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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李敖:蒋介石评传-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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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一个史可法,其他多是大难临头、望风跪倒的投降汉!何况,蒋介石自己何德何能,要别人为他死节?他自己若适用同一标准,在“西安事变”被俘时,为何不“只有自杀”?他为何对在衡阳抗敌被俘归来的将军们,大颁青天白日勋章?他在兵败山倒时,为什么不“国君死社稷”式的死在南京? 

  蒋介石所谓的军人要被俘不屈、“只有自杀”,连自己都做不到,却以最高标准要求杜聿明。杜为他卖命、受苦、家破人亡,他仍然要为已甚,不准别人亲人团圆!杜太太曹秀清由蒋介石手谕送往台湾,当作人质,过着惨淡的岁月。长子杜致仁在气愤之下,就吃安眠药死了。直到大女儿杜致礼的丈夫杨振宁得了诺贝尔物理奖,蒋介石和宋美龄才另眼看待,大献殷勤,希望杜夫人影响杨振宁回台湾,“帮助蒋校长反攻大陆”! 

  杜聿明戎马半生,又坐牢半生,还不够!手下被敌人惩罚后,还要被自己人惩罚,这就是蒋介石的新三纲五常标准——强制别人做烈士。 

  最具讽刺性的是,他虽强制别人做烈士用心甚苦,但降将仍然是一大堆(详阅李敖《蒋介石与自己降将——为活先烈开清单》,《蒋介石研究五集》,页二五七至二七六),也许烈士太少了,蒋介石有意无意制造“活先烈”过干瘾,最彰明昭著的例子是康泽。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在记者招待会上,做了一个重要宣布,据第二天《大公报》内容如下: 

  襄阳之战中康泽殉难 

  邓文仪在记者招待会宣布 

  这位政工局长口中的康泽,在襄阳之战中真的“业已殉难”了吗?这根本是一厢情愿,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的《新闻天地》的报道,证明康泽并没有殉难,康泽是被俘的,中共的新华社也在十七日晚上宣布他被俘了!康泽是蒋介石最欣赏的一个心腹、一个心中内定的烈士样板。曾任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在蒋记特务系统中,重要一支是“复兴社”。“复兴社”又分三支,一支是贺衷寒系的“政训”系统,一支是康泽系的“别动队”系统,一支是戴笠系的“特务处”系统。康泽的“别动队”系统起源在南昌开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赣暑期研究班”,这班召集军官再加训练后,编入“庐山训练团第四营”(团长蒋中正、副团长陈诚、第四营营长韩文焕)。一九三三年十月,在庐山成立“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别动队实际上是一支突击队兼负责军事特工训练的队伍。队员或三两组成——小组或个别单独一组,有时以正式军官身份公开出现,有时则化装改扮,暗佩手枪,进行秘密活动。他们在地方上任意搜查、逮捕,以至秘密刑讯和枪毙人。其为人也,到处生杀予夺,自然炙手可热。康泽的炙手可热,延续到抗战开始,更是风光。他在抗战中的职务是一九三七年兼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复兴社总社书记。一九三八年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武汉支团部主任、战时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一九四五年奉派出团考察第二次大战各同盟国家战后复员工作。一九四七年返国。翌年一月膺选为行宪后第一届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蒋介石要他做热河省主席,他没做,改到襄阳去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正好赶上襄阳之战。 

