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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钱先生还是想回学校教书。在另一封给胡适的信中就说：“弟既蓄志教书，
自不能不想法求工作、以求有前进之可能。”整个40 年代钱先生先服务于西
南联大，之后又回北大，直到1952 年院系调整才离开。这期间钱先生曾在
1947 年到1948 年间在哈佛做客座教授，期满后谢绝了留在美国的邀请回到
祖国来，初期还很有心劲，1950 年应储安平邀请，给刚刚复刊的《观察》
周刊写了一篇长文《统一战线·人民政权·共同纲领》，以政治学家的身份
阐发新中国的政治设想，以后便不多写了。1950 年，钱先生50 岁，多好的
年龄啊。
钱先生在西南联大除教书外，还编刊物，编《今日评论》。在当时的《当
代评论》、《民主周刊》、《观察》周刊上大量发表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的各种
专论。他对国家的未来有一套完整的设想。我查阅《当代评论》时见到他写
过这样一组连载文章，无法抄引原文，但看一下题目也能见出钱先生的风采：
《国家今后的工作与责任》、《一党与多党》、《我们需要的政治制度》、《论自
由》、《我们需要的经济制度》、《我们需要的教育政策》、《青年的思想》。对
这些文章阐释的思想可以见仁见智，但看得出这是一个政治学家在独立地思
考，严肃地追求。政治学是科学，钱先生早年选择了它，后半生却没能再像
他青壮年时那样敢想敢说，对一个终身治政治学的学者来说，他的内心能不
寂寞吗？政治学是科学，但却是危险的科学。钱先生是寂寞的，当年清华出
身后来留美的一批政治学者哪个不寂寞呢？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等等，
都在寂寞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和他们比起来，钱先生还算是不寂寞的。
安福三才子
研究中国现代史，无论如何绕不开清华大学。因为在中国现代史上，
有相当多的人物是从这里出来。早年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一个孩子在这里
经过8 年的培训，然后放洋，再回来时，他们会有怎样的变化，大概有一个
基本的样式，一个人早年的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一生的选择。
1995 年4 月30 日，我第一次来到清华，观察每年一度的校庆活动，我
特别留意那些早年毕业于清华的人，可遗憾的是他们已经很少了。再看年轻
一代，大部分是50 年代的清华学子，与他们的前辈相比，已经多了新的色
彩，但不管怎样，在热烈的气氛中，看到清华人的风采，我就想，一个国家
的现代化进程，往往与她的大学教育是同步的，没有清华，没有北大，很难
想像，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步伐会是怎样的。
清华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的缩影。清华在50
年代初成了一所工科院校，这不仅是清华的损失，也是一个民族的损失，早
年清华，作为一所综合性的现代大学，在30 年代已经很成功，以后实际是
如何发展的问题，但想不到她的半壁江山很快会失掉。
关注清华是由于做西南联大研究，更是由于这里早年蓬勃的朝气。但
在对清华的关注中，我不大留意这里有多少得意的官员，而关心的是有多少
失意的人，也许这些人身上更多地凝聚了一个民族的苦难。我想到了安福三
才子的命运。
安福是江西的一个偏僻小县，但在本世纪初，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却
有三位少年，由这里走进了千里之外的清华园，他们是罗隆基、王造时、彭
文应。三个同乡，三个少年，谁也想不到他们后来的命运会是一种什么结局。
他们三人中，罗隆基最大，彭文应最小。当年是罗隆基这位学长，将王造时
和彭文应从遥远的安福第一次带进清华园的，而且二人的事业完全相同。罗
隆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王造时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彭
文应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硕士。三位安福才子，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也
