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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令调派兵马，准备突击缅甸。
乾隆帝从两方面着手处理缅事。他命军机大臣代拟副将军阿桂给诺尔塔的檄谕一道，令其送回苏尔相及其他扣留之人，“以全尔王子之礼信”，否则“自贻后悔”。同时，他又决定采取轻骑突击之策。五月二十四日，当署云贵总督彰宝奏请“即时进兵”时，他拒绝其议，下谕说：去年厚集兵力，所用皆八旗劲旅，奋勇直前，虽有新街一捷，而水土恶劣，“尚且不能成大功”。今瘴疠方盛，所留不过云贵兵一万余名，“势不及上年百分之一”，轻率前进，徒令士兵损伤，于事毫无裨益。他指示对策说：此时自宜处以镇静，严饬边防，以防缅兵之潜谋侵轶，待冬天瘴退时，选派精锐兵丁二三千人，以勇将统领，“乘其不备，袭击而进，掩杀贼众，以申我威棱，虽于事无甚大益，亦庶几稍纾愤懑。”［3］
第二日，五月二十五日，他又连下两道谕旨，宣布实行上述计策说：缅方之索取木邦、蛮暮等土司，扣押苏尔相，出言不逊，其目的在于“自恃险远，且深知我军行拮据”，欲藉此激我用兵，而彼得以逸待劳，坐乘便利，自不可坠其术中，应当示以镇静，严饬边防，于冬季遣兵前往，乘其不备，“袭击掩杀”，“剿戮其人，蹂躏其地”，以稍“振我军威”。［4］随及遣派精干侍卫官员三十员及猛将海兰察，前往云南，令阿桂、彰宝挑选精兵一千名，交海兰察和总兵哈国兴统领，又派总兵常保住、提督长清各带兵一千名策应，谕令他们务宜竭力剿杀，亦不可一味深入致不能退出，“务期惊扰贼匪”。
对于乾隆帝的这种做法，礼部尚书、副将军、都统阿桂持有不同意见。阿桂自乾隆十三年以军机处章京身份参与一征金川起，征准噶尔，讨回部大小和卓木，镇压乌什维吾尔民起义，出征缅甸，二十二年内转战大西北，出击西南边外，屡建功勋，确可算是智勇双全的大帅。正是他，当清军坐困于老官屯坚寨之下，面临“官军损失大半”、“力不能支”将陷于全军覆没的绝境之时，他不顾皇上务必灭缅不许允降之严旨，不顾经略傅恒之反对，约集众将定议谈和收兵，使清军得以安全出险回归边境。尽管为此遭到乾隆帝的多次无理指责，并被革去领侍卫内大臣、礼部尚书、都统之职，以内大臣革职留任办副将军之事，其子三等侍卫阿迪斯、蓝翎侍卫阿弥达亦被株连革职，但他仍从大局出发，据理力争，竭力阻止继续用兵缅甸。
当缅方留下都司苏尔相并致书阿桂索讨木邦、蛮暮土司时，阿桂将蒲叶缅书原件存滇，仅呈汉译文，“称其词语恭顺”，后又奏述缅方情形说，就现在情事而论，缅军不会侵扰边境。此折遭到皇上严斥。他奉到帝之谕旨，挑选兵丁，乘冬袭缅，已作好于三十五年十一月初出兵的安排，此时，缅方诺尔塔遣人致书阿桂，请求“停止今岁进兵”，他立即飞奏。待诺尔塔第二次致书时，他便以“书中尚无不驯之词”及进剿无益等理由，奏请“暂停攻击”。乾隆帝虽很不满，但亦只好批示：“此是阿桂本意，汝既不愿前往，自可暂行停止。”［5］从而避免了一次流血事件。
十二月，阿桂正式上奏，婉言不宜征缅应与其议和停战。其奏说：
“（缅甸）畏惧天朝，故将杨重英等至今尚留养阿瓦城，且拘留苏尔相，不送阿瓦，仍置之老官屯，此次复遣人来呈递书信。看来（缅甸）料及事无底止，颇有悔心，且自禁止贸易以来，伊处必用之黄丝等物，价增十倍，现在上下莫不需止，而去岁亦颇有苦于兵革之状。”［6］
阿桂之上述叙述，虽不无巧妙贬低缅甸拘杨重英、苏尔相之过，以缓解帝之愤怒，于事实有所出入，但其言缅甸不愿继续与清交战这一基本论点，却是十分正确的，是符合缅国实情的。如果这一建议能为朝廷采纳，中缅之间就可立即恢复正常的、和平的友好关系，双方就不致于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屯兵边境，随时都可引起大的争执和战争。可惜，乾隆帝听不进此议，反而严斥其欲图“草率完事”，“所奏甚谬”，谕其“妥协办理，明年大进。”［7］数月之后，乾隆帝又指责阿桂“丧尽天良”，“始终惟逞其小智”，“妄思罢役归家”，而夺其官，贬为兵丁，“效力赎罪”。其子阿迪斯、阿弥达分别充军广西右江镇与广东雷琼镇。［8］
