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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次木兰行围中，乾隆帝经常对参加行围的满洲王公大臣兵丁，就其技艺和从猎的表现，予以训戒或嘉奖。乾隆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即第一次秋狝时，他下谕说：此次巡幸木兰，所有随围的兵丁，“首推东三省暨察哈尔之巴尔呼等，汉仗好，马上熟练，手技便捷，行围整齐。至他省及京兵，汉仗弓马膂力骨格，尚属去得，当差亦甚勤奋，但于行围耐劳等处，较之稍逊，皆因平素好贪安逸之所致，士气日见委靡矣。我满洲兵丁，从来到处超群，同是丈夫，岂可行走落后。……夫兵丁精强，习学马上技艺，俱在平素操练，即如各省弁兵，每年操演围猎，京城兵丁，亦教习步围，兵丁等既有官拴马匹，如果专心，各加勤习，何致不成？著交各该管大臣官员等，务须悉心训练兵丁以马步骑射围猎之法，兵丁等亦应各加奋勉，留心习学马上技艺，耐受劳苦，及养马调降之调膘”。［12］
他曾于七月三十日在古北口阅兵，见兵士武技良好，特降旨称赞说：古北口为畿辅藩籬，提督所属弁兵，“素称劲旅”。“朕今因出口行围，亲临检阅，见队伍整齐，技艺娴熟，洵由统领大员董率有方，将弁兵丁勤于练习所致，朕甚嘉之”。提督已赏马二匹，著再加恩赏上用缎二匹。副将赏官用缎二匹，参将、游击以下守备以上，每员赏给金牌一面，千总、把总每员赏给银牌二面，兵丁每名赏银牌一面，“以示鼓励”。武备尤以弓矢为要务，向来绿旗弁兵，“亦知留心队伍，而骑射未为长技”，“该提督当不时训练，并将朕旨传谕各弁兵等知之。”［13］
他因初举秋狝竟有一些满洲王公大臣托词不去，颇为恼怒，于回京之后，下达专谕，“训饬随围托故之诸王大臣”。他先引太宗皇太极之旨，太宗曾严厉训斥王公大臣及其子弟“耽恋室家，偷安习玩”，不愿出征行围，将使国势日衰。录完此谕后，他接着强调指出：“此等流弊，有关于满洲风气，是以蒙太宗皇帝谆切训谕。朕此次行围，诸王大臣中，竟有耽恋室家，托故不愿随往者。……夫行围出猎，既以操演技艺，练习劳苦，尤足以奋发人之志气，乃满洲等应行勇往之事。若惟事偷安，不知愧耻，则积习相沿，实于国势之隆替，甚有关系。嗣后倘有不知悛改仍蹈前辙者，朕断不轻为宽宥。可遍行传谕诸王大臣及官兵人等知之”。［14］
乾隆帝通过上述种种措施，对加强满洲官兵的训练，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克服八旗人员偷安积习，起到了比较显著的作用。
在怀柔蒙古方面，他收到了更大的成效。就在乾隆六年初举秋狝之时，漠南蒙古科尔沁等部王公，或亲至行营恭迎圣驾，或派专使前来请安，未被指派随围的王公呈请随围，已被派遣随围的王公踊跃参加。乾隆帝十分高兴，于八月二十日对蒙古扎萨克诸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下达专谕，予以嘉奖说：
“尔蒙古等自太祖、太宗时归仁向化，每逢军旅田猎等事，均与满兵一体效力，是以我皇祖、皇考眷爱尔等，无异满洲，教养兼施，百有余年。朕此次巡幸口外，入哨行围，操练满洲、蒙古兵丁，所有未经派围前来请安之王、台吉等，俱奏请随围，意甚诚切。其随围之蒙古兵丁，行列整齐，号令严明，均知奋勉。秋狝之典，多年未举，今初行围，尚能与皇祖巡幸时无异，皆尔扎萨克等平素管教有方之所致也。尔扎萨克等，果能如此操练所属，俾致精强，何敌不克，朕甚嘉焉。至尔蒙古等，均系游牧生理，惟赖滋息牲畜，尔等理宜轻减赋役，令得休息，滋养牲畜，俾各勤生业，严禁盗贼，谕以伦常，以期永远仰承国恩。”［15］
他随即厚加赏赐。管理围场的科尔沁、敖汉、翁牛特、喀喇沁的贝勒三人、贝子一人、公三人、多罗额驸一人、固山额驸一人、台吉塔布囊七十二人、侍卫官员二百二十五人，皆照康熙六十一年之例赏赐。随围的骁骑，捕户人等一千八百一十一人，除照例每人赏银六两外，再各加赏三两。牵驼马人、赶车人共二百九十六人，除照例赏与银布外，各加赏银一两五钱。贝勒、公等的护卫官员，亦照前例，各加赏毛青布一匹、银三两。科尔沁土谢图亲王等十五人，各加赏纬帽一顶、装缎衣一袭。科尔沁达尔汉亲王等三人，各加赏刀一把、弓矢全撒带一副、上用龙缎一匹。额驸策凌虽未随围，亦照随围亲王之例赏给一份。