  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开始的襄阳之战,蒋介石方面说,“文武双全的康泽将军戍守”,由于“共匪畏之如虎”,“相信此次战役定卜全胜”。可是言犹在耳,短短六天以后,康便以被俘闻了。最令我们注意的,是康泽副手郭勋棋被俘归来“伪装聋子”的事。这位将军为什么要装聋子?因为装了聋子,才可以做哑巴;做了哑巴,一切真相才可以按下不表,真相显然是不能说的!在襄阳失守时候,蒋介石为了人造奶油式的赶造先烈,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特由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宣布:“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于襄阳作战中业已殉难。”蒋介石在聚餐时,表示“他所了解的康泽,是不会被俘的”,在蒋介石眼中,康泽是“壮烈成仁”的料子,不料,老康却放水了!——康泽并没有死。所谓康泽“殉难”襄阳之说,既是纯属子虚,为什么蒋介石却要硬说康泽殉难了呢?我们已分析了他复杂的意识形态,他是枪杆子出政权的人,他的天下从打斗中得来,得到后,为了保有天下,必然借助于一些“忠”的观念。不幸的是:在时代的巨变下,还没建构好这种观念,他在大陆就面临了考验。“忠”在国民党的要求中,是临难死节。临难不死,是谓苟且偷生,不死被俘,是不妥当的。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在阳明山庄讲《军人魂——一名革命军人成功成仁之要义》,很沉痛地告诉了我们,在“大陆沉陷的大失败之中”,真正临难死节的,只有“二人”。(参阅国防研究院出版《蒋总统集》,页一六七二)蒋介石对这种“寡廉鲜耻”的痛恨,情见乎辞。所以,他对“临阵逃亡”的或“被俘或投降”的,就一概不感兴趣了。他感兴趣的,显然只在谁谁谁死了、谁谁谁临难死节了。这种兴趣过分膨胀的结果,就会在情况不明时,先一厢情愿给他死了再说,甚至先给他进了忠烈祠再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罗列入祠”事件。蒋介石在逃到台湾后,痛感于临难死节的烈士缺货(参阅《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二十期),所以,对临难死节的谣言,也不无从宽录取之处。在台湾做过“陆军总司令”的罗列将军,在没逃到台湾前,就被从宽录取,进过圆山忠烈祠!不料罗列入祀忠烈祠后,忽然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以一名“死鬼”,逃到台湾,大窘之下,只好把他在忠烈祠的牌位撤除,派他去做“陆军总司令”。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妙事,很像明朝末年的洪承畴降清。洪承畴降清后,明朝的皇帝还不知道,并断定洪承畴一定临难死节。于是皇帝大为震悼,为之辍朝三日、赐祭十六坛,又为洪承畴立专祠,并把所部官兵并列祠内。皇帝又御制祭文,要亲自哭丧。不料最后消息传来,洪承畴竟在前线投降了。于是大窘之下,丧事也风光不起来了。 

  和“罗列入祠”事件相似的,康泽没死,幸亏证实得早,否则小笑话之后一定会闹大笑话,因为康泽比起罗列来,分量重得太多太多了。这种分量,使蒋介石在康泽未能殉难以后,仍旧不肯死心,而要强调康泽“抗节不屈”的事迹。康泽如“被俘不屈”,纵然没死,也是虽败犹荣!一九六四年七月,蒋介石在第九次党务工作会议上,讲康泽“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说他“身体早已衰谢不堪,据说他的牙齿都脱落得快没有了,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的”、说他“见死不更其守,凛然的节概,实在使人怀念和感叹”。另外再请看一副挽联: 

  襄阳当南北要冲,弹尽而莫之济;粮竭而莫之援。 

  十七日阁部扬州,羸卒孤城,已分百死。 

  忠烈昭党国史乘,劳改而终不变;酷刑而终不屈。 

  廿五载文山土室,丹心正气,独有千秋。 

  这一挽联所显示的心态,就是一个显例。挽联上“十七日阁部扬州”,是用史可法的典,“廿五载文山土室”,是用文天祥的典。但是,这种典岂可用得?史可法死守扬州,最后是殉难了的;文天祥土室坐牢,最后是死节了的,而康泽被共产党关是一九四八到一九六三年,前后十五年。他在一九六三年被共产党释放后,还在到处参观、留影纪念、游山玩水、好整以暇,又何来“廿五载文山土室”呢?至于说康泽“卒为中共所俘,备受折磨而死”,似乎也同样引起对康泽死难的错觉。文笔也好,史笔也罢,措辞总不能这样瞒天过海吧?康泽既是一九六三年释放的第四批,比后面的第七批要早十多年,足见他行为“良好”,不在话下,他要是“不屈”,共产党是不会那么痛快放他的。蒋介石说康泽在牢里“破衣一袭,寒彻骨髓”过的“隆冬天气”,一个人能不能这样一过十五年,姑且不论,但是中共放了康泽以后,康泽在特赦战争罪犯大会上,当场穿上共产党发给他的“新衣一袭”时,却全无“不屈”之色。“康泽同志”会“抗节不屈”、“被俘不屈”的希望,也在共产党多年的“恶作剧”中,终于证明老康放水无误! 

