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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人对迦太基文化的描绘又是战争宣传，所以要对之大打折扣。迦太基人对希腊文化和其它地中海文化发展所起的主要作用，是中间人的作用，他们是亚洲文化和欧洲文化的中介。他们对希腊文化的最大贡献是字母表，字母表是闪米特人的发明。作为精明的生意人，腓尼基人很快就认识到这种简易书写系统的好处，因为有了它就不用再雇请专职的书记员了。在克里特文明崩溃之后的黑暗时代里，米诺斯时代的书写系统在希腊完全湮灭了。根据希腊人的传统神话，是腓尼基人卡德摩斯王①把字母表传入希腊的。这一点确信无疑：希腊字母表是由腓尼基人的字母表修改而成的。
①卡德摩斯王（Cadmus）—底比斯王，腓尼基王阿革诺耳的儿子。奉阿波罗神谕至希腊建底比斯城。首创字母，发明书写方法。
字母文字在希腊碰上了特别有利的社会环境。作为生意人，希腊人立即意识到字母文字的优越性。然而，他们做生意的兴趣，是与范围广阔种类繁多的其它兴趣结合起来的，是与生机勃勃的好奇心结合在一起的。而腓尼基人就缺乏这样广泛的兴趣和强烈的好奇心。希腊人喜欢探索新事物，并将其尽量广泛地告诉旁人。此外，他们的宗教简单，其组织程度也不高；他们的宗教中没有一个强大的、可能抢先霸占新兴书写技能的祭司阶级。在希腊，书面文献终于从两个源头流泻出来：帐房和神庙；文字成了交换和保存思想的一种媒介。
希腊文化不仅源头混杂，而且表现出生物学家所谓的杂种活力。他们在接触任何文化的过程中，都既有输出又有输入。世间一切文化中，都有许多内容是借用宋的。希腊人利用了当时当地许多难得的机会，这丝毫没有不光彩的地方。亚洲西部先后兴起的几个大帝国，在广袤的地域里打破了鸡犬之声相闻的部落模式，造成了对雇佣兵的极度需求。在克里特文明崩溃之后的黑暗时代里，希腊人在近东的一切角落里游荡，在埃及、亚述和诸多小国里当雇佣兵。到了希腊古典时期，他们在天下周游就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了，这一点与现代的旅游者已无不同。希腊哲学家—他们同时又是科学家—每到一地，都迫不及待地寻求与同好接触。在这些早期希腊旅行者的身上，可以看到一种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日本人颇为相同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在根本上胜人一筹从未丧失信心；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自己在某些不及别人之处有痛切的认识。所以，他们具有一种压倒一切的学习激情。他们不耻于借用别人的东西。在希腊文化中，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因子不能追溯到外族源头的。希腊环境中的独特文化成分，是希腊人具有催化作用的头脑。聚合在这个催化剂周围的思想一经化合，就产生了出入意表的结果。
每一种比较古老的文明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埃及人以其建筑之宏伟给希腊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埃及人自称的难以追忆的极为悠久的文明使希腊人难以忘怀。他们视希腊人为可笑的暴发户。由于希腊人忘记了自己米诺斯文明的老祖宗，所以他们自惭形秽地同意埃及人对自己的看法。同时，埃及的动物神、埃及宗教的混乱性和非逻辑性，对高度讲究逻辑的希腊人，又说不上有什么感染力。埃及的祭师声称，这些神校刈派衩啬獾亩鳎庖坏阋裁挥懈＠叭肆粝律羁痰挠∠蟆０＜罢翁逯浦械纳瘛豕勰睿彩怯胂＠叭说募壑倒勰罡窀癫蝗氲摹Ｋ淙幌＠叭讼虬＜叭胙耙磺锌梢匝У降奶煳暮褪е叮墒鞘奔渲っ鳎＜暗奶煳难Ъ液褪Ъ也蝗缑浪鞑淮锩籽堑奶煳难Ъ液褪Ъ摇Ｓ氪送保话＜叭松贸さ募际踔度幢幌＠叭撕鍪恿耍蛭＠叭巳衔ひ占际跏蔷硬恍家还说摹０＜耙帐跻鹆讼＠叭说那苛夜裁蛭＜耙帐踔械娜宋锘投锘柿﹀倬ⅰ词顾乔飨蛴诔淌交灰蛭＜盎杌嫒宋锖投锏亩闭よ蛉缟浅３晒ΑＯ＠耙帐酰绕涫窍＠暗袼苤校梢宰匪莸桨＜耙帐醯那苛矣跋臁！ �
