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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野史-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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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从这一天开始,杜月笙和他的心腹智囊几次紧急会商。然后,大家分头做撤离上海的准备,但是,在表面上杜月笙和手下心腹一个个依然装着若无其事,甚至装着是在徘徊观望,以免引起怀疑,酿成意外。    
      对于自己的家人子女,心腹亲信,以及要好相关的朋友,杜月笙在原则上是大家一道走,不过,由于各人情形不同,环境各异,他在劝促那许多人早日离沪时,在表面的方式上,略有不同。    
      最亲近的,关系最密切的,杜月笙便直接下命令:    
      “行李收拾好,说声走,就动身。”    
      对稍微有点隔阂者,他用浅显俚俗的比喻,一语破的,促成他们离沪的决心,杜月笙曾经和许多人语重心长地说过:    
      “跟国民党走,好歹还有一碗稀饭吃;跟共产党嘛,只有吃米田共的份!”    
      米田共三个字加起来恰好是“粪”。这一句杜月笙的反共警语在杜氏亲友之间口耳相传,绘声绘影,像黄金荣家、金廷荪家、顾嘉棠家……妇孺老幼,大都奉杜月笙之言有若神明,因此,家家都在准备行装。    
      这时黄老板82岁了,他舍不得上海滩上那庞大的产业,又怕自己风烛残年,受不了旅途的劳顿,但是他叫他的媳妇李志靖领着他长孙黄启予一家先去香港,再投台湾,他留幼子伴他暂住上海,然而,他仍然拍了登记照片,而且在照面背面写好姓名,年龄,籍贯,住址,要他媳妇到香港后,替他申请台湾入境证,以备万一,这些照片现在犹在李志清的保管之中。    
      金廷荪、顾嘉棠,万墨林、朱文德……惟杜月笙马首是瞻,他们都决定举家离沪,随杜月笙共进退。    
      有一天,杜月笙跟王新衡在一起闲谈,王新衡因外间风风雨雨,谣言太多,特地提醒杜月笙:“别人可以不走,你杜先生是非走不可的。”    
      杜月笙听后,笑了,他告诉王新衡说:    
      “你放心,我会走的。但是现在何必喊出来说我要走呢?谣言让他满天飞,落得共产党对我放心,免得临时节外生枝。”    
      又一次,王先青来拜望他,坐定了,杜月笙便皱着眉说:    
      “黄任之(炎培)来过三次了,邀我到一个秘密地点,跟周恩来碰一次头,我怕不妥,黄任之说绝不碍事,而且只是见一次面而已,并不讨论任何问题。”    
      王先青一听,着起急来,他双手直摇,神情严重地说:    
      “老夫子,这件事万万不可,即使双方见了面不作任何商谈,但是一见面就是铁的事实,共产党又不知道要造出多少谣言来了。”    
      杜月笙宽慰地一笑,慢吞吞地答道:    
      “我跟京士、清华也会谈过,他们也是你这个说法,所以,我已经拒绝了。”    
      听到这里,王先青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杜月笙在对他加以试探,惟恐他在那危疑震撼、千钧一发的时期,意志有所动摇。    
    


第四部分局势危急,仓皇出逃(3)

    杜月笙要离开上海,他所急于办理的事情,相当的多。第一,他要尽量调集现金,作为他庞大家族长期逃难的生活准备;第二,他一手创办尽人皆知的中汇银行,人欠欠人,他希望账目能够结得清清楚楚,不至于因中汇的未了事宜留人口实话柄。这时,杜月笙仿佛已有自知之明,在他有生之年绝不可能再回上海,重振中汇银行的业务,既不会再开中汇,他便极想作一个漂漂亮亮的结束。    
         
