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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大约是公元前1800年发生的。这个字母表从西奈传播到闪族人居住的其它地区，最初是传到那些古代的经商者和航海家即腓尼基人的手中。因为远距离从事贸易的商人需要签约和通信，所以这些腓尼基人很快就认识到，一种学习简便并能广泛传播的文字系统，是大有裨益的。他们把这个字母表带到西方传绐希腊人。希腊人一贯敏于抓住新东西，所以他们立即接过这个字母表，并根据当地的情况进行了一大串的调整。所有的修正与原有的腓尼基字母表的不同之处在于，希腊字母表使用了元音字母。在喉音重浊的各种闪族语中，没有必要使用元音字母。然而，在印欧语系诸语言中，元音字母却是极为重要的。从希腊出发，这个字母表又向西传入了意大利，它在此采用了罗马字母表的形式。此后很久的一次传播，又把希腊字母表向北传入了斯拉夫语系的国家，并使之成为后来西里尔字母表的始祖。西里尔字母与拉丁字母不同，俄国与其它欧洲国家之间之所以缺乏了解，其原因就在这里。
中国的文字经历了与欧洲文字一样的进化模式，直到音节文字可能出现的时候为止。然而由于某种不大清楚的原因，中国的文字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它没有发展为真正的拼音文字，而是向会意文字的方向演化。换言之，汉字成为表示意义组合的文字，而不是音符组合的文字。原因也许在于，很早的政治统一体的管辖区，拓展到超越方言的界线之外，所以它削弱了拼音文字的价值。原因也可能是，这种文字反映了士这个阶层的哲学兴趣和分析兴趣。他们既控制着教育，又控制着政府行政管理。无论原因何在，这一演进过程产生了一种可以当做另一种语言来学习的文字。就其长处而言，它使根本无法用口头语言交谈的人用汉字交流，比如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和安南人（即越南人—译注）自由地你来我往地通过写字来求得完美的相互了解。就其不足之处而言，它要求书面字数与口头词数相对应。一般的读写就需要数以千计的字符。汉字总数大约共计25000到30000。
2…5 技术发明
西南亚文化区还给文明发展提供了三种机械发明，其重要性仅次于冶金术和文字。这三种发明是轮子、犁头和织机。直到几年之前，人们依然认为，轮子仅仅是西南亚地区的发明。然而，现已确知，古代的墨西哥人也发现了轮子的原理。奇怪的是，他们的轮子只用来做玩具。现在仍然不妨说，一切用于实际用途的轮子，无论是用于运输还是用于力学原理，都可以追溯到西南亚地区。
轮子原理的发现开拓了技术发展的广阔领域。时至今日，它仍然是大多数机械装置的基本原理。用在车床上，它使木材甚至于石头可以加工成匀称的圆柱形。同样的原理用于加工粘土，就生成了陶工的转轮。陶轮的最简单、最普遍的形式，实际上是带有车轴的一对圆盘车轮的古代样式。
耕犁和织机的社会效应比轮子的社会效应更直接，更具有深远意义。西南亚新石器时代的劳动分工中，妇女似乎从事着最早的农业，承担着制陶、编蓆、编筐和手工活，分担着烹饪和育婴的家务，很象今日妇女承担的工作。另一方面，男子则从事狩猎、作战、饲养家畜（当然是在驯养了动物之后）、加工木器和石器的工作。耕犁发明之后，正如车轮用上之后一样，是需要牲畜牵引的，于是男子便转入了农业。男子工作的这种转移，在大批量生产作物时，是最为彻底的。对小型的园圃而言，犁头是不经济的工具，因为小园圃破土之后用锄头进行田间管理反而更省事。妇女在农业中保留的地位，表现在农忙时节种植和收割大宗作物时，表现在菜圃中，菜园在密切注意和精心照管之下才最为兴旺。
织机使衣物的质和量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它可能又引起了最早的个人卫生观念。过去的皮衣不能洗涤。织物却可以洗涤，无论是毛纺品还是植物纤维制作的衣物都可以洗涤。织物还可以大量生产。它给忙碌的家庭主妇提供了一个增加家庭收入的理想办法。织机可架在家里或就近避风雨之处，妇女可以在时间不紧的情况下，频频上织机去织上几寸。纺织品有相当大的规范性、适用性，并不易毁损，以致于可以当做货币使用。因此，我们发现在埃及最早的纳税单上，完税的形式既可以是谷物，又可以是麻布。另一方面，迟至公元10世纪，一种粗糙的用途很多的毛织品，尚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被当做交换媒介来使用。
