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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宣称，“我们必须准备好把数以百万计的军人投入战场并供养他们几年。”他的听众大吃一惊，觉得难以置信，基钦纳却是铁石心肠。为了参与并赢得一场欧战，英国必须拥有一支与大陆国家旗鼓相当的七十个师的兵力。他估计过，这样一支军队要到战争的第三个年头才能配备足额，这就意味着人们可以从中得出一种令人震惊的推论，即这场战争就将持续这么长的时间。他还认为，现有的正规军及其职业军官，特别是军士，是培训他心目中那支大军的一批可贵的必不可少的核心力量。如果把这支常规部队投入到他认为处于不利形势下的眼前的战役中，或把它部署在从长远角度考虑是不能起决定性作用的地方，他都认为是犯罪的愚蠢行为。在他看来，一旦这支部队完蛋，就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部队来代替它了。
英国不实行征兵制是英国与大陆国家的军队之间一切差别中最显著的一个方面。常规部队的建立旨在执行海外任务，而不是保卫本土的安全；保卫本土的职责由本土军承担。威灵顿公爵当年说过，派赴海外服役的新兵“必须是志愿兵”，从此以后这就成了一条不可更易的金科玉律，英国也就全靠志愿部队进行战争，因此也就弄得其他国家无法肯定究竟英国已承担或愿意承担多大的义务。已过七十高龄的陆军元帅罗伯茨勋爵，多年来一直力主实行征兵制，他在内阁中唯一的支持者不用说就是温斯顿·丘吉尔。可是工人阶级强烈反对，同时也没有一届政府甘冒倒台的风险去支持征兵法案。英国的军事建制，其本土诸岛的正规军为六个师和一个骑兵师，另有派驻海外的四个正规师（六万人）和十四个本土师。后备役约三十万人，分为两类：一类是特别后备役，这一部分仅够勉强补充正规部队，使之达到作战实力，能在战场上支持得住最初几个星期的作战；另一类是为本土军提供补充的国民后备役。按基钦纳的标准，本土军是一批未经训练、无用的“业余军人”。对于本土军的看法，他跟法国人对他们的后备军一样，是完全蔑视的，是不公正的，认为它们的作用等于零。
基钦纳二十岁时，曾在法国军队中充当志愿兵参与1870年的战争，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无论他是否因此而对法国特别同情，但他绝非法国军事战略的最狂热的支持者。在阿加迪尔危机期间，他曾告诉帝国国防委员会，他预期德国人将会“象鹧鸪一样”穿越法国；他拒绝邀请，不愿插手作出委员会认为适当的任何决定。据伊谢尔记载，他曾捎信给委员会，表示“如果委员们设想他将指挥在法国的部队，他就要他们自己先见鬼去吧”。
英国政府1914年让他主管陆军部，并从而弄来了唯一的一个准备坚持组织长期作战的人，倒不是出于他的见解而是因为他有声望。他不擅长主管一个政府部门所需的官僚手腕，内阁会议的那套“议事程序”又不配他的胃口，他做惯了殖民地总督，一向只知道简简单单地叫人“照我说的办”。基钦纳尽他力之所能摆脱命运的安排。他的超人的洞察力，并不如他性格上的缺点那样为英国政府和将军们所了解，因此他们都巴不得让他回埃及去，无奈他们又少不了他。他被任命为陆军大臣，这不是因为考虑到他的高见为他人所望尘莫及，而是因为他的名声乃是“安定民心”之所需。
喀土穆战役以后，举国上下都对基钦纳怀有一种近乎宗教徒的虔诚。在他和公众之间存在着一种后来在法国人民和“霞飞老爹”之间或在德国人民和兴登堡之间发展起来的不可思议的内心的息息相通。“喀土穆的基钦纳”，两个词的第一个字母（KofK）成为具有魔力的徽号，他的一把宽阔而威武庄严的胡子也成了英国的民族象征，犹如红裤子是法国的象征一样。基钦纳身材高大，肩膀宽阔，浓浓的胡须，一副大权在握的神态，乍看起来俨然是狮心理查王出现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形象，所不同的只是在他严肃的、炯炯的目光背后，隐藏着一种令人莫测高深的神情。从8月7日起，一份著名的征兵招贴出现在街头，画中的那髭须、那眼睛以及那只手指头指着下面“祖国需要你”的那句话，都深深射进每个英国公民的心灵。英国要是在没有基钦纳的情况下参战就会象礼拜天没有教堂一样地不可思议。