乾隆帝命理落院尚书温福前往云南，署理副将军事务。他对缅甸的方针是轻师前袭，这在他于三十六年五月初五日革阿桂职任用温福的谕旨中，讲得非常清楚。他说：
“（缅甸）凶顽诡诈，恃其有险可凭，兼之水土恶劣，我将士深入非宜，意在激我用兵，彼得坐乘其利，故断不可坠其术中。即以征调馈运而计，方今帑藏充盈，八旗又多劲旅，用非不赡，力非不给，无难大图集事。第因办理军务以后，马骡不及孽生，并不欲以转输执役之劳，屡烦我内地民力，前降谕旨甚明，实深悉其事，为天时地利所限，非可拂逆而行，所谓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但缅不归掳掠之人，拘留苏尔相）其罪恶实甚，若竟置之不问，则与唾面自干何异。国家当全盛之时，顾听幺么之鸱张自恣，不为控制，威令安在？因议用偏师袭击，积以岁年，使（缅甸）不得休息，以疲其力，此亦事之所不可少，而理之断不能已者。”［9］
此谕及前引谕旨表明，乾隆帝此时已正确地认识到无法征服缅甸，不能大举进攻缅甸，“天时地利所限”，不可拂逆而行。但是，四次攻缅失败，羞惭难堪，愤懑难平，而缅又扣俘民，拘来使，欺人太甚，故明知不能灭缅，亦要派遣少数军队岁岁进袭，以疲其力，略以抒闷。当然，这样作，对双方都是有害无利的，适值金川之战又起，大学士、四川总督阿尔泰调度无方，节节失利，乾隆帝于三十六年九月十一日下谕，“暂停袭击”缅甸，调温福和参赞大臣伍岱，领军营之全部满兵和绿旗精兵一千余名，前往四川，征剿大小金川。偏师袭击之事由此停止。
二、“审时度势” 议和许贡通商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十七日，乾隆帝下了一道十分重要的谕旨，专谈对缅甸之事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摘录如下：
“缅甸自撤兵以来，已经八载，每岁沿边派人驻守，究属不成事体。而其地水土恶劣，朕意又不欲用兵，惟严令各关隘绝其贸易，稍足使之畏惧耳。但向来虽有禁遏之名，仍恐具文塞责，徒尔因循岁月，总未能完此事之局。原拟令阿桂为云贵总督、前往经理边务，其事庶可早竣。兹据图思德奏：闻得缅酋懵驳已死，其子赘角牙袭职。前据该处头目得鲁蕴其察镇将等称，情愿送还内地之人，输诚纳贡，垦请开关。随遣谕来人先回，俟其到关再定。今据张凤街办事之腾越州知州姜楷禀称，派送孟矣等出口之摆夷南多木比等回关，据称孟矣等至老官屯，向该头目绽拉机称扬大皇帝威德严重，及地方广大富庶光景，该头目甚为感畏。孟矣等即日登舟赴阿瓦。闻得鲁蕴现在阿瓦料理贡物，并将苏尔相、多朝相接往阿瓦，要同杨重英俱从天马关送还内地，并欲亲自到关，叩恳纳贡等语。
缅匪果知悔罪投诚，还人纳贡，自可就此完事，但受降通市及善后章程，必须晓事之重臣相度妥办，方能合机宜而符体制，著阿桂即速驰驿前往云南，办理受降诸事，完竣即行回京。至开关以后，沿边一切事宜，均关紧要，非图思德所能经理，所有云贵总督员缺，著李侍尧调补……图思德著回贵州巡抚之任。”［10］
这道谕旨讲了五个问题。其一，不再征缅。乾隆帝再次明确宣布，因水土恶劣，不欲用兵于缅甸。当然，不止是地形险峻气候恶劣的问题，也包括了其他因素，如缅军奋勇抗击，缅民积极抵抗，坚壁清野，清军无粮可就，无人引路，四次失败于缅地，确系无法征缅，决不可能征服缅甸。正是处于这种形势下，乾隆帝才明智地强调不欲用兵。其二，不成事体。既不能向缅大举进攻，事实上轻骑袭缅之方针从未能认真执行，而每年沿边屯兵驻戍待战，既耗费大量兵力、财力和物力，又影响了边境安宁，牵制了朝廷的注意力，这种不战不和的僵局，长期下去，危害甚大，实属“不成事体”。其三，欲竣缅务。在此之前，乾隆三十八年，缅方大头领得鲁蕴从阿瓦来到老官屯，遣孟矣等五人入关，“请如前约”议和，滇省官员将其押解至京。四十一年四月举行“献金川俘酋于庙社”礼仪，诛索诺木等，帝命领孟矣等赴市曹观看，告以大军威武之情，然后纵使归缅，显系示以恩威，促其议和。