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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帝旨，西北两路军立即行动起来。北路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领前队兵六千名，于二月十二日出发，定北将军班第带领察哈尔兵一千五百名于三月初八日出巴颜珠尔克边卡前往。西路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领兵五千余名，于二月二十五日出发。在此前后，达瓦齐不顾清军征剿的危险，“终日饮酒，事务皆废”，遣军往擒额琳沁，兵败而回，哈萨克军来攻，“行文各处备兵，兵皆未到”，许多部落被哈萨克兵抢夺。属下人员，以其自为“台吉以来，无一日安宁”，而“人人嗟怨”。因此，一听到清朝大皇帝发军来剿，准噶尔、和硕特、辉特、杜尔伯特等部的台吉、宰桑和部众，纷纷脱离达瓦齐的统治，争向大军投降。二月中下句两路副将军率兵出发以后，进展异常迅速，“各部落望风崩角”，“所至台吉、宰桑，或数百户，或千余户，携酮酪，献羊马，络绎道左”，竞相来归。［21］乾隆帝命视其人口多少、势力强弱、影响大小，从优封赏，妥善安排。额林哈毕尔噶的宰桑阿巴噶斯、乌勒木济、哈丹三人率部向阿睦尔撒纳降顺，又奉命领兵从征，乾隆帝以其系“旧日大宰桑之子孙”，今日“诚心归顺”，封授三人为散秩大臣，赏给孔雀翎，将其部众专编一支，仍归三人管辖。［22］布噜古特的诺海奇齐等三十余台吉和业克明安辉特的扎博勒登台吉率部向西路萨喇尔副将军投降。准噶尔大台吉噶勒藏多尔济跪听大皇帝谕其来归的敕旨后，奏称与达瓦齐势力相等，“不相侵犯”，拒绝其让己备兵一万的命令，“今闻恩旨，愿率属归诚”，后并带兵从征，乾隆帝以其系大台吉，“所属之人甚众”，命萨喇尔、三车凌携旨前往奖谕，封其为绰罗斯汗（即准噶尔汗）。［23］这样一来，各部台吉、宰桑，更是来归恐后，因此，大军“师行数千里，无一人抗颜行者”，仅仅两个多月，就打到伊犁。［24］
乾隆二十年五月十九日，定边左副将军、亲王阿睦尔撒纳奏章至京，言及大军于五月初二日进入伊犁，“达瓦齐逋窜游魂，可计日就缚”。乾隆帝十分高兴，立即下谕，再次讲述征讨准部的必要，数说满洲王公大臣“意存畏缩”，“懦怯乖张”，强调要遵循“独运乾纲，主持振作”的家法，谕令群臣要“竭心协志”，“奋发有为”，并大赏功臣，赐阿睦尔撒纳亲王双俸（一般称其为双亲王），其护卫官员增加一倍，加赏豹尾枪四杆，其子封为世子。班第、萨喇尔俱晋封一等公，赏四团龙补服、金黄绦朝珠。玛木特晋三等公，赏二龙团补服。车凌赏亲王双俸，所属护卫官员增添一倍。车凌乌巴什、班珠尔、讷默库俱由郡王晋为亲王，车凌孟克贝勒晋郡王。其余官员兵丁依次议叙赏赐。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独赞用兵，与帝“协心赞画”，加恩再授一等公。六月初一日，以平定准噶尔告祭太庙，初七日加上皇太后徽号、颁恩诏，庆贺平准。十三日“回部”霍集斯伯克诱擒达瓦齐，押送于清军。［25］至此，厄鲁特四部已全部纳入清朝版图，乾隆帝取得了又一辉煌胜利。
关于厄鲁特今后的安排，乾隆帝遵循百年以来行之有效的祖制，采取了对待漠南蒙古和漠北喀尔喀四部一样的办法，欲将他们编立四部，分设四汗，实行扎萨克制度。明代前期，漠西厄鲁特蒙古分为四部，即准噶尔部、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和土尔扈特部。土尔扈特部于明末远徙俄国，而强大的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和多和沁、博硕克图汗噶尔丹、浑台吉策妄阿拉布坦及其子噶尔丹策零等人，则一直是四部的总汗，其他三部的大小台吉皆须听命于准部之主。乾隆帝认为四部统一于一人之下，总汗势力过分强大，是造成几十年来干戈频起、西北不安的主要因素，必须改变这种局面。因此，他很早就提出要“众建以分其势”，要将“四卫拉特”“议编四部，分设四汗”。大军正式出征之前，乾隆帝具体指定了四汗的人选。他谕告军机大臣说：“准噶尔平定之后，联意将四卫拉特封为四汗，俾各管其属，封车凌为杜尔伯特汗、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班珠尔为和硕特汗。”［26］至于准噶尔汗，因尚无合适的人选，他只原则规定要由其旧汗之家族中的大台吉担任。