2…6 城市
凡是研究文化的学者都承认，农民社区的文化与文明之间，不只是存在着量的差別；然而，究竟二者之间的差别界线应该划在哪儿，在这一点上，学者们的意见却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也许，最好的划分标准是有无城市。甚至到了今天，人们也几乎完全没有认识到这种人的聚集形式，是何等重要、何等独特。它代表着一种社会发明。就其对文化发展之重要意义而言，这种社会发明完全能与任何技术发明相匹敌，也许只有人工生产食物这一技术发明算是例外。
城市的建立需要一些先决条件。首先需要相当稠密的人口，以便生产剩余的食物；维持城市的核心群体就需要多余的食物。在很早的时代，这一条件只有在河谷地带才具备；因为那儿肥沃的土壤使栽培作物的收获甚为丰富，而且使永久性定居成为可能。与稠密人口一样重要的先决条件，是存在有效的技术以运输大宗的货物。缺乏这类运输技术的地区或时期，奢侈品也可以远距离交换。因此，在北美洲俄亥俄地区，霍普韦尔文化①时期修筑土方的印第安人，从黄石河地区换来了数量有限的黑曜石，从苏必利湖换来了铜，从北卡罗来纳得到了云母，从墨西哥湾得到了贝壳。然而，大宗货品的运输，构成的，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大宗产品由水路运输比用其它任何运输手段都要便利。如果没有水路，那就只好依靠畜力运输，包括借助有轮的运输工具和不借助有轮运输工具的畜力运输。用人力运输大宗货物，尤其是大宗食品，是不经济的，运货人必须携带自己的食物；这就严格限制了他能搬运有效载荷的距离。
①霍晋韦尔文化（Hopewell culture）—北美中东部最著各印第安人古代文化，极盛期约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400年之间，主要集中在今俄亥俄州南部。许多遗址上发现了土方工程，是坟岗、庙宇或其它建筑的基础。他们的制品在遥远地区亦有发现。公元400年后，这一灿烂文化逐渐消失。
前机械化时代里，近东、中国和印度的所有大城市，全都在河谷和海滨。在这方面，灌溉系统的存在也是非常重要的。浇灌的田地支持稠密的人口，水网又提供水上交通。在美洲用于运输的轮子根本就不存在，用于驮运的役畜仅限于南美的部分地区，所以真正够格的城市寥若晨星。古代墨西哥的特诺克蒂特兰，很可能是巴拿马地峡以北唯一的真正的城市。它位于一个大湖的湖心岛上，大湖周围土地肥沃，所以它可以从湖上运来的本地物产解决吃的问题。它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使它可以不去考虑陆路运输的消耗，奢侈品和比较贵重的材料靠贡品解决。印加帝国的首都库斯科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市，此地有役畜用于运输，它又是一个组织程度很高的庞大帝国的行政中心，所以它能成为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无论城市在何处出现，它们都引起一整串新的社会问睿Ｐ矶辔侍飧从诩虻サ纳镅率担何颐钦飧鑫镏稚形赐耆晒Φ厥视Υ笕壕劬拥纳睢Ｖ钡酱笤�5000年前，人们一直生活在比较小型的社群里，社区中的人与外人的接触是很少的。直到今天，世界人口中相当大一部人，依然遵循着这种居住模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疾病的爆发受到局限，小型的社区难得遇上不得不对付病毒的情况。这些病毒是细菌在许多宿主的身上迅速传播时引起的。生活在城市之中，互相传染疾病的机会大大增加，病毒突变的机会大大增加。城市不仅使大群人密集拥塞，而且城市赖以生存的贸易使疾病感染不断增加。历史上蹂躏欧洲的大瘟疫，几乎都可追踪到具体的城市疫源，这些瘟疫又是外国商品或外国旅行者带入的。
