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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李敖:蒋介石评传-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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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国民会议,使人民迫切之要求,得以充分表现,而本党为人民谋解放之主义与政策,得以在会议中与人民意志合为一体。此同人等认为党国目前切要之图,谨以精神结合一致,共同努力,克日成立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树立中枢,俾关于全国代表大会及国民会议之筹备,与夫一切党务之进行,得所指挥;望我全体忠实同志,一其心力,以济艰难,一切睚眦之见、意气之争,皆当去之务尽,内以自固,外以御侮,党国安危,实系于此,敬布腹心,惟共鉴之! 

  这是说国民党已沦为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以致党既不党,国亦不国”。文中之“某”,即蒋介石也。 

  十七年间,本党于军事上既统一全国,其在同志,以为破坏已终,建设方始,欣欣然望训政之实行;其在国民,亦本于厌乱思治之心理,相与为永久和平之祷祝。然曾不一年,而内战复起:十八年间,长江黄河西江三大流域,满染国民革命军相斫之鲜血,人民生命财产,随以荡析者,更不可胜记;至于今春以来之大战,战区之广、战祸之烈,不特北伐之役未足与拟,即民国以来绝无其例,抑亦中国数十年来所未有也。呜呼!此诚中国之浩劫,而中国国民党之奇痛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国民党内斗不已,“战祸之烈”,“抑亦中国数十年来所未有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蒋介石也。 

  南京诸人,于去春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代表百分之八十以上,悉由指派圈定,党员之选举权,剥夺无余。全国代表大会既非法,则其所产生之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其亦非法,更不待言。加以怙权之故,认约法为不便于己,置总理“训政时期须颁布约法”之遗训于不恤,使人民竟无依法以监督政府之途。于是,对于政府之失望与极端愤激,遂不得不横决。以上二者,实为构成内战之原因,南京诸人不惟不思所以清弭之,反以武力为压迫之具。于是,一方压迫,一方反抗,而内战乃一发而不可 收拾矣。凡我国民,苟一回溯去春以来内战之所由,度未有不为之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 

  所谓“南京诸人”,通俗地说即“蒋介石那一帮人”,非法妄为,违背了孙中山的遗训。人民也不能依法监督政府,只有起而反抗,则内战之责任在压迫之南京蒋政府,而不在反抗之人民。是以扩大会议的最终要求是: 

  此后关于一切设施,先之以公开宣传,自由讨论,继之以严正之决议,纵落少数而退为在野之反对派,亦必以法律规定为活动范围。庶几内战原因永远消除,革命建设,得以从容开始。国利民福,悉系于是。而不然者,怀抱独裁之野心,曲解训政之真义,蔑视舆论,遏抑民权,以摧锄异己为得计、以穷兵黩武为能事,必欲使内战延长以为快,则误国殃民之罪,必有所归,而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正义也。谨布腹心,惟共鉴之! 

  汪草此宣言虽未指姓道名,但蒋介石处处呼之欲出。汪寻于七月十五日自香港经日本抵塘沽,转往天津。途中曾向记者表示,“蒋介石如认识其负两年来内战的责任,当自动辞职。”(蔡德金《汪精卫评传》,页一八三)汪至北平后,又多方商谈,交换意见,原拟待党务处理完善后,再组政府,然而由于津浦线战况逆转,济南得而复失,遂决定提早组府,以激扬士气。扩大会议遂于九月一日,举行第五次会议,通过政府组织大纲,推定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张学良、李宗仁、谢持为国府委员,阎锡山为主席,于九月九日在怀仁堂就职。张学良虽名列国府委员,但尚未表态,为双方积极争取的对象。汪精卫曾特派郭泰棋、陈公博等为代表,前往致意恳谈。张学良于九月九日宴请南方代表张群、吴铁城等,复于翌日宴请北方代表贾景德、傅作义等。仍然表示中立。但至九月十八日,突发巧电,呼吁即日罢兵、静候中央措置(见《国闻周报》第七卷第三十七期),虽向《大公报》记者说:“衷心极愿蒋、阎、冯三公各退一步,共议大计”,其实已偏袒蒋介石,故有“静候中央措置”云云,颇出扩大会议诸子意料之外。他们不知分化收买的招数,岂蒋之比!陈公博在《苦笑录》中说,蒋介石以五百万现款和一千万公债,收买张学良出兵入关。(见页三三六)此事居然为近年所出刘心皇辑注的《张学良进关秘录》中的蒋介石密函所证实,而且款数完全正确。蒋屡电部下促张出兵,一口答应巨款,认为宋子文可以办到,当宋子文于九月十八日起,每日汇一百万元,张学良决定出兵援蒋。(参阅页七十三、八十、八十五、九十七、一O一、一O五、一O七、一三七、一四一、一四二至一四三)张学良态度既明,战局彻底改观,鹿钟麟于十月十五日通电罢兵,李宗仁桂军亦自湘撤桂。扩大会议则于九月二十五日移至太原,继续开会,起草约法,于十月二十七日完成八章二百一十一条的《太原约法》,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以为国家长治久安之计。此次中原大战耗时七月,死伤三十万,换得此法,故邹鲁有诗曰:“百万头颅换得来,行间字里血成堆;漫云大法都须价,举国疮痍剧可哀。”(邹鲁《澄庐诗集》) 

