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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20世纪90年代，人们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但采取的办法不是帮助小农自我组织化，而是扶持资本下乡推行了〃公司＋农户〃的组织模式，公司不仅没有带动小农发展，而是挤占了小农的发展空间，实现的是〃小农增产，公司增收〃目标。这和我国台湾地区是完全相反的，我国台湾地区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甚至第三阶段都是节制资本下乡的，政府一直是扶持小农的〃组织化〃的，是变〃分散小农〃为有组织的〃合作小农〃，对抗资本的剥夺。
第三阶段，我国台湾地区是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进入第三阶段的，通过产业政策引导，鼓励大资本参与发展食品加工，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抢占国际市场份额。到1963年，糖和洋菇、芦笋几乎统治了欧美市场，一年盈利400亿美金，为工业化和经济振兴立下汗马功劳。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更加开放，我国台湾地区农业面临的国际竞争也越来越大，农业效率一年不如一年，农民大量转业，农业劳动力由300多万，只剩下现在的60多万，专业农民不到6％。2003年加入WTO后，农业感受的冲击更大了，主要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冲击，稻米等传统农业不得不开始休耕，不得不给休耕农民每亩20000台币的补贴。我国台湾地区的农业并没有因此停止发展，在政府产业政策引导下，技术研发走在亚洲前列，农产品深加工走在世界前列，资本输出（利用境外廉价土地和劳动力发展农业）走在世界前列，始终没有放弃〃占有市场份额〃的发展目标。
中国大陆从2002年加入WTO算起，才刚刚开始几年，并且只有少数农业区（东南、东北、新疆）进入第三阶段，而绝大多数农业区还在第二阶段，不少边远落后的农业区（贵州、山西、甘肃、宁夏、青海、陕西的大部分）依然还在第一阶段。中国加入WTO之前，人们普遍担忧WTO对中国农民的冲击。几年过去了，中国多数农产品价格上涨了，农民的非农就业加快了，农民的收入增长加速了（4％左右上升到6％以上）。国外农产品冲击国内市场导致农民破产的糟糕局面仅仅限于大豆产业，相反，最近几年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农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每年都以两位数（12％以上）增长，进口农产品（主要是土地密集型）增长没有超过5％。即使局部地区受到影响，但生产结构调整后的农民收入也在增长中。中国大陆今后会不会出现我国台湾地区所遇到的情况呢？遇到了，应该如何应对呢？
（三）对中国大陆农业发展策略的建议
我国台湾地区的农业专家陈希煌先生认为，中国大陆地域广大，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也很大，农业的〃三个阶段〃都存在，所以〃三个效益〃要同时追求。高水准技术、管理、营销都要。陈先生认为：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共同的都是要发展农民组织，金融制度更要改革，还要搞区域特色互补。在区域互补的前提下，发展食品工业，避免国际冲击。内部互补要优先发展，再考虑国际竞争。另外，陈先生建议，现存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企业资产，主要是利益分配问题，不宜再分散经营。要对农村不动产证券资本化——土地本身不动，但可以增加产权收益。陈先生的建议很有建设性，给我很大启发。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策略应该是：主要采取第二阶段的农业政策，兼用第三阶段政策，少数地方依然还要采用第一阶段的政策。综合起来，要点是：
第一，完善区域规划，各地发挥比较优势，促进区域之间优势互补，引导区域之间有序竞争和合作。鼓励进入第三阶段农业发展区域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龙头企业，帮助处于第一、第二发展阶段区域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龙头企业发展。
第二，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主要扶持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农协组织和以土地合作为核心的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中西部农村，应该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展合作经济和新集体经济，有组织参与市场竞争。此外，要发展全国性的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新集体经济联盟，要通过联合社或联盟的指导和协调作用，避免〃增产减收〃〃减产减收〃的事情发生。
第三，高度重视品牌农业发展。鼓励合作社发展〃一社一品〃特色农业，农产品要按照技术标准生产，农产品要逐步实行品牌化营销，无标识农产品要逐步退出城市市场。问题农产品的品牌，退市后三年不得入市。要注重培养农民的品牌农业意识和农产品安全意识，将来，没有品牌，农产品就没有市场。
第四，制定农业产业导向政策，引导和大力扶持〃龙头企业〃拓展〃海外〃市场，让中国农产品占有更大海外市场份额，龙头企业要承担带领中国农民和农业走向世界的责任，而不是下乡抢农民的饭碗；要培养农民的企业家精神，鼓励和扶持农民组织搞农业产业化经营，成为龙头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后盾。简而言之，龙头企业〃主外〃，农民合作组织和新集体经济组织〃主内〃。
第五，既要防止境外（特别是进口国）农业资本入境后，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生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抢占我们的既有市场份额，也要防止境外超强农业资本家在农业强国的产业政府扶持下，向我国倾销〃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及其加工品，以阻止其垄断某个产品市场份额和长期控制该产品产业的目的。
第六，大力扶持城市农民工社区建立消费合作社，并支持城市消费合作社和农村生产合作社建立〃生产―消费〃联盟。
第七，东南、东北、新疆发展订单农业和出口农业，鼓励参与国际竞争；粮棉油主产区，补贴发展区域性的、组织化的、专业化的商品农业，稳定大宗农产品产量和主产区农民农业收入稳步增长；西部农业落后地区，扶持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文化休闲农业；城市郊区，倡导发展休闲农业、体验农业、有机农业、装备农业等。
