虽然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做过种种限制，但作为教授生
活的几个基本条件并未丧失。首先教授享有自由流动的权利，其次有思想自
由，学术自由。虽然有较为严格的新闻审查条例，但任何团体和个人都可以
注册出版报刊，这是新闻自由的第一要义，政府可以查封甚至迫害，但从理
论上还没有完全否定民间报刊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大学教授享有自
由流动的权利。
所谓自由流动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这里主要指当时大学教授的主
动选择。它包括：一，迁徒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二，
择业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这两种选择完全以个人意志
为转移，不受任何限制。从历史资料看，大学教授的这两种权利是得到基本
保障的。我统计过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1949 年前的一百位教授的自
由流动情况，他们当中自由流动三次为一般规律，多的有流动四五次的。
自由流动只是大学教授的一个普通权利，这个权利并非大学教授所独
有，所以特别强调这个基本权利对大学教授的重要性是因为：大学教授作为
知识分子在其谋生之外，有天然的关怀社会价值的倾向，就是说，他们在谋
生过程中同时承担许多道义上的责任，他们要通过写文章、办报纸刊物、自
由选择党派、随意批评政府等行为来体现自己的存在，这些特征决定了大学
教授是一个主体性极强的群体，其生存环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