对于厄鲁特四部，皆按照内扎萨克、喀尔喀四部之例，实行扎萨克制度，编立旗分佐领，每部设立盟长、副将军各一员，有事向清朝派去的驻扎大臣报告，求其转奏朝廷。各台吉属下人员应交贡赋，由各台吉自行办理，其无台吉之宰桑人等所辖人众，过去是向达瓦齐交纳贡赋，现由定北将军班第等酌定其贡赋数目。
在诸事大体就绪后，六月初八日，乾隆帝特对“准噶尔（实指厄鲁特四部）全部台吉、宰桑”下达专谕，首先叙述了准部内乱，人民“俱受荼毒”，故派大兵进剿，除暴安民，众台吉“去逆效顺”等情况，接着宣布了对待四部的政策，谕令众台吉效忠于朝廷，“为天朝臣仆”，共享太平之福。他说：
“今准噶尔全部底定，仍将尔四卫拉特台吉等，施恩封为汗、贝勒、贝子、公爵，令各管辖属人，安居乐业。尔台吉、宰桑等，俱宜仰体朕一视同仁之意，约束所属人等，安静谋生，勿因睚眦小嫌，互相搆衅，亦毋得将所属人等残虐。众属人等，亦并遵守条教，畜牧耕种，各勤职业，以共享太平之福，……尔四卫拉特，俱为天朝臣仆……［27］
正在朝野上下欢庆胜利的时候，突然北方又起锋火，清军不得不再次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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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451，页11、12。
［2］《清高宗实录》卷252，页18、36。
［3］《清高宗实录》卷373，页10、11；卷406，页8…11；《清史稿》卷314《萨赖尔传》。
［4］《清高宗实录》卷403，页6、7。
［5］《清高宗实录》卷439，员14。此奏有所欠真，实际情况是，达瓦齐于乾隆十七年十月率兵突入伊犁，杀死了喇嘛达尔扎。
［6］《清高宗实录》卷474，页16；卷489，页9…13；卷490，页21…23；《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7］《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8］《清高宗实录》卷464，页9、10。
［9］《清高宗实录》卷474，页16；卷439，页9；《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10］《清高宗实录》卷464，页9、19；卷465，页8。
［11］《啸亭杂录》卷3，《记辛亥败兵事》。
［12］《清高宗实录》卷474，页14…19。
［13］《清高宗实录》卷465，页17、18、20。
［14］《清高宗实录》卷469，页10、11、16；卷470，页8、9、11；卷471，页8、12；卷475，页3。
［15］《清高宗实录》卷470，页8、9；卷479，页20；《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16］《清高宗实录》卷470，页7、19；卷471，页15；卷473，页8；卷479，页11、20。
［17］《清高宗实录》卷478，页14；卷479，页11、14；卷480，页3；卷482，页4。
［18］《清高宗实录》卷484，页15；卷485，页8。
［19］《清高宗实录》卷486，页18、19。
［20］《清高宗实录》卷480，页15。
［21］《清高宗实录》卷481，页21；卷487，页20、21；《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22］《清高宗实录》卷486，页3、4。
［23］《清高宗实录》卷485，页19…24；卷486，页3、4、8、1l；卷472，页12。
［24］《圣武记》卷之，《乾隆荡平准部记》。
［25］《清高宗实录》卷438，页9…13；卷490，页2、3、14、17；卷491，页21；卷499，页10。
［26］《清高宗实录》卷481，页3。
［27］《清高宗实录》卷490，页24、25。
再征准噶尔 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
第二节 再征准噶尔 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
