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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段旧事为例：抗战前的1936年，据说这是民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年份，中国的现代化正在步人正轨，经济发展指数焕然可观，若老天再假以年，可能我们不知怎样估计后来历史的演进了。然而，日本的侵略战争彻底打断了这一进程。也是这一年，开办在北平的洋人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派国文系主任马鉴先生到太原募集捐款，如果换一种思维看：这怎么会呢？美国人有钱还是山西人有钱？为什么燕京大学居然到山西来要钱？如果您实在想不通，可以设想一下：马先生是否有辱使命地空手而归？
您猜对了吗？马先生是非常欣喜地离开山西的，他拿到了一万元（想一想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万元呵）！
二
燕京大学这所贵族学校，一般人是想都不敢想的，所以进入这所学校的山西子弟大多是“高干子女”——省长、后省府总参议赵戴文的公子赵宗复，阎锡山秘书长贾景德的女公子贾元荑、晋军首领的女公子李效黎（后来她和燕大的教师、白求恩的好友林迈克产生师生恋，又一同投奔根据地，一时传为美谈。后来他们还曾到台湾阎锡山居住的那个“种能洞”去拜会过“下野”而专心著述的阎锡山）等，当然也有家庭殷实的子弟，如后来的历史学家、孝义人冯家升，社会学家和藏学家的太原人李有义，甚至后来投笔从戎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家王达成等。于是，这就有一个有趣的话题：读书在贵族学校的子弟们，大多成了左翼学生。这是时代使然，抑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力使然？让人遥想不已。
却说马鉴先生领命到山西开展“燕大”的“百万基金”募集，是走了“上层路线”——他通过两个进步学生赵宗复（时中共“燕大”支部书记）、贾元荑，得与山西的最高长官们（阎、赵、贾以及晋军参谋长朱兰荪等）会晤，这结果便是当年《燕京新闻》的报道：马先生与山西要人“往还过从，实行联络，始届成熟之期，故能一举而得成功”，如此这般，马先生一番口舌，“阎乃以绥靖主任名义，捐款一万元（内山西七千，绥远三千），已由马氏携回，故此行结果，极为圆满。”
马先生虽说大功告成，返校后却对记者表示：以他在山西的见闻（“以晋绥两省之现状看来”），“捐此巨款，实属难能可贵”。那么，是彼时山西“头脑”们作了“憨大”？抑或是“双赢”？在我看来，就凭“燕大”为山西培养了那么几位人才，值！
三
助学捐款，在中国曾是一个优秀的传统，用今天的思维来看，即使是若干“家族”来之不义的金钱吧，通过助学捐款（或者就是“洗钱”的一种？），也能在历史上大书一笔，这在西方的历史上，更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比如欧美的许多大学或学院，不知是多少财主捐款“输血”的，因此，这些大学或学院的日常运行，除了政府拨款和学费收入之外，基本上就是靠这些捐款过日子的。许多财主在遗嘱中坚持不给子孙留下过多的遗产而要捐款于教育。
话说回来：先前的“燕大”，如今是北大的一部分了，以北大之地位，应该说是要钱有钱、要人有人了，如果从反哺的角度，可以说它是应该为山西做些事的。此外如南开大学，先前山西的阎锡山、孔祥熙、傅作义等等，也多有助学捐款的雅事，（见《南开大学历年捐款出入表》，载《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自然，也应该为山西做些事。不过，以我的见闻，不说钱了，就说人，“孔雀”向哪里飞？那还不是一个常识问题么。说开来，所谓“三农”问题、西部问题、中部问题，等等，就等因奉此，不好解决矣。