许是偶然的巧合，1957 年全部成了右派，而且罗隆基、彭文应是全国五个
未获平反的右派中的两位，三个人都在“文革”中凄惨离世，想来真是令人
心酸。
安福二才子，由清华放洋后，再回到国内都对政治表现出特殊的热情，
但三位才子，又对做官无太大兴趣，一心想把自己在美国学到的一整套完整
的关于民主和宪政的思想带给这个古老的民族，在三四十年代，尤其是罗隆
基和王造时靠自己手中的笔，不知写下多少介绍西方民主思想的文章，又不
知把多少精力直接投入到现实政治中去。罗隆基曾作为民盟的主要负责人，
参预了40 年代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很多政治活动，而作为著名七君子之一
的王造时，和罗隆基有一样的政治热情，还有彭文应也是如此。在历史的关
键时刻，三位安福才子可说都是“书生论政”的典型。近年都说清华出大官
而不出大学者，我想与清华割断传统有关系。遥想当年，清华是先有大学者，
然后有大官的，基本走的是文人参政的道路。安福三才子，对政治都有热情，
但非空言政治，三人都可以说是中国杰出的政治学家、法学家，而他们靠学
术的力量，再去投身现实政治，自然比别人要高出一筹。早年清华的传统虽
然不完全鄙视学者从政，但还是将做学问看得比做官更让人尊敬。安福三才
子中，要说做官，大概都谈不上，罗隆基和王造时只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
员，而彭文应则一直以教书为生。罗隆基在政治上确有一套想法，但他和他
的两位小弟兄一样，还是以实现民主宪政为自己的终身理想的。而这种理想，
是早年清华给予他们的，清华早年不仅贡献了许多第一流的科学家，还有许
多思想家，而清华后来的衰落不是在技术上，是在思想上。早年清华的学生，
对科学有热情，对民主也关心，清华是真正有“五四”精神的独立家园。
安福三才子，在40 年代都达到了他们人生最辉煌的时期，无论是学问，
还是社会声望，他们没有与旧政权共进退，都满腔热情地投入新的环境中，
然而命运又几乎同时出现逆转，都没有逃过反右和“文革”这两大劫难。今
日清华人，应该记住安福三才子的经历，不忘他们未尽的历史使命，推动一
个民族现代化进程不仅需要科学，也需要民主。
安福三才子未尽的理想，何日才能实现呢？唉，安福三才子，愿你们
在九泉之下能够安息。
天凉好个冬
最初读到季羡林先生《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时，心里就有一种触动，
当时就想，年轻人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中年人（60 岁左右）也不行。前几
日看到《收获》杂志上有许明先生谈季羡老的文章，也说这文章好，我很欣
慰，觉得自己没走眼。那几日我正在整理有关储安平和《观察》周刊的资料，
因了季羡老的那篇文章，我从这些资料中检出一些有关季羡老的，写成一则
短文：《季羡林与学生运动》，写成后投寄给一家报纸，终于没登出来。季羡
老是1911 年生人，，比储安平小两岁。40 年代中期，储安平在上海办《观
察》的时候，季羡老是封面底下列名的78 位“撰稿人”之一。给《观察》
写过一些文章，其中有一篇《论现行的留学政策》，是批评当时的留学政策
的，这样的文章，季羡老后来也没再写过。《观察》1950 年复刊时，季羡老
写过一篇《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是在新时潮影响下写的。我写《季羡林
与学生运动》，是由他在40 年代学生运动中的立场而发的感慨。季羡老与储
安平是朋友。30 年代中期，储安平编过一本名为《文学时代》的文艺月刊，
当时季羡老正准备去德国留学，后来给这本刊物写了《表的喜剧》。储安平
在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将季羡老写给他的两封信，也在《编辑后记》中发
表了，当时季羡老已在德国。储安平说：“我们得恳切地感谢季羡林先生的
盛意，他在那样遥远的地方，竞然没有忘了我们这一个稚嫩的刊物，我们在
筹备本刊出版的时候，正是他在筹备去国外的时候。。。他临走时候说，他
到了德国，第一篇文章就给我们，我们真得敬佩这样一位守诺的朋友。”季
羡老的这两封信是很好的散文，可惜由于是夹在“编辑后记”中发表的，很
少为人注意了。文中有两句话给我印象极深：“俄国人民是好人民个个都有
朝气。政府却是个怪政府。。使你没有自由。”半个世纪前就有这样的印象，
后来苏联的变化，在季羡老，想来是不突然的。
今天季羡老已经走过了85 年的人生路，但他没有像我们一些中年人一
样，沾沾自喜于一点所谓的文学业绩，季羡老说：“我现在怎样来评价镜子