      中汇银行的历史够悠久了,它创办历时20余年,自战前以至胜利以后,杜月笙一直自己做着总经理,而以徐懋棠以副经理的名义,负责主持业务,可惜徐懋棠没能利用中汇银行悠久的历史及有利的环境,中汇的业务始终打不开。和中汇同年开张的新华银行20年来分隶行业已遍布全国各地,而中汇却一向多数只有爱多亚路一爿总行和天津路的一爿分行而已。直至1947年,杜月笙下定决心,加强中汇银行的阵容,自己担任董事长,而使浦新雅出任总经理,徐懋棠、杜维藩副之,中汇银行才算是在南京中山东路24号开了第二家分行。但是,杜月笙所希望的能在撤退以前结清账目,这一项愿望却是始终未能达成。    
      1949年4月,李宗仁的和平计划宣告全面失败,4月21日,解放军发动全面攻击,自安徽荻港渡过长江,23日李宗仁悄然飞往桂林,南京弃守;28日宜兴,吴兴、长兴国民党军相继撤离,40万解放军正向上海四郊集中,淞沪大战将起,杜月笙不能不动身了。    
      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和杜月笙是浦东同乡,又是交往多年、彼此不拘形迹的老朋友。1949年春,陆根泉为了便于跟杜月笙连系,也搬来迈而西爱路18层楼,和他同住在一座公寓里,碰到杜月笙精神好时,也邀几个搭子,陪他打打牌消遣。一日,这位同乡老友一本正经的来见杜月笙,坐定以后,劈头便说:    
      “杜先生,你该可以动身了。”    
      “嗯,”在陆根泉面前,杜月笙倒也无须隐瞒,他决断地说,“我是在准备要走。”    
      陆根泉很高兴,便问:    
      “杜先生问准备到哪里?台湾呢还是香港?”    
      “我很想去台湾,”杜月笙坦然地说,“只不过,那边天气比较热,比较潮湿,对我的气喘病,大不相宜。”    
      “那么,杜先生是决定到香港了?”    
      “大概是这样,”杜月笙点点头说,“问题是房子还没有找好。这一次,我不但拖家带眷,还有不少的人要跟我去,住旅馆不是长远之计,找房子,尤其还要找一幢相当大的。”    
      “这个杜先生只管放心,”陆根泉一拍胸脯,慨然承允,“香港方面,做房地产的朋友,我认得不少,杜先生所需要的房子,由我负责去找。”    
      信电往还,用不了几天,陆根泉便来报讯,香港房子找好了,座落坚尼地18号,大小保险够住,房费只要港币六万元。    
      1949年1月底,调任新职的上海市社会局长吴开先,离沪赴台,然后到广州就任新职,临行前,他到福履理路18层公寓去见杜月笙,谈到了杜月笙迫在目睫的动向问题,吴开先认为杜月笙即使无法去台湾,也得走香港,他可以逃离到任何地方,就是不能留在上海靠拢共产党。但是,他也知道当时共产党已有大批潜伏人士,暗中游说若干杜门相关人物。杜月笙未来行止如何,事关重大,吴开先趁临别之际,以20多年老朋友的身份,特地再来提醒杜月笙,他说:    
      “杜先生,你不要忘记1927年清党的时候你那一幕,你杀过什么人?共产党清楚得很。杜先生你也晓得‘血债血还’是共产党一直在喊的口号,而且共产党居心险恶,他们报起仇,算起账来,以命抵命之外,还要给人极痛苦的侮辱和折磨。他们杀一个人不但要叫那人死,尤其还要那人在死前吃足苦头。”    
      杜月笙深深领首,答道:    
      “这些,我都晓得。开先兄,你放心,我绝不会让我的头颅跟心肝,给共产党去祭他们的烈士!”    
      1949年5月1日,解放军40万人围攻上海前夕,宜兴、长兴、吴上兴三处外围据点国民党军撤离上海,上海草木皆兵,情势骤形危急,杜月笙不能不走了,他起先还想坐飞机,一脚到香港去。    
      但是,给他看病的医生一致反对,他们认为杜月笙健康情形太坏,坐飞机有生命危险。医生的话不能不听,迫于无奈,杜月笙只好决定乘船。    
      这时,急于逃出上海的人太多,买一张去香港或台湾的船票,简直难于登天。杜月笙走时,太太、朋友、保镖、佣人,还要跟上一大群,急切之间难于买到理想的舱位,所以当这大队人马登上一万多吨的荷兰渣华公司客轮宝树云号时,舱位都是分散开来的,杜月笙、姚玉兰和孟小冬,三个人只有一间头等舱,舱内两张单人床,外带三等床位一张。    
      因此,姚玉兰和孟小冬商量好,排定时间,两个人轮流值班,招呼杜月笙,一人一班几个钟头,辰光一到就去那张三等铺上困一歇。    
      时值杜月笙喘疾大发方告小痊之后,大病初愈,他身体极为衰弱,在此情形之下匆匆就道,大有“扶上雕鞍马不知”之慨。这次离开土生土长、血肉相连的上海滩,他早就晓得今生今世不会再回来,国事如麻,大局难逆转,此情此形,以他的精神体力都不容许他有所作为了,英雄末路,他内心中有着无限的凄凉感慨。    
    