乾隆帝继承皇祖玄烨藉秋弥怀柔蒙古之法，收效很大。《檐曝杂记》卷一《蒙古诈马戏》，对此作了很好地概括和表述。其文说：“上每岁秋狝，非特使旗兵肄武习劳，实以驾驭诸蒙古，使之畏威怀德，弭首帖伏而不敢生心也”。皇上幸热河，近边诸蒙古王公例来迎渴。秋八月万寿节，行宫演大戏十日，蒙古王公皆入宴，兼赐蟒缎等物。行围兵一千三百名，皆蒙古人，每遇行围之时，即趋役供事。蒙古王公侍帝左右，“听指挥惟谨”。行围十余次后，蒙古王公必选择一日进宴，“上亲临之”。这一天，设大蒙古包作正殿，旁列四蒙古包，以款待随驾的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奏乐多弦索，极可听，又陈布库、诈马诸戏”。布库不如皇上御前之人，而诈马乃其长技。诈马之法为：驱未曾羁勒过的生驹千百群，令善于骑马之人手持长竿，竿头有绳作圈络，突然冲入驹队中，驹方惊慌，持竿之人已将绳系在驹之头上，跳到驹背之上，驹不愿受鞭策，猛烈跳跃，欲把骑者摔下，骑驹之人以两足紧紧夹住驹背，始终不下马，一会儿，此驹便帖服于主人了。“此皆蒙古戏，以供睿赏者也”。“岁岁如此，不特上下情相浃，且驯而习之于驱策之中，意至深远也。又喀尔喀四大部，地最远，每岁则以一部来入觐。上虽岁岁出塞，而其部须四年一觐。……此又驭喀尔喀之长计也”。
乾隆帝在反驳御史丛洞谏阻秋狝之渝中，曾讲到行围不会贻误政事。此话确系非假。总观乾隆帝秋称之时，皆同在京之日一样处理军国要务，就是在驰捕兽禽之日，也照样批处奏章。“其行围所有奏章，皆俟上还营后，披览发出，毫无遗滞。”［16］
现在再以乾隆三十六年的秋狝为例，略予叙述。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乾隆帝奉皇太后离京，“秋弥木兰”，十月初八日返至京师西郊畅春园。在这八十天的秋狝中，除了处理一些重要事件外，他着重抓了两个大间题，一是土尔扈特归顺，二是用兵大小金川。离京之前，乾隆帝已根据驻乌什的都统衔参赞大臣舒赫德之奏，当机立断，决定接纳离开俄国万里迢迢归回祖国的土尔扈特部落数万人员。秋狝期中，他对土尔扈特部人员主要采取了两大措施。其一，千方百计赈济土尔扈特。就在出发那一天，七月十九日，他因舒赫德奏请赶紧运送牲畜救济穷困的来归人员，下谕说：舒赫德“所奏甚是”。“土尔扈特自俄罗斯率领妻子颠连前来，窘迫已极，若不加意抚恤，令伊等或至饿毙，朕心实有不忍”。现在巴里坤有孳生羊只，哈密、吐鲁番、闢展皆系出羊之地，可以加紧办送。但土尔扈特男女将近十万，“必须专派贤能大臣亲往妥办”。著派陕西巡抚文绶即带干员前赴哈密等处，用银二十万两，尽数购买孳生贩卖之牲畜，送至土尔扈特人员游牧住居地方。［17］此后，他又多次下谕，指授文绶等人办理赈济之事。文绶等人根据帝旨，不到一个月，就筹集了马牛羊二十六七万匹（只、头）、官茶二万余封、米麦四万余石、羊裘五万余袭、布六万余匹、棉花五万九千余斤，以及大量毡庐、棉袄、棉褂等物，使七万余名土尔扈特人员摆脱了“或衣服破烂，或靴鞋皆无”的饥寒交迫困境，开始了安定乐业自由牧耕的新生活。
其二，编旗封爵，辖隶中央。乾隆帝在安排土尔扈特赈济物品的同时，即积极筹备让其首领入觐之事，并特命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亲王陪其来到热河。九月初八日，乾隆帝于行围之伊绵峪大营，召见土尔扈特部渥巴锡汗等人，赐赏顶带冠服等物，并亲撰《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御制土尔扈特纪略》两篇文章，详述土尔扈特历史，嘉奖渥巴锡汗归顺，列举赈济物品，宣布要按皇祖安置、优恤喀尔喀三部人员之例，优待土尔扈特人。