最后，宁波马鉴先生，他后来服务于香港大学，他的公子马临先生后来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宁波邵逸夫先生捐助国内众多大学的善款，许多就是通过马临先生经手的。说到宁波马氏家族，就知所谓“文化中国”，所谓“中国文化，三分在浙江”，当非虚语。先前北京高校有“一钱二周三沈三马（或五马）”的典故——浙江的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二兄弟，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兄弟，以及马裕藻、马衡、马鉴三兄弟（加上马太玄、马廉，合马氏五兄弟），皆曾领风骚于“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当年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马衡先生，于1926年闻山西不法古董商偷运古壁画运至北京，欲秘密售于洋人，马衡知悉后堵到门上，不惜以四千元购下这批壁画（出自稷山兴化寺，为元代作品），后这批古壁画遂收藏在故宫内。再后，不知有多少山西的文物因经费拮据、疏于保护而流失在外。于是，可否再套用上述捐款之事问一声：以山西的出煤支援全国经济建设，以旧时山西对全国高校的助学捐款、以山西文物成为各大博物馆的镇库之宝……我们什么时候对它道一声感激？
赛珍珠与淮扬说书
■ 裴 伟
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在受奖演说时说：“中国小说主要是为了让平民高兴而写的。我用高兴一词并不只指让他们发笑，虽然那也是中国小说的目的之一”（《赛珍珠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她谦虚地承认自己就是一个通俗小说家，甚至称自己就是“说书艺人”。
赛珍珠专门研究过讲史与小说的关系，她的论文《中国早期小说源流》：“中国的著作中很早就开始包含故事素材。除开说书人和巡回演出的艺人，多少世纪以来，也一直有写下来的故事。”“到了宋代，故事的篇幅大大增加，部分原因也许在于使用了印刷。据说，因为天下太平，无事可做，皇帝宋仁宗就命令大臣们给他讲以前的故事。故事越来越长，一天讲不完，第二天接着讲，最后，就有了后来的长篇小说的篇幅，然而，这些故事除了开始分章分回以外，实际上只是长篇故事而非长篇小说。”（张丹丽译，载《镇江师专学报》，2001年第2期）
赛珍珠本人小时候和中国小孩一样，她回忆“听周游四方的说书人讲故事，他们在乡村道边走边敲小锣，到了晚上，就在乡村中打谷场说书。一些江湖戏班也常到村里来，在大庙前找个地方唱戏。这些艺人的演出，使我很早就熟悉了中国历史以及历史上的英雄豪杰。”（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6页）这对她日后继承中国说书人的传统来创作中国题材的小说大有裨益，正如她自己所说“由于儿童读物的匮乏，小小年纪的我只好读成年人的书，结果是，我，我还远远不到十岁，就已决定当一名小说家了”。（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页）
说到赛珍珠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趣，一方面她家里“厨师给大家讲他从书本上读到的历史故事，他读过《三国》《水浒》，还有《红楼梦》，他屋子里还放有其他一些书”（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另一方面与清末民初镇江发达的说书业有关。这里介绍一下扬州评话和镇江的说书。
“扬州评话镇江说”
扬州评话源于唐代的“说话”、宋代的讲史。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称：“继承宋元讲史的评话，在清代特别发达，最初中心是在扬州。”镇江（古名京口、润州）、扬州（古名维扬、广陵）一水相隔，登临镇江北固山可以“夜深灯火见扬州”，而扬州平山堂“江南诸山来于此堂平”之意，在蜀岗“隔江山色近在几案”，镇江话与扬州话也颇近，清初以来，扬州评话风靡镇江城（除镇、扬两府城外，扬州说书艺人常去运河线上清江浦、淮安、高邮、邵伯4个大站）内外，甚至不逊于发源地扬州。清末镇江山巷有支巷“书场巷”地名，开书场的是回族商人童某，后来镇江书社联合会、书场业同业公会的负责人完恩正也是回民，可见镇江书场之盛，故有“扬州评话镇江说”的说法。据地方文史学者孙金振（1922～1991）根据其前辈吕发荃的回忆整理：清末镇江有书场36家，民国初年为18家，北伐前后只剩8家。（《孙金振遗稿续编二》，第43页）初版于1922年的《镇江指南》说：“镇埠书场，城内外不下数十处，多数都破桌断凳，污秽不堪，只陶家门、吉康里等处略为修整，听者多中下流人物，其所说之书，大书以西汉、三国、水浒等为重，弦词以珍珠塔、双珠凤等为重，说书者多维扬籍。”（朱瑾如、童西蒴编，镇江指南社，1931年，第6～7页）