第四部分局势危急,仓皇出逃(4)

    宝树云荷兰轮通过黄浦江,直驶吴淞口,杜月笙的出生地浦东高桥转眼即过。别矣,上海,舱外的步声杂沓,人语喧哗,杜月笙木然的表情稍微松弛,他转动眼珠望了望侍坐一旁的姚玉兰,发出一声长叹,然后满脸苦笑地说道:    
      “我守了一辈子的寡,差一点就失了节。”    
         
      姚玉兰懂得,杜月笙系指他终于毅然决然,挣出重围而离开上海。    
      “就是嘛,”姚玉兰顺着他的心意说,“可见得一个人凡事都该自己有主张。”    
      因为在杜月笙老一辈的朋友中,黄金荣迟疑复迟疑,迁延又迁延,最后终于决定拼死留在上海。杨虎则听信了他海员工会老部下王寄一等人的一派言语,跟杜门距离越拉越远,而且行动诡秘,颇有投共的迹象,这两位老弟兄的作为都使杜月笙深感绝望,却是又无可奈何。对于个人进退出处、当前大局环境,头脑“最清楚的”还数金廷荪金三哥,金三哥在杜月笙撤离上海之前,即曾不止一次地语重心长地说:    
      “月笙,你不能上人家的当啊,我们跟共产党的恩怨你心中要有数目。”    
      金廷荪所指“我们跟共产党的恩怨”,除了杀汪寿华之外,还有早在1927年时,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役,上海“三大亨”黄、杜、张加上了金廷荪,响应蒋介石的号召,组织共进会,加入“清党”,攻克工人武装纠察队的据点多处。除此以外,“剿共”战事时期,抗战前与胜利后,杜月笙在上海利用地利、人和之便,对肃奸防谍,曾有相当的贡献,凡此,也都被共产党认为是必须“血偿”的“血债”。    
      于是,杜月笙每次都对金三哥回答:    
      “三哥,我晓得,我心里当然有数目。”    
      回到内室。杜月笙颇觉心知肚明,还不胜感慨地告诉姚玉兰说:    
      “他们要骗我留下来,目的就在于把我弄死为止。”    
    


第四部分陈毅拉他不回去,也不买猪鬃(1)

    1949年5月3日,船抵香港。杜月笙在陆根泉为他找的坚尼地18号安顿下来了。5月27日,上海国军因抵抗不了解放军的进攻撤出了上海,同一日,杨虎、吴绍澍等自大西路引入解放军。共产党指派陈毅为上海市长。陈毅进入上海后,所办的第一件事,便是“情词恳切”地公开致电旅港上海耆绅、金融工商“领袖五大亨”,杜月笙、陈光甫、李馥生、宋流章和钱新之。    
         
      但是,陈毅的长电却犹如石沉大海,“五大亨”并无只字片语的答复,于是,陈毅又派与“五大亨”关系颇好的徐采丞以上海市地方协会秘书长的地位与关系,专程跑一趟香港,迎接杜、陈、李、宋、钱“五大亨”返沪。徐采丞却为自己脱离虎口,和陈毅耍了一起噱头,他抵达香港以后,自己从此也不回来,留在香港,不再回到上海了。    
      随后,杜公馆的各色人等陆陆续续地到了香港。坚尼地18号房子不但不合理想,而且不成格局,厅不像厅,房不像房,真正能派得上用场的,简直数不出几间。    
      但是,杜公馆到了香港的人可不少了,从杜月笙以下,有三楼孙太太,姚玉兰与孟小冬,长儿、长媳维藩夫妇已经有4名儿女,次子维垣、三子维屏、五子维新,都已建立小家庭,七子维善、八子维嵩还在读书,外加大小姐杜美如,孟小冬的义女养娟,光是家中的眷口便有20多人,何况还有跟出来的随从徐道生、司机小阿三钟锡良、大司务“小鸭子”及其下手、男仆陆圆、解子信、女雇阿妹、小妹等4人,佣人就占了10个之多。    
      而坚尼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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