希腊人在美索不达米亚找到了适合其口味的科学，找到了一种机械主义的宇宙观。在神祇干涉人事的程度和性质上，这种机械主义的宇宙观与他们自己的怀疑论是完全一致的。通过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接触，他们带回大大改进了的天文知识，带回更为发达的数学。这两种知识都摆脱了祭司控制的枷锁。希腊人的思想和眼界因此而大大拓宽。米索不达米亚的天文学和数学与他们对自然现象的浓厚兴趣相结合，与他们生机勃勃的行为相结合，就产生了希腊的哲学—从根本上说希腊哲学是宇宙的不可知论，同时也产生了希腊的科学—它对后世科学的影响大大地被人们估计过高了。
后人赋予希腊人很高的科学研究能力，主要是基于如下认识：对希腊哲学的研究显示，在他们的各种猜度之中，偶然有这一点那一点预示着大多数的现代科学发现。然而，必须记住，这些猜度仅仅是猜度而已。它们是希腊哲学家提出的逻辑系统的一部分，没有任何可以被认为是科学证据的东西支持他们的猜度。在试图全面解释宇宙中，希腊哲学家提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但是，如果全面考察他们提出的一切理论，就可以发现，他们的得分是相当低的；有一种被后世科学证明为正确的“科学”理论，至少就有十来种被后世科学证明为是错误的学说。
希腊哲学有一个使人困惑不解的副产品：希腊的早期基督教神父觉得，既需要建立宇宙学，又需要建立神学和伦理学。如果不对宇宙作出某种解释，早期的基督徒就觉得，自己在与别人的哲学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在争夺为数不多的读书人中，其它哲学是他们最危险的敌手。所以，现代原教旨主义的存亡，实际上是维系在一个异教徒的假科学的模式之中。希腊古典时期接近尾声的时候，希腊人在亚历山大城作出了一些虚弱的姿态，向以实验和观察为基础的真科学迈出了一步。然而，整个的希腊思想体系有一个不可救药的缺陷。一般的希腊人喜欢清谈，而不是喜欢实干。希腊哲学家相信，在任何情况下，仅仅靠言词的操作就可以达到终极的真理。希腊人似乎从来就没有弄清过外界客体和言语符号的区别—我们自己也难以弄清二者的差别。他们是分析方法的首创者。借助分析方法，他们把现象的轮廓加以切分，以便从概念上把具体的细目和序列分离出来单独予以研究。他们从未认清现象的外形轮廓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在多种因素存在的条件下，如果只根据其中的几个因素提出假设，并根据这些假设进行逻辑推理，那么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逻辑推理者就会离实际情况越来越远。现代科学家则尽可能多地积累资料，以资料为基础进行逻辑推理，提出理论，再用实验的方法去验证理论，或用其它需要取代实验方法的技巧去验证理论。希腊哲学家着手推理时，几乎并未占有任何资料，他们只是靠逻辑推理提出理论，然后就止步不前了。
希腊哲学家这种治学态度的影响，反映在希腊的技术之中。进入希腊化时期很久之后，希腊技术的特征依然是：手工技艺日益灵巧，完全缺乏基础发明，甚至连技术引进也几近于零。本来借助一些技术引进是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希腊原有的技术模式的。结果，拱形结构和圆屋顶这两种近东已使用数千年的技术，并没有被希腊人采用，尽管它们在许多用途中显然是大有实惠的。希腊建筑术最大的革命性变化，开始于迈锡尼文化的后期，此时的公共建筑用石材取代了木材。即使在这个方面，木材建筑的陈旧形式，几乎仍然被盲目地照搬下来。与此同时，他们操作原有技术的技能又发展到使人惊叹的高度。原始古朴的建筑形式经过反复的提炼之后，表现出完美的平衡和谐和精湛的细节，巴台农神庙①的石柱就是这样的。这些石柱上大下小，圆柱表面从上到下略显外倾，给人一种柱身上下一样粗，上下线条垂直的视觉幻象。
①巴台农神庙—奉祀雅典守护神雅典娜的神庙，位于雅典卫城。
