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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这个评价是蒋介石的幕僚陶希圣的判断，唐纵在他的日记中说：“与希
圣谈转移自由分子对政府之恶感，希圣认为胡适之为最恰当之人物，可惜适
之不能归。其次傅斯年对西南联大亦颇能影响，如果自由思想派能了解政府，
则青年学生不致为共党所愚。”（《在蒋介石身边的八年》第496 页，群众出
版社）
从以上这些背景资料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是除了胡适，就数傅斯
年最有资望。
至于说他出长北大是为胡适扫清障碍，也只是客观上造成的，如果理
解成这是胡适怕事，就离事实较远了。傅斯年后来在给他夫人俞大綵的信中
说过这样的话：“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
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
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这只是傅斯年本人的想
法，与胡适本人无关。
另外少云先生文章中还说胡适对傅斯年的评价有“溢美之词”，而周作
人的评价“亦使人信服”，这样理解傅斯年就不全面了，而且这还涉及一个
是非问题。关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后不聘在沦陷区出任过伪职人员一事，
并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但在这一问题上，傅斯年没什么过错。当时俞平伯
曾给胡适写信，为知堂说情（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71 页），容庚
也给傅斯年写信，力陈自己的种种无奈和理由，但傅斯年均不为所动。因为
道理很简单，如果出任伪职的人受不到谴责，那傅斯年作为大学校长，就对
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抗战爆发后，有多少知识
分子为了民族大义而抛家别子去了大后方。这里知堂对傅斯年的评价是夹杂
有个人意气的，在这一点上，知堂所言，绝不可取。至于说傅斯年是“外强
中干”那一段话，就更是不近人情了，傅斯年当年倒宋（子文）倒孔（祥熙）
皆是有目共睹的事，文章白纸黑字，对蒋介石也有批评，这是人所共知的。
而且当中央银行国库局闹得最厉害的时候，中央银行国库局内部给傅斯年提
供秘密材料的人，听到传言说“委员长已与先生说情”，并给傅斯年写信抱
怨，傅斯年在这句话的旁边写道：“不成话”。这封信已影印在《傅斯年文物
资料选辑》（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编）中，是可靠的历史证据。傅斯年与
蒋介石有私交，但傅斯年当面批评过他，在国民参政会上，他与陈布雷笔谈
的记录现已刊布，1946 年蒋介石曾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他也坚辞不就，
并说自己乃一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并说：“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稗益，
若在社会，或可以为一介之用。”傅斯年一生有许多缺点，但在向权贵的挑
战一面，却不失书生本色。
吴世昌的选择
我从一个老先生那里，看到一本澳门出版的书，名字叫《博士之家》。
书的作者是施议对先生，他是吴世昌的博士研究生，1986 年吴世昌逝世的
时候，他一直守护在身边。
这本书中收了两篇施议对怀念他老师的文章，使我对吴世昌晚年的经
历又多了一点了解。
特别是其中说到的两件事，使我能够把青年吴世昌和晚年吴世昌联系
在一起。第一件是1971 年间，吴世昌在河南息县干校，有一天突然接到通
知，其中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可以提前回北京。离开前，军代表主持开了一个
座谈会，让大家谈谈在于校的感受。由于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开会形式，更
急着打点行装回北京，所以会上发言都很积极，既谈接受教育之收获，又为
军代表歌功颂德一番。而吴世昌却一言不发，军代表让他说一说，他却问：
“要我讲真话，还是讲假话？”军代表未假思索，就说：“当然要讲真话。”
吴世昌就说：“我认为，五七干校并没有什么好处。”此言一出，可急坏了大
家，这种时候，为什么还要那么天真，弄不好还得继续留下来接受改造。军
