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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之物料、工人”，以及所有骆驼米面，速解前方，“多多益善”。［1］过了七天，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又谕示军机大臣：兆惠得到派去的四千健锐营、索伦、察哈尔兵的接济，如一时不能剿灭霍集占，则回到阿克苏，计其身边的四千兵，健锐营等四千兵，新遣的西安满兵二千，以及厄鲁特达什达瓦兵一千和绿旗兵四五千，共一万五六千名兵士，于明春齐集进剿。这样一来，在得知黑水营被围后的十天内，乾隆帝就果断地对先前轻敌冒进的错误决策作了自我否定，转而采取认真对待、谨慎从事、大军征剿的正确方针，从而对扭转战局夺取胜利奠定了基础。
其次，重赏有功官员兵丁。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乾隆帝听到军营奏报黑水围解两军会合的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即下谕封赏有功人员，特封“迅速应援，屡败贼众”，“厥功懋著”的定边右副将军富德为一等伯，侍郎、一等公明瑞，副都统由屯、温布、鄂博什，总管端济布，护军统领努三，皆交部议叙，给与世职，二等侍卫瑚什等五人授为头等侍卫，三等侍卫福龄安等十八人授二等侍卫，侍读学士温福补授内阁学士。提督豆斌伤重身故，照旗员一品大臣例交部议叙，给与世职。游击衔荣保擢总兵。［2］这对慰抚将官，激励三军斗志，起了很大作用。
再次，驳斥阻碍用兵的浮论，晓示中外，坚持进征。也就是在这一天，针对“选懦无知之徒”主张“罢兵息事”的“首鼠两端之浮论”，乾隆帝特下坚持用兵平乱的谕旨，谕告中外说：
“……已传谕将军等，令于附近有城之处，酌量驻营，俟马匹调齐，乘春和膘力壮健，以需继进。特恐选懦无知之徒，闻尔时援师克捷解围，势同破竹，辄谓可以罢兵息事，则大不然。毋论逆酋前此辜恩反噬，害我王臣，难追天诛，即去冬官兵渡河进剿，辄敢悍然杭拒，稔恶更深。今虽全师整暇如故，而元凶罪大恶极，凡我大清国臣民，当无不人人切齿，使以一战得志，妄语洗甲韬戈，不但军纪国威难于中止，且于政体亦甚有关系。佳兵之戒，朕所深凛，而天讨有罪，自古无可逭之王章。且当我国家全盛时，兵力现俱充裕，又何不可执言声罪之理。……计其成功，迟亦不出夏秋间耳。若徇首鼠两端之浮论，姑息了事，朕实耻之，断断不可为也。可将此通谕中外知之。”［3］
过了两个多月，四月二十五日，在大军即将出发征回之前，乾隆帝又以阅读《圣祖实录》所载，康熙帝训斥臣僚惟图保身，贻误国事，反对平三藩、征准之例，下谕说：
“盖彼时臣工内，即有囿于己私惟图安逸之习气，故皇祖神谟独断，毅然办理，是以每遇用兵，罔不克捷。朕御极以来，曾屡降谕旨，力除此习，即如数年来，办理军务，大臣中不愿者居多，亦因朕指示督催，始能剿杀敌众，所向无前，阅时未久，即平定准噶尔。……著传谕八旗大臣官员等，嗣后各除便己求安之私意，惟知训练兵丁，务使技艺娴熟，不失满洲旧习，庶兵丁皆成劲旅，而风俗日以还淳，于国家之事大有裨益矣。”［4］
乾隆帝连降谕旨，斥责畏难俱战的庸碌之臣，坚主用兵，在思想上扫除了危害进军的障碍，为使三军奋勇前进，创造了良好条件。
又次，作好长期大举征剿的充分准备。乾隆帝谕令有关部门和官员，迅速调遣士卒，赶运粮草器械，筹拨军需银两。除了兆惠、富德所领八千余名满、蒙兵丁以外，增派绿旗兵一万，使军营有兵近两万名。二月初二日甘肃巡抚明德奏称，已办好运往军前之马二万三千余匹、牛四千余头、羊五万余只。不久，陕甘总督吴达善等又购买羊二十六万余只，可供大军二万名兵士七个月的食用。他拨国库存银供应军需，两淮盐商又捐银一百万两，长芦山东盐商捐银三十万两，以供“军需屯务”之用。有关部、省遵照帝旨，赶运大量枪支弹药刀枪箭矢。五月二十日乾隆帝根据前方送来“霍集占于叶尔羌附近耕种”的消息，又谕军机大臣：据此，霍集占等人“尚无远遁之意”，因为他们认为，我兵前去，“不过攻围数月，未能持久，俟撤兵便可无事”，著即传谕兆惠等于进兵之时，“加意备办攻城器具”，现在陕甘总督吴达善正在肃州造送攩牌，又铸造大炮，制作云梯等器械，“足以突阵冲坚”。运送前线的十一门大神威炮，“实为攻城利器”，锋镝甚锐。［5］