一、烽火又起 “双亲王”反叛
（一）大皇帝决策失误 辉特汗权势激增
乾隆二十年九月初三日，正在木兰行围的乾隆皇帝，忽然听到陪同阿睦尔撒纳入觐的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的使者前来奏报：定边左副将军、辉特汗、和硕亲王阿睦尔撒纳把副将军印信交与额琳沁多尔济，托言回其游牧处治点行装，让额琳沁多尔济先行。第二日，阿睦尔撒纳从额尔齐斯地方逃走，“沿途抢掠”，现已派索伦兵二百名、喀尔喀兵一百名前往追逐。［1］乾隆帝因其奏报“甚属含糊”，“尚未深信”，谕令再行详报。初四日又接到莫尔浑的报告：阿睦尔撒纳之兄贝勒齐木库尔、普尔普等，将阿睦尔撒纳私遣至游牧之人拿获，询知其告诉游牧人“先行起程，伊即从阿尔台一路来迎”。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阿睦尔撒纳“种种逆迹，俱已败露”，齐木库尔等能“不顾弟兄私情”，擒捉来人，“深明大义，实可嘉予”，待拿获阿睦尔撒纳后，即将其户口产业赏与其兄。［2］
为什么蒙帝厚恩荣为辉特汗与和硕亲王，尊为定边左副将军的阿睦尔撒纳，不愿去到热河避暑山庄朝觐大皇帝？为什么这位一年以前率部二万余人长途跋涉自动降清的大台吉，要潜行逃走和起兵反叛？在这个问题上乾隆帝有无失误之处？剖析这一阶段的历史事实，使人们能够正确地解答这些重要问题。原来，阿睦尔撒纳的出走和作乱，并不是一种偶然行为，而是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思想根源。
阿睦尔撒纳骁勇机智，人多势强，早就想取代达瓦齐成为厄鲁特四部的总汗，但是，几经鏖战，接连失利，败于达瓦齐之手下，无可奈何，才逃入边卡，归顺于“天朝大皇帝”，暂时找一栖身之处。可是，他并未完全放弃独主准部的强烈愿望，时时刻刻都在寻找机会。他很清楚，自己力量太弱，加上同父异母之兄班珠尔和内弟讷默库，不过只有败残士卒五千余名，单靠这支部队，是无法打败达瓦齐返回故部的，更不用说去夺取浑台吉（即四部总汗）的宝座了。当时只有清朝大皇帝才能对付达瓦齐，因此，阿睦尔撒纳把实现自己目标的希望寄托在乾隆皇帝身上，尽量争取博得皇上的欢心。他主要在两个问题上取得了清帝的信任。一是刚入边卡就奏请率领属下从征，并进献炮九位，此后，多次要求领部厮杀，为大皇帝效劳。二是他选准了用兵的最好时间。先前，乾隆帝选定于二十年秋季进军，因为这时塞外草密水足，战马肥壮，利于奔驰。阿睦尔撒纳却提出，正因为秋高草茂，“我马肥，彼马亦肥”，开战以后，敌军容易逃窜。而且，秋季时间不长，冬夭很快就要到来，那时大雪封路，气候寒冷，草枯水冻，大军无法久驻，只有撤兵，达瓦齐就会重返故地。清军是离境数千里外作哉，供应太困难，要将米一石运到前线，往往需花十几石甚至几十石米的成本，士卒又水土不合，易患疾病。因此，清军利于速决战，希望一次就解决问题，不利于持久战，更害怕反复交锋，年年都要进军，哪一次也不能彻底取胜征服准部。阿睦尔撤纳建议于春季出征，此时，春草尚未长出，达瓦齐部“马畜疲乏”，“不能抗拒”，又未想到清军会于春月进攻，没有准备，“且不能远遁，可一战擒之，无后患”。后来实践证明，这一建议是十分正确的，准部人员“皆言大兵前来，须待明年草青”，估计清军“于出青前，断不能进”，因而没有防备，为清军的迅速进展敞开了方便之门。［3］因此，阿睦尔撒纳很快就成为大皇帝宠信和倚任之人。
对于阿睦尔撒纳的来归，一些满洲大臣持有怀疑态度。在北路军营办事的户部尚书舒赫德和定边左副将军、二等公策楞，很早就建议将阿睦尔撒纳及其士卒留在军营待命从征，其老少子女俱移往数千里外戈壁以南之苏尼特与四子部落接壤地方。这样办的理由是，如安插在乌里雅苏台附近地方，则军营粮饷马匹军器牲畜，俱在周围，又系通往准部的大路，恐他们将明春进兵之事向准噶尔人泄漏，而且，两万余人需食用大量牛羊米粮，喀尔喀地方无法供应。
话虽然说得比较婉转，实际上却表明了策楞、舒赫德对阿睦尔撒纳抱有强烈戒心，不相信其系真心投诚。可是，乾隆帝却是另外一种态度，他相信阿睦尔撒纳是诚心归顺，把平准的希望寄托于这位准部大台吉身上，“欲倚阿睦尔撒纳擒达瓦齐“，因此，他见到策楞的奏章后十分生气，立即严辞痛斥，指责他们“办理此事，甚属错谬”，“必欲坏国家大事”，“不知是何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