四十二年又欲派阿桂往云南，处理缅务，乾隆帝之欲早日了结之心，相当迫切。其四，缅王愿和。懵驳在老官屯挫败清军以后，就有意议和，但因军势正强，故力索已逃入清境的木邦、蛮暮土司，坚持先通商、后纳贡。现在，懵驳病故，其子赘角牙嗣位，国内因多年禁市影响了长期进行的中缅贸易，土产木棉、象牙、翡翠、苏木、铜等“恃云南官商采买者皆闭关罢市”，无法销售，中国之黄丝等为缅所需之货，“价增十倍”，进口甚难，兼之清军刚平定大小金川，武功可畏，因此，新王更愿与清友好，释嫌议和。其五，审时度势，息战“允降”。乾隆帝根据以上各种情况，当机立断，决定“受降通市”，了结十余年未结之案，特派此时朝廷第一宣力大臣一等诚谋英勇公，大学士、军机大臣、吏部尚书阿桂，前往云南，“办理受降诸事”，并调各省总督中“老成有识、能办大事”之两广总督李侍尧任云贵总督，以处理善后事宜。［11］
以上情况集中表明了一个问题，即乾隆帝最后下定了与缅议和通商许贡的决心，“审时度势”，妥善结束多年悬案。
乾隆帝决意“允降”通商的方针，及其遣派阿桂、李侍尧专办此事，以及缅王的愿和，为解决中缅之间十余年来的纠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在交涉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曲折，如缅方曾答应即送杨重英、苏尔相回滇，但开始仅让苏尔相归返，而且还有所反复，直到五十三年八月杨重英才被释放入滇，因而议和之事，拖延了十一年之久。但在这过程中，乾隆帝一直坚持“允降”通商这一正确方针，并未因这些麻烦或其他因素，而放弃议和，再动干戈。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云贵总督富纲奏称：缅国内乱，缅王赘角牙被老缅王甕藉牙之孙孟鲁斩杀，甕藉牙之第四子孟陨又将孟鲁杀死，自立为王，凡懵驳、赘角牙信用之头目、土司，尽行调回，任用甕藉牙旧人为大头领。似此情形，可乘机出兵攻缅。乾隆帝拒绝其议，于六月二十四日下谕说：缅国内乱，骨肉相残。“但伊等穴中之斗，不值烦我天朝兴师致讨。况从前首祸，系懵驳、赘角牙父子，彼时因缅地瘴疠，我兵疾疫频仍，不能久驻，又值该酋等畏罪哀恳，朕体上天好生之德，许其罢兵，已历有年所。今该酋等并不敢侵扰边关，若遽因其争立内讧，兴问罪之师，不特师出无名，……况得其地不足守，非如新疆伊犁等处，西师成功后，可永远耕屯巩固金汤者可比，此事竟可无庸办理。”著传谕阿桂议奏。阿桂遵旨议奏，赞扬皇上“睿算宸谟，不遗纤悉”，确不应因其内乱而出兵。［12］
与此同时，乾隆帝注意加强与暹罗的联系。早在攻缅初期，帝以缅暹为世仇，便谕两广总督李侍尧探索约暹罗发兵共攻缅之事，但暹罗于三十一年亡于缅，其事中止。四十三年，暹罗遗民推郑昭起兵，逐缅复国。四十六年郑昭遣使入贡，蒙帝厚待。五十一年，乾隆帝允郑昭之子新主郑华之请，封其为暹罗国王，双方关系愈益密切，暹军阵于暹缅边境，对缅造成很大威胁，这进一步促使新缅王孟陨谋求改善中缅关系。
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孟陨遣派的使臣大头目业渺瑞洞、细哈觉控、委卢撒亚三人，率小头人、从役一百余人，赍金叶表文、金塔、宝石、金箔、檀香、大呢、象牙、漆盒、绒毡、洋布等物，及驯象八头，到达顺宁府界，恳求进贡。来使并称，因老官屯一路，山高瘴大，象难行走，故从木邦前来。其表文说：孟云（即孟陨）系甕藉牙第四子，幼年为僧。长兄懵驳死后，其子赘角牙自立为王，孟陨之次兄孟鲁以父有兄终弟及之谕，杀赘角牙，欲为国主，国人不服，杀孟鲁，迎孟云而立。“孟云深知父子行事错谬，感大皇帝恩德，屡欲投诚进贡，因与暹罗耩衅，且移建城池，未暇备办。今缅甸安宁，特差头目遵照古礼进表纳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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