代表接着问：“为什么没有好处？”吴世昌说：“要我们回去，不是正说明问
题了吗？”说得军代表哑口无言。这是“文革”中的事，“文革”之后，刘
再复对吴世昌的评价是“正声满学院”，可见吴世昌真是敢说话的人。比如
对一些社会现象，吴世昌就说过：“中国人最容易接受新事物。比如跳舞。
人家贴下脸，我们就可以马上将衣服脱掉。”由此可见他晚年的心情。现在
人们都知道吴世昌是知名的红学家、词学家，很少注意他青年时代的政治倾
向，而忽略了此点，对于了解吴世昌是不全面的。吴世昌的经历，在他同时
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更有其特殊性。
吴世昌出身燕京大学，青年时期即在学术上显示了才华，曾受到过胡
适的赞许。
“九·一八”事变时，吴世昌是燕京大学学生抗日会的第一届主席，陈
翰伯曾这样回忆当年的吴世昌：“他是个爱国青年，平日衣着朴素，不修边
幅，自称‘燕京一布衣’。
他在燕大前后学习7 年，前4 年是英文系学生，后3 年是国文系研究
生。‘九·一八’以后，他和哥哥吴其昌（当时清华大学讲师，后任武汉大
学教授）曾登上南京中山陵，在陵前大哭一场。经报纸揭载，吴世昌一时名
噪金陵，燕大同学就推选他出来领导抗日会，他在同学中很有威信，也颇有
号召力。”（《文史资料选辑》第8 辑37 页，北京出版社，1980 年）青年吴
世昌有强烈的爱国热情，虽然他在专业上已崭露头角，但并未因此放弃了对
社会的关心。这是吴世昌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他们对民族
的情感，后人已很难理解，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情感支配着他们，在政治的
选择上，民族情感总是处于支配地位，这多少有些影响了他们的理性判断，
对吴世昌来说，这种矛盾更显示了深刻的悲剧性，此点我后面再说。
1935 年11 月17 日，胡适在《大公报》发表了《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
家》，胡适当时对日本有自己的看法，他强调一个“守”字，不主张抵抗。
第二天，吴世昌就以“一个青年”的名义致函胡适：“适之先生：昨天读你
的星期论文，心里非常悲痛；今天又读《平津太晤士报》上的华北独立运动
消息，我的悲痛实在忍不住了。中国人民这几年过的是什么日子？这几天过
的是什么日子？我们回想起‘九·一八’事变初起的时候，国家的不可收拾
还没有这样的利害深刻。那时的时论，有的主张玉碎，有的主张瓦全，但是
现在呢？纵甘破碎已非玉，便欲为瓦岂得全。试问我们在这悠悠的4 年中，
有没有作玉碎的准备，有没有求瓦全的方法？且不说在朝的国民党的糊涂颟
顸，即就在野士大夫的舆论而言，实在也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太多顾虑踌躇，
乃至于太躲懒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76 页，中华书局1979 年版）
吴世昌写这信的时候是27 岁，胡适已44 岁。吴世昌给胡适写信，是
首先把胡适看成是自己的前辈，他的激情也是建立在对胡适的信任之上的，
可以这么说，这是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4 天之后，胡适即给
吴世昌回信，进一步申说了自己的苦心，他说：“时髦话谁不会说？说逆耳
之言，说群众不爱听的话，说负责任的话，那才需要道德上的勇气。”（同上
280 页）胡适在信的开始即称“世昌兄”，可见是有交情的。
《胡适的日记》在1933 年12 月30 日下记有：“今天吴世昌雇汽车来
接，我们同到八道湾接启明同去。”1934 年2 月13 日的日记：“上午在欧美
同学会，有两局，一面是孟和孟真为袁守和饯行；一面是余上沅约梁实秋吃
饭，并有今甫、一多、吴世昌、陈梦家、公超、林伯遵诸人，商量办一个月
刊，为《新月》的继承者。杂志的名字，讨论甚久，公超提议《环中》，吴
世昌提议《寻常》，一多提议《畸零》，我也提了几个，最后决定《学文月刊》。”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1 册，1990 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吴世昌收到
胡适的信以后，又给胡适写了回信，表白自己的真实心情，他在信的最后说：
“我所望于先生者在此，上次写给先生信的旨意也在此。除了祝祷和期望先
生为国努力以外，更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同上281 页）从吴世昌对胡适的
期望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吴世昌在许多问题上还是认同胡适的，他们之间的