可是这时候，人人所想的都是把六个师派往法国这个眼前的问题，作战委员会也不把他的先见之明当作一回事。格雷在很久以后带着也许大可不必如此迷惑不解的语调写道，“从未透露过他是怎样或是根据什么推理过程而对战争的长期性作出这一预测的。”是不是因为基钦纳是对的而别人都错了，或者是因为老百姓难以相信军人也能进行一般的思维，还是因为基钦纳从来未能或从来不屑阐明自己的理由，但不管怎样，正如格雷所说那样，他的同僚和同辈人无不认为“他不是凭推理，而是凭直觉中一闪而过的灵机”作出他的结论的。
不管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基钦纳还预言了德国即将在马斯河西岸所采取的进攻模式。据一位总参谋部的官员说，人们后来同样认为，他之能一语中的应归功于他的“某种料事如神的天才”而不是出于他的“关于时间和距离的知识”。实际上，基钦纳与阿尔贝国王一样，已看出对列日的袭击预示着史里芬右翼的包抄行动。他认为，德国侵犯比利时和把英国卷入对德作战，并非象劳合…乔治所说那样，是为了通过阿登山区而对比利时的中立进行“小小的侵犯”。基钦纳拒绝对战前的计划承担责任，可是，他现在也不能建议扣下这六个师。不过，他认为根本没有必要让这六个师去莫伯日那样远在前方的地点面临覆灭的风险，他预料它们在莫伯日将承受德国侵略军的全部压力。他建议把它们集结的地点改为亚眠，也就是退后七十英里。
计划的急剧改变激怒了众将军。在他们眼中，这显得是临阵畏怯，从而证实了他们原来的最坏估计。即将上阵挂帅的，身材矮胖、面色红润的约翰·弗伦奇爵士正处于骁勇好斗状态的高峰。他平时那种中了风似的呆滞神色，加上系得紧紧的用以代替衣领及领带的骑兵硬领巾，始终给人一种濒于窒息的印象。而事实上，他的确是经常感到窒息，如果不是肉体上，至少在情绪上是如此。1912年，他被任命为帝国总参谋长后，就立即通知亨利·威尔逊，说他打算使军队作好对德作战的准备，因为他认为这是“势所必然”，自此以后，在名义上他负责与法国共同制定联合作战计划，尽管事实上他对法国的作战计划就象他对德国的作战计划那样一无所知。跟霞飞一样，在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时，他既没有任何参谋阅历，又没有参谋学院的学历。
他的中选，跟基钦纳的出长陆军部一样，主要是由于他的军阶和声誉，而他的内在素质倒在其次。在几次给英国建树了军事声誉的殖民地战争中，约翰爵士表现得勇敢而机智，并象一位权威人士所称誉的那样“切实掌握中小局面的战术”。在布尔战争中，作为一名骑兵将领，他的功绩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是他急驰穿过布尔人的防线，援救被围的金伯利城这一传奇式的行动。这些业绩为他赢得乐于担当风险的勇敢的指挥官的声誉，并在人民群众中为他博得了几乎与罗伯茨和基钦纳相埒的美名。由于英国在与一个不是训练有素又缺乏现代武器装备的对手的较量中未能取得怎样辉煌的成就，因此出了一位英雄，部队高兴，国家感激。弗伦奇的英勇善战，加上他在社交界的赫赫名声，使他扶摇直上。跟海军上将米尔恩一样，他也是爱德华七世治下的显贵人物。身为骑兵军官，他也就感到自己是陆军的杰出人士的一员。他与伊谢尔勋爵之间的友谊对他没有什么不利；同时，在政治上，他与自由党人结好，该党于1906年执政。1907年，他任监察长；1908年，他代表陆军，陪同国王爱德华到雷维尔对沙皇进行国事访问；1912年就任英帝国参谋长；1913年被提升为陆军元帅；到六十二岁时，他是级别仅次于基钦纳的现役军官。他比基钦纳小两岁，虽然外表显得比基钦纳老些。普遍认为，如果战争爆发，他将指挥远征军。