  蒋介石打胜此仗,更加趾高气扬,十月三日于开封军次,致电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告捷,并于十月十日告全国同胞文有云:“此战之中,逆军集全国各派反动之大成,而终不免于覆灭,则此战之后,绝不致再有军阀复敢破坏统一,叛乱党国。”不过,所谓“反动派”、所谓“军阀”,皆昔日之亲密同志也。昔日之同志,如阎、冯、汪等可成今日之“军阀”或“反动派”,则今日之同志,如张学良、胡汉民等,又安知不会成为明日之“军阀”或“反动派”?问题根本出在蒋之独裁野心,因此不惜代价排除异己,然异己不息,纷扰正无已时。他认为从此“天下太平”,显然言之过早。 

  张学良一身左右战局,虽云左袒蒋氏,尚以和平与顾全大局为说。汪精卫经大同出亡,过雁门关有句曰:“剩欲一杯酬李牧”,似犹指望于张学良。李牧主和,然以和为制敌之手段。但是蒋介石并无和意,于阎、冯尤不留余地,继续轰炸,要求他们无条件下野,并于停战之后的十月二十五日,令杨虎城攻克潼关,策反西安守备刘郁芬,阎之晋军以及冯之西北军均遭改编,阎冯两人的军事实力瓦解殆尽。至此,前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终于将其他三集团军全部吃掉。早于一九二九年二月,蒋介石曾向冯玉祥抱怨,沪、广、汉、平皆为桂系占据,冯回答说:“同是一家,何分彼此?”(《冯玉祥日记》第二册,页五七八)蒋显然未以国民党内的四军为一家,“亟亟以消灭异己是务”,亦就不足为奇了。然而为了达到此一目的,于党、于国、于民都付出难以估计的代价,双方死伤约二十五万人,后遗症更绵绵不绝。最凄惨的,则无过于普通百姓,在大战最激烈的八月下旬,冯玉祥在日记中记下: “人民之苦,苦到万分;人民之困,亦困到万分,日日要兵要钱要粮还不算,而捆抬之祸,又日甚一日,如何得了!”(《冯玉祥日记》第三册,页三三二)这是参与者的良心之言。至于后来的学者则认为,中原大战 使国家元气大伤,直接影响到整个三十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中外关系,并为日本侵华提供了机会。(参阅李静之《试论蒋冯阎中原大战》,页二一九至二四七)即就蒋介石本人而言,似亦得不偿失,从阎、冯那里抢到的华北地盘,实际转换到张学良手里。滥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之谬,此见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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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大搞特务 / 205

  内地学者众口一词,强调蒋介石与江浙财团以及帝国主义间之关系。这种关系不是没有,但是不能强调。凡以利害相接,有利亦有害。蒋两次勒索上海中国银行,一叶知秋,可知与江浙财团的关系,并不那么融洽。蒋虽与帝国主义的日本沟通,但亲自率师至济南,仍遭日帝羞辱,举一反三,可知与帝国主义之关系,也不是那么一厢情愿。蒋介石也并没有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江浙财团”和“帝国主义”的篮子里,他最可依赖的无过于完完全全替他服务的特务组织。 