前机械化时代城市中，成人的死亡已够严重，婴儿的死亡率甚至更高。这样的城市纯粹靠生殖来维持人口数量，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现在，尽管现代的环境卫生技术已经使死亡率降到比较合理的水平，但是否有任何城市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持人口，仍然是值得怀疑的。虽然疾病减少，但是其它因素又冒出来控制人口增长。城市居民面对着住房拥挤而带来的育儿困难，面对着与城市生活无法分离的经济上的不安定因素，他们自然要限制子女的数目。高度紧张的生活造成不育症，这个因素亦有可能。然而，无论复杂的原因何在，结果是一样的。城市人口不会靠生殖增长，自古至今从未靠生殖来增长。
由此可见，城市人口的增长，始终是靠村庄和农场人口的流入，这些村子和农庄位于城市的榨取范围之内。这个范围是城市细胞的细胞质。这些移民是原料，城市将他们加工塑造成都市化的居民。用通俗的话来说，村子和农庄把乡下佬和城市赖以生存的其它原料一道喂入城市，城市把乡下佬转换成一种专门的产品—城里的滑头。
流入前机械化时代城市的农民，绝不是农村人口中一种随机抽样的成分。他们多半是不太适应村中生活的人。在这个社会阶梯的底端，是当地从来不会干事的人和小偷小摸的人。村里人失去耐心之后只好把他们赶走。这就是历史悠久，普天相同的“到城里享乐”的模式。在汪洋大海的城市人口中，人容易隐性埋名，这些人可以继续干小偷小摸，而且他们受惩罚的危险远不如在农村那样大。有些农民丧失了地产，他们流入城市，希望找到某种就业机会。他们给城市提供了更加宝贵的材料。这样的移民给城市提供了大量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形成了最早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同时，他们又是可以当做商品的最早的劳工，因为他们与雇主的关系不是血缘或熟人的关系。
最后，肯定还有相当数量的人是自觉自愿进城的。因为他们知道，城市环境提供了更多出头和就业的机会。换言之，古代社会主要是从社会底层吸收人。用我们的标准来衡量，就是吸收农村居民中的精华。从一开始，这就给城市人口以显著的特色。城市的天平倾向于不稳定的个人一边，这些人缺乏成功农民那种乐天安命的心态。
在邻里中生活的安全感，在与亲族共同活动中的安全感，城市居民失之而不可复得。同时，城里人的成功也不会受到穷亲戚的妨碍。大家族纽带的瓦解，似乎是一切时代，一切地方城市生活的特征。一般地说，移民城里的人似乎觉得，他们可能得到的报偿值得去冒这个风险。不妨指出，农民一旦进城，几乎无论如何再不愿意回去过乡村生活了。昔日有首老歌的主旋律是这样的：“你怎能让他们再呆在农场，既然他们已经看见了巴黎？”这一思想在苏美尔人时代和在今天一样，似乎都是说得通的。
甚至在今天，任何城市的人口在相当大程度都是由异乡客组成的，而且这些人是社会生活难以对付的异乡人。这就提出了社会控制的新问题。舆论的非正式压力在小型的、人人照面的社群中，足以使一般人循规蹈矩；可是在城市人口中，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起作用。城里人没有一个人关心你在做什么，你也不关心不相识的人在想什么。在现代城市中开会的人，就是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他们自由活动在城里游乐时的行为就是如此。因此，有必要建立新的社会控制系统，这种控制系统以正式的强制模式为基础。警察和违警罪法庭在历史上出现极早，其形式与它们今日保存的形式相差不大。
在我们现有的历史记录中，有一个最早的城市生活的副产品，就是法律和法律诉讼程序的高度形式化的模式。村庄生活既可能承认也可能不承认形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