第八，坚持土地村（社）民集体所有制，突破性发展农民主导的〃土地―金融〃制度。建立土地银行、土地信用社。扩大农民宅基地、自留地和四旁地的非农用权利，建立农村不动产产权市场，通过〃土地―金融〃制度的建立，壮大村（社）组织经济基础，并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新集体经济组织在发展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农业中的主导地位。
第九，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推动技术进步和普及，开发优质和附加值高的产品。
第十，要改财政扶持政策为财政奖励政策，充分调动农民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和整理村庄土地的积极性。
第十一，大力扶持中心村和小城镇建设。要按照4亿人口、占地1。5亿―2亿亩的规模，规划新农村建设。准许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符合规划的中心村和小城镇，准许农村和小城镇开辟小产权交易市场（合作组织内部市场、社区区域市场）。在农村人口下降到4亿、新农村建设目标基本实现之后，统一大产权和小产权市场。
第三部分 8。寄托于资本家的农民增收梦，该醒…
四、寄托于资本家的农民增收梦，该醒了！
（一）从新华社的一篇报道说起
2006年11月2日的新华网有这样一则报道：《奶贱伤农奶业巨头不提奶价引奶业新〃战争〃》。报道说，成本高扬，奶价停滞，内蒙古通辽的奶农濒临崩溃，牛奶企业却不为所动，拒绝提高收购价格。面对困局，当初极力推崇〃公司＋农户〃模式、促成农户饲养奶牛的通辽市政府也一筹莫展。
类似的报道，现在多了起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谈到增加农民收入，〃公司＋农户〃一直是各级政府的领导干部极力推崇的主要措施。十几年来，〃龙头企业〃一直享受各级政府的财政金融扶持和税收优惠政策，而农民合作起来办点加工或营销企业不仅没有任何优惠，还设置了很高的门槛。许多政府官员，似乎都真的相信资本家是咱农民的大救星！
（二）〃公司＋农户〃不是农民的组织
保护农民的最根本措施，无疑是扶持农民组织起来。很多人现在谈到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时，不假思索地以为就是〃公司＋农户〃，这是错误的！〃公司＋农户〃是一种农村经济组织形式，但它不属于农民的经济组织。
第一，主导者不是农户，是公司，是资本。公司（资本）凭借自己的实力和主导地位，可以转嫁风险给农民，农民不能转嫁风险给公司；公司可以获得比农民高出许多倍的增长，农民不能获得比公司高的增长；公司可以选择农民，农民难以选择公司。
第二，〃公司＋农户〃不是代表农民的法人组织，代表农民经济利益、主张农民的政治权利不是其天然使命，只是以公司利益最大化为第一目标的生产经营模式。
第三，公司不是农民的公司，农民不是公司的农民。公司和农民，既不是战略同盟关系，也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公司知道农民的全部经营信息，农民并不知道公司的经营信息。
第四，〃公司＋农户〃不是农民和市场的纽带。公司和农民是交换关系，公司控制着农民进入市场的通道，逼迫农民接受不平等的交换，这样的交换关系，带有剥削与被剥削的性质。
第五，〃公司＋农户〃也不是农民和政府的桥梁。政府将扶持农民的优惠政策（包括资金），委托公司传递给农民，但公司并不会全部公开政策性资源及其配置信息，完全有能力将农民的资源直接或变相占为公司所有。
第六，〃公司＋农户〃，往往是公司对某一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实行既控制生产，又控制流通的垄断性经营模式。本质上不是为了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是通过控制金融服务、加工、营销、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等，让农户永久成为不相互合作的分散小农，永远只能分享农业产业链条中最低端的农业生产环节的微薄收益。
第七，〃公司＋农户〃对农民和社会而言，潜伏着更大的风险。当政策允许土地私有化的时候，公司通过控制金融、加工、流通、销售、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可以轻而易举地让农民破产，并逼迫农民廉价出让土地，使绝大多数农民流离失所，少数农民沦为农工或佃农。这样，农民问题就转化为就业问题，农村问题就转化为城市问题，经济问题就会转化为政治问题。
即使公司不故意〃坑农害农〃，〃公司＋农户〃也不是人多地少的农业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理想的农业发展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决定了众多农民就只能获得农业生产领域的微薄收益，而农村金融、农产品加工、营销、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的利润被公司占有，产业化程度越高，农业生产环节的利润越低，〃公司＋农户〃的结果必然是农民收入越来越薄，公司收益越来越厚。
20世纪80年代，农民养1头奶牛，可以获利8000元左右（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80000元）；现在，〃公司＋农户〃化了，正常情况下，农民养1头奶牛（高价引进的高产奶牛），一年收入2000―3000元，很多时候还亏本。20世纪80年代，农村有20％左右的万元户，相当于现在的十几万元。20世纪80年代农民收入增长速度首次超过了城市居民，不是〃公司＋农户〃的产业化，而是农民以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的方式，脱离对国有公司的依赖和控制，自主办〃产＋加＋销〃、〃贸＋工＋农〃等〃一条龙〃的结果。
保护〃三农〃的根本措施是，重新扶持农民组织起来。经济上组织农民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以土地合作为核心的村民集体经济组织；二是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农协（组织）；三是所谓的〃公司＋农户〃。现在，前面两种由农民主导的对农民有益的组织形式竟然不能理直气壮地发展，由资本主导的与民争利的〃公司＋农户〃却成了农业现代化的主流模式！
（三）〃新集体经济〃是小农增收的正确选择
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农户〃模式的必然结果是小农的快速破产。如果小农的快速破产是人多资源少的农业国家现代化所不能承受的，那么，组织小农合作起来——发展〃新集体经济（含合作社经济，下同）〃就是唯一选择。提到〃集体经济〃〃集体所有〃〃集体主义〃这样的词，绝大多数人都有天然的反感，这是因为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给中国人的教训实在太沉重了。其实，〃集体〃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生活或工作在〃集体〃之中，只是要看什么性质的〃集体〃。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和市场经济时期的〃集体〃是完全不同性质的〃集体〃，如果加以区别了，也许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