第二日，九月初九日，乾隆帝赐渥巴锡汗等人鞍马，“并令随围从观”，以后多次设宴款待他们。九月十四日，他又下谕封授土尔扈特汗、台吉爵位。他说：渥巴锡等台吉，“因与俄罗斯风气不同，且不时兴兵争夺，不得安生，仰企朕推广黄教安抚四夷之化，率数万人跋涉远途，不辞劳苦，归诚效顺，殊属可嘉，自应指地安插，使伊等衣食有俾，并予以滋生牲只，以资久远之计。除业经饬交伊犁大臣等办理外，兹特加恩，赐以封爵”。封渥巴锡为旧土尔扈特部卓里克图汗，策伯克多尔济为布延图亲王，舍楞为新土尔扈特部弼里克图郡王，巴木巴尔为毕锡勒图郡王，恭格、默们图为贝勒，旺丹、沙喇扣肯、奇布腾、雅兰丕尔、额墨根乌巴什为贝子，拜济湖为辅国公，诺海、伯尔哈什哈为一等台吉，阿勒克巴等三十人为一、．二、三、四等台吉。“尔等仰叨朕恩，其加意管束所属，咸务生理，延及子孙，永荷安全之福矣”。［18］后又按漠南、漠北扎萨克蒙古之制，编立盟旗，分授各王、贝勒、贝子、公、台吉为盟长、副盟长、扎萨克，完成了漠西蒙古四部悉隶于清的厉史任务。
在这次秋狝中，乾隆帝处理的第二件军国大事是用兵金川。他在秋狝中，多次下谕指授用兵方略，斥责四川总督德福及大学士、管四川总督事务之阿尔泰庸懦无能，并因其难以改过，而罢革德福四川总督和军机大臣之职，授文绶为四川总督，命定边右副将军温福带云南军营全部满兵入川，接替阿尔泰用兵金川之任。由此可见，木兰秋狝，的确未曾影响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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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36，页10、11。
［2］《清高宗实录》卷138，页6、7。
［3］《清高宗实录》卷142，页16。
［4］《清高宗实录》卷147，页4。
［5］《清高宗实录》卷147，页21。
［6］赵翼：《檐曝杂记》卷1，《圣射》。
［7］赵翼：《檐曝杂记》卷1，《木兰杀虎》。
［8］《清高宗实录》卷200，页1。
［9］《清高宗实录》卷1100，页6、7。
［10］赵翼：《檐曝杂记》卷1，《皇子善射》。
［11］赵翼；《檐曝杂记》卷1，《跳驼撩脚杂戏》。
［12］《清高宗实录》卷149，页11。
［13］《清高宗实录》卷147，页23。
［14］《清高宗实录》卷151，页16、17。
［15］《清高宗实录》卷149，页3、4。
［16］昭梿：《啸亭杂录》卷7，《木兰行围制度》。
［17］《清高宗实录》卷330，页8、9。
［18］《清高宗实录》卷892，页51、52。
四谒盛京祖陵
第二节 四谒盛京祖陵
一、谒陵诸制
乾隆帝弘历在位期间，曾四次到盛京恭谒祖陵。前两次皆奉皇太后前去。第一次是乾隆八年，他于七月初八日奉母后离京，自畅春园出发，十五日至承德避暑山庄，停驻三日，十九日离山庄，九月二十四日入盛京，十月二十五日返回北京皇宫，历时三个半月。第二次是乾隆十九年，他奉太后于五月初六日离京，十二日至避暑山庄，七月初五日从山庄出发，八月初七日到吉林城，九月十一日进盛京，十一月十一日返回京师。这次时间最长，前后共四个半月。第三次是乾隆四十三年，因太后于上一年去世，乾隆帝率八旗官兵于七月二十日起行，未经热河，八月二十四至盛京，九月二十六日回宫。此次因未到热河，时间最短，来去仅两个半月。最后一次是乾隆四十八年，年过古稀的乾隆皇帝于五月二十四日从京城动身，二十九日至承德避暑山庄，八月十六日离山庄，九月十七日到盛京，十月十七日回到宫内，历时将近四个月。
乾隆八年的第一次恭谒盛京祖陵，基本上参照康熙年间之例，确定了谒陵的主要制度及活动的大致内容。八年五月初一日，乾隆帝下谕说：“朕奉皇太后前往奉天，恭谒祖陵”，择于七月初八日启行。“一切应行事宜，著各该衙门先期备办”。［1］
第二天，五月初二日，总理行营事务的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上出巡时扈从官员兵丁安营制度。允禄等奏称：凡遇銮舆行幸，扈从大臣官员兵丁，安营各有一定处所，宗室王公之营，应在管声音堆拨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