不同处在于一个是热血青年，一个是成熟的中年人，由于年龄和地位不同，
对时局的判断自然也就不同，事后评说，就各自所处的地位看，两代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都是真诚和尽职的。差不多10 年之后，吴世昌对内战发表的
许多见解，比之于当时的青年，就成熟稳健得多，这时青年的言论，正好像
青年吴世昌和中年胡适的那一段冲突了。
40 年代以后，吴世昌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已经活跃在学术界，这一时
期，他重要的活动是和储安平的交往。
吴世昌比储安平大1 岁，抗战期间，他们在湖南国立兰田师范学院相
识，后吴世昌离开湖南到了当时在重庆的中央大学任教。1945 年储安平在
重庆创办《客观》周刊时，吴世昌是编辑之一，是这一时期撰文较多的一位
作者，而且多数是时论。《客观》共出了17 期，吴世昌写了《反对内战》（2
期）《思想复员论》（3 期）《论政治协商会议》（10 期）《中国青年运动的周
期》（13 期）《中国古代艺术品的丧失》（16 期）。这些文章充分表达了一个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的看法。这一时期，吴世昌不仅在学术上很
活跃，在思想上也显示了自己的锋芒，他关于内战、政治协商会议的许多议
论，在同时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很有代表性。我没有见到多少储安平和吴
世昌交往的资料，从施议对所写的关于吴世昌的几篇回忆文章和传略中，也
见不到他们交往的记录，但从吴世昌在《客观》上发表文章的情况，可以想
见他们之间是来往较多的，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948 年吴世昌前往英国。
《客观》周刊出满12 期以后，储安平离开重庆前往上海，准备筹划日后的
《观察》周刊，在走之前，他将《客观》周刊就交给了吴世昌主编，严格地
说，《客观》周刊从第13 期开始，就是吴世昌主编了。当时《客观》周刊设
有“客观”一周的言论专栏，前12 期，由储安平撰写，之后就由吴世昌执
笔了。储安平离开重庆之前，特在《客观》第12 期上发表一则“告别读者”
的声明：“本刊原定在重庆出12 期。政局变化莫测，我们当初还以为不待12
期出完，政治重心或已东移了。现在12 期已出完，而政治局势则正在高速
度发展之中。本刊自不宜就此中断。但编者个人则因计划已定，即将离渝，
本刊编务不能兼顾，因自13 期起，改推吴世昌先生主编，过去12 期的稿费
（副叶及“珊瑚”例由各该编辑发付），早经随时发付。凡是直接寄给我的
信，大都约经亲复。最近10 天内收到的信，也必将于离渝前一一答复。未
用各稿，以及陆续收到的投稿，已交吴世昌先生，由他决定。以后读者投书
投稿，可径寄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吴先生。在过去3 个月中，前辈先进，友
朋读者，都给我不少指示，协助和鼓励，我在此表示无限感谢。”
1946 年9 月，《观察》在上海创刊后，吴世昌也是每期列在封面下的撰
稿人之一，而且在他前往英国之前，给《客观》写了大量专论。1948 年，
储安平主编《观察》丛书，将吴世昌的论文编为一集，以《中国文化与现代
化问题》为书名出版。
从以上吴世昌和储安平的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出，40 年代，吴世昌作
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显得特别活跃。这一时期，他发表的许多文章，可以说
是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性言论。比如储安平关于自由问题的“多少
有无论”，吴世昌也有同样的看法。
他在长篇论文《论和平问题》（《观察》2 卷16 期）中几乎表达了与储
安平同样的认识，他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有很深入的分
析，他认为：“无党无派的人民代表以压倒的多数参加和谈，这些代表必须
是自由主义者，今日国民党的政策虽然聚制了人民许多自由，但我们决不相
信共产党会比国民党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尤其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除非
他党内起一种革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