复次，乾隆帝谕令兆惠、富德收复和阗诸城。当正月十四日兆惠与富德会合解围时，乾隆帝就一再下谕，责令他们前往和阗，支援当地被围的清兵和鄂对伯克等人。和阗，乃汉朝时的于闻国，为新疆的西北地区，南接西藏，东界青海。和阗地区东西二千余里，南北一千余里。此时，和阗有六回城，维吾尔族有一万八千六百余户七万二千余人，“米粮甚多”，距叶尔羌很近，可以作为进攻霍集占的重要基地。兆惠于二十三年九月遣侍卫齐凌扎布与鄂对伯克往抚，和阗及其所属哈喇哈什、玉陇哈什、塔克、齐尔拉、克勒底雅等五城伯克阿什默特、阿布都哈里克等归顺，将六城大小伯克职名、户口、粮食、牲畜数目开单呈报，乾隆帝闻讯，下谕奖其“诚敬可嘉”，赏给二人三品职衔，戴孔雀翎，赐各伯克大荷包各一个。霍集占在围困兆惠的同时，曾遣少数士卒往取和阗，被齐凌扎布、鄂对率众伯克击退。解围后，霍集占派兵六百进攻，破克勒底雅城，额里齐、哈喇哈什二城兵少力弱，抵挡不住，十分危急。兆惠也许由于长期被困，人马皆乏，出围之后，亟需休整，因而与富德领军返回阿克苏，实际上，从叶尔羌到和阗，比到阿克苏将近近一半，其所以不去和阗，恐与其不愿立即再战有关。
乾隆帝对兆惠、富德此举，甚为不满，虽念其久被围困，未予惩处，但多次下谕指责其非。就在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大封富德等人的同一天，他谕军机大臣：和阗离叶尔羌颇近，霍集占攻和阗，齐凌扎布请兵往援，“看来和阗之得失，惟视我与贼到彼之先后，倘为贼所据，则我侍卫、官兵及伯克鄂对等，岂不可惜。且各城伯克所积资粮，皆为贼用，再行攻取，更属烦费”，将军、大臣应当会议发兵应援。立谕参赞大臣巴禄领兵数百前往驻扎。［6］过了九夭，二月二十七日兆惠、富德等将军、大臣的奏折送到了京师，兆惠等人说：应援和阗，自不可缓，但现在马力疲乏，先派瑚尔起等将领兵数百前往，沿途侦察，若和阗己失，则收兵等候，待机再进。乾隆帝看过此奏后，十分恼怒，谕责兆惠待人救出即行撤回是“不知愧奋”，不援和阗将为“霍集斯伯克所笑”，遣瑚尔起前往是“塞责而已”，愤怒宣布，“每念及此，殊增愤懑”，令领队大臣们据实奏报将军、参赞大臣在此事上各自的意见。又责令统率另一支军队的参赞大臣巴禄“明白回奏”为什么不去支援和阗。紧接着，乾隆帝连续下谕，斥责兆惠等人未即前援和阗之错，责令他们迅速带兵往援。兆惠、富德遵照帝旨，调遣军队，由富德亲自带领前去，途中闻已失二城，火速进军，击败回兵，收复了二城。［7］和阗六城归清所有，与阿克苏、乌什的清军联成一片，从北面、东面和东南面包围了大小和卓占据的叶尔羌和喀什噶尔，对即将发起的围歼霍集占弟兄的大战，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另一件大事，是重用回城伯克参与征抚，但又防其揽权生变。
乾隆帝从一开始用兵便采取了重用回部和卓、伯克的政策。因吐鲁番额敏和卓及哈密玉素布在平准战争中忠于朝廷立下功勋，故乾隆帝在征讨霍集占的过程中，对他们寄以重任，一再晋爵。二十二年五月霍集占起兵后，贝子额敏和卓于八月奏请于明年四月进兵，愿领所部，“从军自效”，帝奖其“奋勉可嘉”，命派兵一百名，“在前锋行走”，授其为领队大臣。二十三年正月哈密贝子玉素布呈请带回兵百名，“随营效力”，帝以其系“回部望族”，“情愿带兵效力”，“深可嘉奖”，允其所请，厚赐钱粮。同月在任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时，他授额敏和卓为参赞大臣、玉素布为领队大臣，不久晋额敏和卓为贝勒，仍以参赞大臣职衔，“同将军等办理军务”，并因伊犁屯田驻兵，“关系甚重”，命额敏和卓于平回后驻伊犁，“同将军大臣等管束屯田兵丁”，俟一切就绪后再返回吐鲁番。［8］
