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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李敖:蒋介石评传-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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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六年,左舜生到台湾来,向李敖说:他在延安时候,见到湖南老乡毛泽东。毛泽东激越地说:“蒋介石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信邪’,偏要打出两个太阳给他看!”国民党在日落余晖的今天,能不能临终悔悟到太阳不只一个,没人相信它会,也许国民党已自大狂到迷信它是“耀如羿射九日落”中的神性人物,但是,又怎样呢,九个太阳落了,后羿还不是身死族灭、为天下笑了吗?“不信邪”是一句道地的湖南话,意即不管三七二十一之谓。左舜生在《万竹楼随笔》中也提到,“毛有一股子湖南人的蛮劲”。蒋介石虽然阴险多诈,但是碰到湖南蛮子,也就没完没了了。 

  蒋介石容不了共产党,然而国共在八年抗战中没有完全决裂,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在举国一致抗日的大环境里,蒋不敢公然大举剿共,只能暗中搞。到抗战后期,剿共的意愿虽然增高,但碍于国际观瞻,不敢贸然动手,仍只能暗中搞。其二,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挑战,有时针锋相对、有时退让,尽量不导致决裂,也就是毛氏所谓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一方面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在中央政府之下,奉蒋介石为最高统帅;另一方面则维持红军及共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不惜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因此冲突与矛盾固然不断,但共产党不与国民党决裂,奉行国共合作长期抗战的既定政治策略。 

  毛泽东不肯决裂,蒋介石不敢决裂,国共只好走毛泽东预设的既团结又斗争的路。毛摆好棋谱,请蒋来下,自非对手。蒋虽在军事上占优势,却在政治上处处被动,退居劣势,难怪蒋在一九四○年三月九日记道:“惟共产党作祟为可恨耳。” (《蒋总统秘录》,页二六九二)蒋谴责中共拥兵割据,反动无异封建军阀,毛一点都不会脸红,因为中国仍甚封建,要革封建的命,就要有军队。所谓“枪杆子出政权”,毛本学自蒋。毛说过: 

  过去十年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为了反革命,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页三二三) 

  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合作已如弦上之箭,但蒋介石始终不喜欢“国共合作”的提法,因这种提法根本把国共对等起来,平起平坐,然而他根本不承认共产党是合法的政党。他不要联共,而要溶共,要把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犹如军队之收编,化掉以后,实现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理想。所以周恩来虽一再向蒋表示国共合作的诚意,蒋总是大剌剌地回答说:“不要提国共合作,只要提与我合作就行了!”(参阅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页二九三、三六三) 

  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弃守,蒋介石忙于应付凶猛的日军进攻,尚无余力来对付共产党,国共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摩擦。值得注意的是,蒋毛对付日军进攻的战略,已见其异。蒋打的是正规的阵地战,兵力不易集中,面对敌人强大优势的火力,常陷于被动挨打,付出惨痛的代价,导致一泻千里的大溃退。毛打的则是运动战,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打游击。朱德、彭德怀等共军将领,掌握机会,深入敌后,建立愈来愈多的抗日根据地,包围敌人占据的都市与交通要道,易于扰敌,而不易被敌所歼。蒋之正面作战与毛之游击战,可谓国共两党抗日的战略配合。此外,在抗战初期,国共在战役上配合,赢得平型关之战的一场胜利。一九三七年的九月里,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决定突破长城防线,进兵山西,向平型关一带进攻。九月二十二、二十三两日,展开血战,傅作义奉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之命增援,而共军第一一五师由林彪率领,拊平型关敌军侧背。林彪的机动灵活战术与傅作义正面的主力防御,配合得很好,利用有利地形,设置埋伏,以待进犯之敌。二十五日早晨,一支日军辎重部队进入伏击圈,立遭痛击,被截断首尾。至翌日中午歼敌千余,并切断日军交通,有力支援了傅作义的正面反攻,使日军第二十一旅团陷入重围。九月三十日,因板垣大举增援,各部撤离战斗。这一仗可谓国共联合抗击日军的第一仗,也是最后一仗。 

  从平津、淞沪,到南京失陷,中国军民虽然牺牲惨重,但抗敌的英勇确实可歌可泣。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保卫武汉期间,毛泽东特别托周恩来给蒋介石一封亲笔函,向蒋“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表示崇仰。同时鼓励蒋“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战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信中一再强调团结,并提醒敌人破坏团结。他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全函见《蒋总统秘录》,页七十一),十分明显地表达了两党长期合作的愿望。 

  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相持状态,蒋介石的注意力遂转移到共党问题上来。同时,仍在继续的、秘密进行的蒋日和谈,“共同防共”一直是日方必要条件之一。然则,对付共产党成为蒋介石的一石双鸟之策,既可满足除去心腹之患,又可展示对日和谈的诚意。一九三九年元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内政的主要议题便是“整理党务”。蒋介石在会场上做了报告与讲话,呼吁“唤醒党魂”,目的是要国民党警惕各地共党竞起的“艰险”,以强化国民党,并于会中通过决议案,确定“防共、限共、溶共”方针,专门设置了“防共委员会”。为了强化党,大会又决议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以蒋为委员长,独裁党政军大权。会议开过之后,遵从会议的精神,制定了一系列对付共产党的办法,诸如《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等。(见《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纪录》)抗战十五个月之后,国民党再度确定了反共方针,虽不似一九二七年清党之剧烈,但毛泽东所希望的长期团结与国共合作,自然是虚有其表了。 