里照出来我的一生呢？呜呼！概难言矣！概难言矣！‘却道天凉好个秋’，我
效法这一句词，说上一句：天凉好个冬。”比起“天暖好个春”的感觉，季
羡老一个“冬”字透出了多少悲凉！
普及吴祖光
前几年，好像是舒展先生吧，针对国人对钱钟书的缺少了解，曾呼吁
过“普及钱钟书”，但钱钟书先生是大学问家，要真正走到民间既不容易，
似也无什么必要。钱先生曾说过，学问只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之事，
可见他也从没想过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当然舒展先生的呼吁自有他的道理，我是完全赞成的。我忽然想起多
年前的这个呼吁，是由吴祖光先生与国贸的事引起的，套用舒展先生的话，
我觉得今天应该普及吴祖光。
此话怎讲？
吴祖光先生是国内知名的戏剧家，但吴先生的另一面，知道的人就不
一定多了，那就是吴先生首先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1957 年，吴先生
是敢说真话的人，自然命运也就坎坷。近十几年来，按说经过苦难的吴先生
应该学会应付我们面临的这个世界了，但吴先生不学，也不屑于学，一直保
持了知识分子天然的对社会进步承担的责任。近来，我听有人说到吴先生与
国贸的事，多数人对吴先生的行为是既同情又责备的，他们认为吴先生那么
大年纪了，自己又不是没事干，何必管闲事呢？最后归为这是吴先生性格的
悲剧。对此，我是很不以为然的。吴先生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面，正是他那种
对正义、对公道的被人漠视敢于挺身而出的知识分子品格，可以想见，如果
今天知名的知识分子，都能像吴先生那样，敢于路见不平，以言相助，那又
是一种什么情形？撇开具体的事情不谈，在今天这样的环境里，谁要责备吴
先生的行为，我真怀疑他的良心哪里去了！我是敬重吴先生的，吴先生的不
妥协，绝不是一般的固执，而是理性支配下的对公道的维护。我呼吁普及吴
祖光，就是要让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来学吴先生身上这种爱管闲事时性
格，让更多的知识分子知道什么才是自己应该做的，都去做老好人，那谁来
主持公道？如果吴先生身上的正气都得不到保护，那是知识分子的失职，我
有时甚至偏激地希望吴先生和国贸的事能成为中国的“德雷福斯”案件。一
想到这我就特别希望我们的作家、教授能都像作家左拉那样。
陈寅恪与周扬
1949 年后，陈寅恪居广州，任岭南大学中文、历史两系教授。当时，
党内凡文人气重的领导到穗后，一般都要看望陈寅恪先生，如陈毅、胡乔木、
周扬等。陈寅恪先生为一纯粹学人，对于领导的关怀一般都以礼相待，绝无
攀缘之意。1959 年他与周扬发生过一次冲突。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中引1961 年9 月3 日《雨僧日记》云：“解
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态度，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筏、章士钊、陈毅等来见，
劝请移京居住，寅恪不从，且痛斥周扬（周在小组谈话中，自责，谓不应激
怒寅恪先生云云）。”’
周扬何以激怒陈寅恪先生？1962 年周杨在大连创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曾
谈及。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曾引述。周扬说：“1959 年我去拜访
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1958 年几月几
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
学生向老师学习，如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
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
次。他不太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
的。。”
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吴宓的日记中说他曾“自责”，可见当时没能
说服陈寅恪先生。
由陈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