  在邓文仪发表康泽殉难后三十五年,同一位邓文仪先生又发表了大手笔,他在《黄埔学生六十年(中)》(《中国人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五日)里,有这么一段: 

  杜聿明在被俘之后誓不屈服,脚镣手铐,囚首垢面,种种非人的折磨,在炼狱度过数十年的悲惨生活,终至于死节,至于各级被俘的十数万军官与三万政工人员,其中十分之八均为黄埔学生,大部分均遭共匪集体屠杀,或监禁在集中营里做劳工,受尽非人的折磨迫害。襄阳之康泽、成都之曾扩情、太原之梁敦厚等,都是民族正气之显扬,万千黄埔学生随着大陆沦陷而壮烈牺牲的战绩,更缔造了中国无名英雄威武不屈的战史。 

  请看这又是何等荒唐之错啊!杜聿明早在一九五九年就被共产党释放了,照《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一期(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的扼要小传,他被释放后, 

  ……稍后任“政协”全国专员,补任“政协”全国委员。五十二年,妻曹秀清由美返平,与之重聚。五十三年十二月,任三届“人大”代表、四届“政协”全国委员。六十一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共,应邀出席“国宴”;九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北平,二度在“国宴”上露面。六十四年一月,任四届“人大”代表。六十七年二月,任五届“政协”常务委员、五届“人大”代表。六十九年十一月,因肾病复发住院。七十年五月七日晨七时二十七分,因并发心脏等病在北平去世,年七十七岁。 

  试问这是“在炼狱度过数十年的悲惨生活,终至于死节”吗?邓文仪的“脂粉作业”、“涂金作业”,目的就是要给人死节的错觉。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下旬,当杜聿明及其二个兵团被围于陈官庄之时,傅作义正坐困北平。华北“剿总”傅作义原有五十余万大军,实力不容藐视。毛泽东又洞烛先机,棋快一着,急命林彪在东北新胜之师,迅速入关,切断了傅作义大军西退或东进之路。而蒋介石顾此失彼,为徐蚌战役已弄得焦头烂额,竟无暇正视平津局势,傅作义于十一月三日亲自飞抵南京求见,蒋不知故意还是真无时间相见,只命国防部长何应钦接见,转达几点意见,未必切实可行,更无积极支援的保证。当十二月十四日,共军攻陷天津,剩下北平孤城,傅作义乃决定与中共和平谈判,达成协议。十二月三十一日,解放军入城,和平解放。傅作义不战而降,免除千万中国人的死亡、文化古都的摧毁,实有功于中华民族,所以他的命运与战而后降的国民党将军完全不同,不但没有劳改,而且当上新中国的水利部长。当然蒋介石视为不忠,但是蒋要求傅对他个人效忠,他还不配,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视傅为自己人。 

  到一九四九年之初,蒋介石的老本愈打愈小,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损失了百万以上的军队。长江以北,除了胡宗南孤悬西北的兵团外,尽是解放军的天下,南京的蒋政权已摇摇欲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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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搞假民主的恶果 / 559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行宪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南京揭幕。早在抗战之前的一九三六年,国民政府就准备召开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并于五月五日拟定宪草,赋予总统统辖全国军队、宣战、媾和、缔约、大赦、特赦、任免文武官员的权力外,还有发布紧急命令之大权,世称五五宪草。然而由于日寇入侵,没有实施。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召开国民大会又被排到日程上来。 

  召开国民大会,号称还政于民,要人民当家作主。但问题是,谁是人民?居大多数的农民,根本不会也不能当家做主。农民也不可能选出真正代表本身利益的代议士,章太炎在民初就已指出,在中国现实情况下搞代议,选出的必然是有权有势者,让土豪劣绅如虎添翼。这种现实到抗战胜利并无基本改变。如果国民党不改变一党专政,选出的国民代表也不过是亲国民党的“土豪劣绅”。选举既不能公正,选出的人也无代表性可言。 

  所以在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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