希腊的政治体制对我们特別有趣，因为希腊的城邦政府面临的问题，与我们今日的市政府面临的问题，不无相同之处。这两种文化基本上都是从乡村生活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它们都继承了极端重视个人独立性和独创性的价值模式。它们都面对着城市生活所带来的问题，面对着经济结构深远变革所带来的问题。古典时期来到之前不久，希腊才出现名副其实的城市。前文已经述及，古典时期的希腊人维持生活，主要靠出口制成品；靠出口橄榄油和酒等农产品。用出口主要农作物的农业模式来取代自给的农业模式，总是要打击小土地所有者，因为他们只好听凭中间人摆布。虽然希腊人没有象后来的罗马人那样发展使用奴隶劳动力的大种植园，可是仍然有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城市里集中的人口日益增多，原有的大家族随之瓦解。个人淹没在人的海洋中，谁也不认识谁，这个潜在的趋势日益严重，正象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情况一样。
希腊人对付这个情况的办法，部分靠的是限制公民的规章制度。他们把选民的范围限制在城市居民的后代之中，甚至只让有公民权的人参加选举。每个城市里都有大批的异邦人，尽管他们可能受人尊敬，生活富裕，可是他们无权参与政治活动。尽管城市人口太多，不可能形成一个面对面参政的单位；然而，即使在雅典和柯林斯这样的大城市里，任何竞选公职的候选人，都必须是许多选民认识的人，他的履历都必须为全体选民所熟悉。限制选民人数使代表政治的问题得到了简化。可是，许多选民的教育程度低，再加上希腊人的基本个性是个人主义、情绪外露和强烈妒忌的结合；所以，选民参政这个本来已经简化了的问题又被抵消而变得复杂了。
希腊文化模式使公民参政不光成为一种特权，而且成为公民的一种义务。希腊公民似乎要花许多时间和精力来议政，他们在与政治不可分离的权术谋略之中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此相联的是，原始部落式的忠诚和对自己群体的激情残留下来，进入了城市生活之中。一位剧作家如果不在自己的城市里首先演出他写的剧本，那完全是不可想象的。连艺术家和剧作家也觉得有义务把自己天才的首批成果贡献给自己的城市。只有当他们的成果被本城人拒绝时，只有等到他们的天才受到普遍承认并且给家乡人带来了声望时，他们才会转向比较陌生的城市中去。
大多数希腊城邦政府的发展，以过去的印欧部落模式为雏形。这个政治模式由国王和部落议事会组成，贵族家族的族长控制着议事会；不过部落中可以自由讨论，允许任何人畅所欲言。国王首先是作战的领袖和执政官，他执行议事会的决定。没有迹象表明，他有神授的特权，就连他的祭师职能也不重要。新型的商业文化和都市文化兴起之后，国王和贵族的特权象汽泡一样化为乌有，代之而起的是暴富阶层支持的寡头政治。寡头政治随后又反过来被民主政治所取代，民主政治很快又被一位领袖人物把持。最后，有一位铁腕人物总会站出来夺取政权，以国王的方式实行统治。但是，他通常要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王朝的徽号。这位铁腕人物的地位，与我们城市里牢牢扎根的政治机器的老板的地位大致相当。虽然民主的外表象征通常保留下来，可是一切权力都被他抓在手里。希腊人给这类城市政治机器的老板取了一个名字，叫“僭主”。英语里的暴君就从这词转借而来。不过，在希腊语原有的用法中，它缺乏英语中暴君一词所具有的大多数残酷和压迫之类的内涵。任何城市的第一位僭主通常是能干而仁慈的统治者。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他的一位后继人总会变成压迫人的统治者。接着，一位“较开明的统治者”又会站出来把这位暴君赶下台，以寡头政治取而代之。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寡头政治又会让位于民主政治。随后，民主政治又让位于另一位暴君。希腊人看出了这个循环规律，视之为自然而然的现象，认为它可以推迟，但是要迴避则是不可能的。
以上述模式为起点，希腊人确立了各种规章制度。可是，似乎没有一个章程成功地运转了很长的时间。制定一个章程，是建立一座新城前所做的超前规划中的一部分工作。这些章程代表着希腊政治理论的最高成就。遗憾的是，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