额敏和卓与玉素布虽然都是“回部望族”，皆拥护清朝中央政府，十分可靠，但他俩毕竟不是天山南路回城的伯克，影响终归有限，因此乾隆帝积极吸收南疆有影响的伯克参加统一回部的工作，主要是着重使用和招抚鄂对、霍集斯等人。鄂对是库车伯克，乾隆二十年清军入准时，偕乌什伯克色提巴勒氏、噶岱默特等人来归。二十三年正月，帝命北路军营将鄂对等伯克送至额敏和卓处，“令其招降旧部”，不久，帝以三人“俱系回人头目，恳请效力军前，甚属可嘉”，授鄂对为散秩大臣，赏色提巴勒氏、噶岱默特三品顶带，俱戴孔雀翎，并谕告三人，“若能招降各城回人”，即照旧令其管辖所属，仍加恩封赏。后因鄂对等效劳立功，封晋爵职；鄂对先晋内大臣，赐公品级，随又封固山贝子，晋贝勒品级。色提巴勒氏晋至辅国公，赐贝子品级，世袭罔替；噶岱默特赐公品级。［9］
乾隆帝吸取了厄鲁特四部“双亲王”阿睦尔撒纳、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辉特汗巴雅尔等人降后争权复叛的深刻教训，在招抚和使用各回城伯克来归时，非常警惕，尽力防止他们包揽大权称霸割据，特别反对一人总管回部的任何活动与打算。这在对霍集斯的安排上，表现得十分清楚。霍集斯原系吐鲁番阿奇木伯克，后率子侄分居乌什、阿克苏等四城，部民众多，势力强大，在回部各城里名望甚高影响很大。霍集斯于乾隆二十年六月遵照当时担任清定边左副将军的阿睦尔撒纳的檄文，将达瓦齐擒获送献清军，立下了大功，本应受到朝廷重奖，但是，阿睦尔撤纳随即反叛，定北将军班第于七月向帝奏报，霍集斯在送俘之时，曾“阴求阿睦尔撒纳，俟招降叶尔羌、喀什噶尔后，令其总统各部，心殊叵测”，因此封赏之事暂时搁置下来。霍集占起兵后，乾隆帝又想起霍集斯来，多次谕告军机大臣和前方将军、大臣遣使往招。二十三年正月初三日，谕令靖逆将军雅尔哈善派人访问霍集斯下落，劝其来归，必将“施恩赏赉”，使其“永受恩泽”。三月初五日，将军雅尔哈善与参赞大臣议定后，奏请于吐鲁番霍集斯的旧日属下，选几人前往乌什四城，招抚霍集斯，帝允其请，嘉其如此办事“颇合机宜”。［10］九月二十六日定边将军兆惠的奏疏送到北京，疏中说道：霍集斯于和阗率众“归诚”，并“面陈追擒霍集占之策”，又请让其诸子分居各城。乾隆帝一方面对其来归予以嘉奖，言其“有擒献达瓦齐之功，今又归诚画策，深为嘉悦”，封为公爵，赏戴双眼孔雀翎、宝石帽顶，天马褂、荷包、鼻眼壶，“用示优眷”，命兆惠立即“传旨抚慰”；但另一方面，又对其抱有很大的戒心，谕示兆惠说：“霍集斯有伊子分居各城之语，似非长策，兆惠宜留心体察”，令其诸子同居一城，如“伊微觉含怨，即令其入觐”。［11］乾隆帝如此对待霍集斯，原因不难理解，这位大伯克，人多势大，颇有智谋，号召力强，除去大、小和卓，任何伯克也无力超越于他之上，故他敢于向清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的要求让其“总统各部”，此人能为清用，必对平定回部起到很大作用，但如其抱有野心，恐又会成为第二个阿睦尔撒纳。因此，乾隆帝明智地、警惕地对待这位伯克，既施予恩宠，晋封崇爵，授予协助将军用兵之权，又内怀戒心，时刻防备，严令将军暗中监视，观其动静，限制其势力的扩张，并在必要时将其除掉。
二十四年五月初三日，乾隆帝看过兆惠呈报霍集斯言乌什一路行走艰难不宜由此进军的奏疏后，谕军机大臣：“朕详察霍集斯情形，似以擒获霍集占等后，回酋无出其右者，意在总统回部，曾密谕兆惠等留心防范”。但霍集斯虽不可信，从前曾擒献达瓦齐，此次归顺，又随将军在叶尔羌效力，若骤行究治，“回人未免惊疑”。著再密谕兆惠等人：霍集斯此时“如情形叵测，不得姑息从事”，若其仅系“恃功率意”，即暂行包容，平乱后令其来京，“照达瓦齐之例安置”。“兆惠等宜加意慎密，以合机宜”。［12］既用其力，戡平回部，从优封赏，又不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