  同年三月,蒋介石又设立了精神总动员会,自兼会长,制定《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提倡“精神之改造”,其中所谓“分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见重庆《中央日报》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二日),矛头显然指向中共及共产主义。五月,蒋亲自在重庆主持精神总动员誓师大会及游行。从表面上看,全国精神总动员为了抗日救国,然观其要人民“行大孝”、“尽大忠”,而以三民主义为名,行一人一党独裁之实,达到“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等等,则骨子里防共实甚于抗日。益知抗战战场上呈现退守局面后,蒋介石已将重心由抗日转向防共矣。 

  这一年的十一月下旬,周恩来在延安受伤,电请重庆航空委员会派飞机送莫斯科治疗,但航委会无机可派,结果延安请莫斯科派飞机来迎。蒋介石闻之甚怒,“责令航委会一定派机去接送,不许苏联机来迎”。(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一○三)航委会起初不肯派机,岂非秉承蒋的意志?及见“偷鸡不着将蚀把米”,乃大发脾气,责令派机,何前倨而后恭也?这件小事足见蒋氏心事之大。 

  小事之后,即有大事。同年年底,蒋介石就命令胡宗南东自黄河西至甘肃西峰,构筑堡垒群,犹如第五次围剿的工事,以包围陕甘宁边区,企图进取延安。朱德、彭德怀对蒋之军事准攻,做政治性的反击,通电全国,指责枪口对内。(电文见《国民参政会实录》上册,页七二四至七二五)一九四O年三月初,中共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到重庆参加会议,报告国共摩擦事实的原因,但蒋介石听后,避而不答,“一字不提”。(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七一九至七二○)到四月间,蒋主持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才由何应钦做军事报告,指责延安自组政府,擅设银行、发行纸币、扩充军队,造成割据,以为“严厉制裁”的依据。国共关系至此,自然日见恶化,山西、河南一带竟发生大规模冲突,中共乃发动政治攻势。蒋既无法决裂,最后只好命卫立煌与朱德在洛阳谈判。朱德提出共党合法化、保护《新华日报》、释放被捕中共人员、停止进攻共军等要求。这些要求合情合理,蒋虽不可能接受,然在政治上已使他甚感被动的压力。但他绝不罢休,命陈立夫拟具对策,约有三项: 

  第一、统一党内同志对共产党问题之认识,使共党无所施其挑拨离间之技。第二、建立军事政治根据地,以防范共党势力之蔓延,并进而逐渐缩小其占据区域(如鲁冀边区、陕北边区等)。第三、根绝共党在后方各省之活动。(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一三四) 

  蒋介石按此方案,于一九四○年七月中旬提出“提示案”,亦做“防止案”,要点有四:其一,将陕甘宁边区改称陕北行政区,限十八个县,暂隶中央政府行政院管辖;其二,取消冀察战区,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区,并入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其三,命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往规定地区之内;其四,第十八集团军准编为三军六师、五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参阅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其目的,很显然是想要严格规范共军活动区域与兵力,尔后加以防堵。然而在抗战期间,又如何来阻止红军的抗日,特别是敌后的活动?此时国际局势更加不利,越南、缅甸均遭封锁,使重庆更为孤立。不少人主张重新揭举孙中山三大政策,联苏联共,朱毛也通电做此要求。(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一四三)但蒋宁愿走另外一条路,暗中积极进行蒋日和谈(参阅本书前一节),国共间矛盾更趋紧张。 

  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共军正在进行百团大战时,蒋介石忽命何应钦、白崇禧联名向共军首领发出皓电,指责共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不打敌人而并吞友军。据此限令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到黄河以北地区,非奉命不得擅自越出地境线外。蒋介石真正的心病则是,新四军所占地盘是苏、浙、皖三省的战略黄金地区,一旦战争结束,华东重镇很可能落入中共手中,当然严重关切,一再跟驻渝中共代表周恩来交涉,要新四军搬家。(参阅孟绝子《蒋介石的报应——顾祝同大屠杀的结果》,页一至十)一个月后,朱德等共军将领发表佳电,一面揭露反共阴谋,向国民党做政治攻击;另一方面表示愿将新四军开往长江以北,向国民党做军事让步。蒋遂于十二月九日以委员长命令发布手令,准予宽展时限,令江南之新四军限于同月三十一日前开到江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开往黄河以北地区。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则限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往黄河以北。(手令原迹见《苦心孤诣艰苦卓绝》,页二二四)可见蒋介石处心积虑要把所有共军都赶到黄河以北去。到一九四○年十二月下旬,江南的新四军十万人马已大都北移。 

  然而当剩下的新四军军部及三个支队共约九千余人准备北移时,如按照顾祝同画好的路线,就会走入日军重炮的虎口,于是周恩来向蒋要求改变路线,蒋佯允之,然而于一九四一年元月六日行至茂林一带时,突遭蒋介石嫡系部队,由顾祝同、上官云相所辖的八万余众围歼,血战七昼夜之后,仅二千余人突围,其余四千余人或死或俘。军长叶挺被俘,参谋长 (应是副军长、政治委员——编者)项英遇害。斯即轰动一时的“皖南事变”。 

  本来在二年多前,毛泽东从军事和政治上大处着眼,早已指示新四军尽快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周恩来还于一九三九年二月亲自向新四军传递“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一九四○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望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增援皖东”。三天之后,朱毛又再度电催。但项英舍不得已经建立的根据地,一心想“株守皖南”。当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急电如火、磨刀霍霍,毛泽东更促叶、项尽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皓电发后,毛更明言:“如留皖南,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望考虑。”(引自黄开源等撰《皖南事变及其历史教训》,《安徽师大学报》 (一九八一)三,页二十)叶、项虽于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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