露天书场说淮书
在美国出版赛珍珠的传记里，有一幅“说书艺人”的照片，照片下面有这样一段说明，“赛珍珠从小在镇江就爱听说书，得诺贝尔奖时亦称自己是个‘说书艺人’”，但照片上的形式是“露天书场”，背景为城墙垛，表演者为留着辫子、持鼓的民间艺人，一点不像扬州评话演员。据吕发荃回忆：当时镇江“露天书场有两处，一处在黑桥，另一处在五十三坡下面，露天书场唱锣鼓书，又名说淮书”。（《孙金振遗稿续编二》，第43页）
《镇江指南》专门提到“露天书场一种，在黑桥、邹家巷、江边等处，所以者为打鼓书，狂哼乱叫，类皆齐东野语，而其魔力则甚大。每日午后，蠢男俗女，围座而听者，每处总有数十人，较之通俗演讲时，有过之无不及”。作为镇江本地文人，他们对江北移民文化休闲活动的记述，明显带有调侃甚至歧视色彩。
笔者三代以来生活在镇江，我发现，上文的两处书场（黑桥、五十三坡），都与赛家在镇江的两处住所（五十三坡书场紧邻就是当时英美领事馆，今镇江博物馆）靠得很近，尤其是黑桥附近的露天书场，印证刘龙先生对赛珍珠回忆“打谷场上听敲铜锣的说书艺人讲故事是终生难忘的趣事”的考证（打谷场在其旧居不远处，见刘龙主编《赛珍珠研究》，第23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周边居民中也多“两淮”逃荒来的移民，特别是1905年淮河水灾，灾民顺运河到镇江，麇集在宝盖山、云台山、镇屏山一带（津沪铁路修建宝盖山隧道时，曾以工代赈，招募了许多苏北逃难人员），因此镇江的苏北人口比例骤增，他们的文化娱乐主要是看淮剧、听淮书。
地道的镇江人、扬州人自恃文化品位“高于”清淮一带（即指清江、淮安，现在淮安市的4区范围），不听淮书的，认为有失身份（笔者认为，揆其原因有移民原因、经济原因，如清初以来扬州人口多为徽州移民；也有灾害原因，明朝中叶，黄河决口，水人淮河，决高家堰，哀鸿遍野，民谚云“倒了高家堰，淮、扬两府不见面”）。笔者幼年就听爱听扬州评话的祖父带有歧视性地说那些淮安人说的“小书”、“下三流书”，说这些书是说给“苏北扛大包”或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听的，他们甚至侮辱淮安等地的苏北为“淮刁”和“下河貉子”。这里举个例子：在上海务工的扬州理发师周殿元追述“1949年以前，我们到太原坊去听扬剧，听众全是扬州人，特别是理发师。但我们从不去听淮剧”，从文化活动反映了扬州人的地方主义。（＇美＇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和上述镇、扬人不听“淮书”同出一辙。
道光间邗上蒙人《风月梦》（胡适在《扬州的小曲》说“此书写扬州妓女生活，颇能写实，可以考见乱前的扬州的风俗”）第二回：“今日午后无事，带着跟来的小厮小喜子，到教场闲玩。看了几处戏法洋画西洋景，又听了一段淮书……”清末汪有泰的扬州竹枝词说“把戏淮书杂色多”。民初孔剑秋有竹枝词：“一段淮书唱不休，盲词瞎语诌春秋。儿童爱听无稽语，拍马无端闯上楼。”直接将淮书鼓词等同于“瞽词”——瞎说。可见扬州文人对说淮书描述的态度也不好，他们觉得淮书是一种戏谑、荒诞、恣肆的“据地为场，敲锣击鼓，信口雌黄，大抵无稽之言居多，听者士大夫无一焉”的下乘说书技艺。（徐谦芳：《扬州风土小记》，广陵书社2002年版，第49页）
淮书艺术在各地
淮书是民间曲艺品种，却不见于辞书以及《中国戏曲曲艺辞典》（上海艺术研究所、中国戏协上海分会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淮书”与苏州评弹、扬州评话一样，是一种说书艺术，流行于晚清、民国。生于扬州的镇江籍陈汝衡教
授在《说书小史》（中华书局）中说：“苏北清淮一带艺人们用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