  其实任何想搞独裁的人,都会重视特务,以为耳目。蒋介石的特务观就是如此。他一生培养特务,成立特务机关,不遗余力。但是一切都严守秘密,讳莫如深。戴笠(雨农)是他生平最心爱的头号大特务。戴笠从事特务工作,由一个人而一百人而三百人而八百人而八万人而成为超过十万人的“军统”,跟蒋介石关系之密,已到了蒋介石罚他跪,骂他下贱的程度(这是保密局秘密出版《戴先生遗训》中戴笠自道的情况),但在公开文献中,一本又一本的蒋介石言论集中,除了《西安半月记》中一次提到戴笠名字外,好像完全没有这个人似的。这种严守秘密、讳莫如深的动作,真是耐人寻味极了。因为连戴笠都被蒋介石罚跪、骂下贱,特务人员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们找到一篇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蒋介石的秘密讲话,是在杭州对特务人员讲的,题目是《特务工作人员之基本修养》。在讲话中,蒋介石毫不客气地说:“有两点最重要的意思要吩咐你们。”两点“吩咐”是: 

  第一,必须绝对服从命令:特务工作人员,就是领袖的耳目,你们所到的地方,就是领袖耳目所及的地方。你们如果不实实在在尽心尽力去工作,领袖的耳目,就失了聪明,革命事业的进行,便会发生障碍。所以你们做耳目的人,务必要遵照首脑的意旨,慎重周密地去进行一切,因此你们工作上最要紧的条件,就是绝对地服从主官的命令,除服从命令之外,没有你们个人意志的自由。……你们特务工作就是领袖的耳目,换句话讲,就是领袖所用的革命工具。做工具的人,只有死心塌地地绝对服从主官的命令,随时准备为领袖牺牲自己的一切,主官要你们死就死、要你们活就活,丝毫没有你们抉择的余地。第二,不许自作主张:你们特务工作人员既然是领袖的耳目与工具,只以绝对服从为天职,自己的生命身体,都已经完全贡献于领袖,那么,个人的意志,当然更不待说是没有丝毫的自由了。尤其是对于政治方面,不能在领袖主张之外,自己做一点主张。……你们务必要以领袖或团体的主张为主张,以领袖或团体的意志为意志,才是忠实的革命者,惟能如此,才能推动革命事业以底于成功。(第十三卷,页六至七) 

  这两段非常露骨的讲话,真使我们大开眼界!蒋介石毫不掩饰地指出特务是“领袖的耳目与工具”,并且只不过是“耳目与工具”而已,一点也不是别的。正因为蒋介石的尺码不过如此,所以,从戴笠以下,奉行力行社“为领袖做耳目”的信条,甘心为“耳目与工具”而不辞!晋见蒋介石时候,被罚跪也、被骂下贱也,也就不以为异,其身价在蒋介石其他奴才眼中,更为低下,因为特务毕竟是奴才中走狗化者也!(戴笠自称走狗,可见之于《中美合作所志》第一册,页二六二、三六七至三九九)于是,豪奴欺猢犬的情况,便有趣地发生。一九六八年三月,保密局的后身情报局秘密出版了《行健月刊》,第一二八期中有这样几段,写一九二八年戴笠的地位: 

  戴先生常一大早出门,有时半夜三更才回来,一回来徐亮便手忙脚乱,因为戴先生这时便将他在外面所搜集到的一些情报资料,指示徐亮即刻撰成报告,经过戴先生核阅后,再由徐亮在灯下誊缮正楷,而戴先生便在核稿完毕才去睡觉,天还不亮又得起床,拿着徐亮写好的报告匆匆出门而去。 

  那时候,领袖的官邸在中山门外的陵园,戴先生摸黑出门,到陵园实在有一段很长的路程,如果身上有钱时,便花三块大洋坐部出租汽车赶去,要是没有钱的话,便得徒步前往,风雨冰雪一概无阻。到领袖官邸去送报告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当时的那位侍卫长尤其对戴先生大不高兴,曾命令警卫人员不准戴先生进出官邸,但是戴先生照样进出不误。有一次,戴先生正陪着一个人到官邱去晋谒领袖,出来的时候,在大门口正好遇到侍卫长,当时侍卫长指着戴先生忿然骂道:“……戴某人你下次再来时,我一定非关起你不可……”但是戴先生却不做一声, 默默而去。 

  这有趣的故事,活生生地显示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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