1914年3月克拉兵变发生后，军队首脑受到冲击之猛烈，犹如参孙倾覆神室＇注：参孙倾覆神室（Samson'stemple），系基督教《圣经》故事，见《旧约·士师记》第十六章。参孙，以身强力大著称，为了报非利士人剜他双眼的仇，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译者＇一般，弗伦奇引咎辞职，看上去象堂吉诃德一样地突然结束了他的生涯。然而，政府对他的宠爱反而加深，因为在政府的心目中，这次兵变是反对党策划的。“弗伦奇是一个勇敢的人，我喜欢他。”格雷不胜惋惜地写道。四个月后，当危急关头到来时，他又再度受到重用。7月30日被指定在英国参战时出任总司令。
由于缺乏学习方面的训练，又因天性不喜读书，弗伦奇之所以成名，与其说是由于他智力过人，不如说是由于他急躁易怒，至少在他早期立下汗马功劳之后是如此。“我并不认为他特别聪明，”国王乔治五世向其叔父透露过，“而且他的脾气坏得惊人。”就象在海峡彼岸他的对等人物一样，弗伦奇也不是一位凭理智行事的军人。但他们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霞飞的突出的品质是坚定不移，而弗伦奇则是对压力、对人、对偏见特别容易冲动。有人说过，他具有“爱尔兰人和骑兵普遍具有的那种反复无常的气质”。霞飞在各种处境下都很沉着；而约翰爵士却是顺利时盛气凌人，不顺利时垂头丧气。他容易感情冲动并易为流言蜚语所左右；在伊谢尔勋爵看来，他有“一颗爱作奇想的稚子之心”。有一次，他赠给他以前在布尔战争中的参谋长一只刻有“我们的友谊久经考验，同甘共苦永不变”字样的金瓶作为纪念。这位考验过的朋友就是那位不象他那样易动感情的道格拉斯·黑格。也就是这位黑格，1914年8月在日记中写道，“从内心来说，我认为在我国历史上这个生死存亡的时刻，让弗伦奇担任这个举足轻重的职务是不太适宜的。”黑格内心的这种看法跟他的某种意识不是没有联系的，那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就是他本人。他这个人是指挥权不到手是决不肯罢休的。
基钦纳重新提出了英国远征军的目的地——因此也牵涉到它去的目的——等问题。按照亨利·威尔逊的看法，委员会里“大多数人对问题一窍不通……他们犹如白痴一样讨论着战略问题”。这时，约翰·弗伦奇爵士突然“插进了一个荒谬的建议，要把部队开往安特卫普”，说什么英国的动员既然落后于预定的时间，那就得考虑与比军合作的可能。黑格也象威尔逊那样有记日记的习惯，他在日记中写道，他对他上司改变计划的“那种不顾后果的方式感到震惊”。新上任的英帝国总参谋长查尔斯·道格拉斯爵士也同样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说，鉴于在法国登陆的事情全都安排妥当，同时法国已拨出运输车辆准备往前方输送军队，因此，在这最后时刻，任何改变都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最使总参谋部感到烦恼的莫如法英两国火车车厢容积不同这个不幸的问题。要把载运的部队从一种车厢转到另一种车厢，牵涉到一个极其复杂的数学上的排列问题。难怪负责运输的官员听到计划行将改变时会感到担忧。
幸而丘吉尔否决了把部队转向安特卫普的决定，使得负责运输的官员们得以放下心来。两个月之后，丘吉尔亲自到安特卫普去了一趟，计划派两旅海军陆战队和一师本土军去那里作一次大胆的、孤注一掷的登陆，为拯救这个重要的比利时港口作一番最后而又徒劳的努力。不过在8月5日，他说海军不可能保护运兵船队作横跨北海到比境内的埃斯考河这样长途的航行，但可绝对保证船队安全通过多佛尔海峡。由于海军已有充分时间作了横渡海峡的准备，他于是声称时机业已成熟，并主张立即将六个师全部派遣过去。霍尔丹支持，罗伯茨勋爵也支持。接着又产生了究应派几个师去的问题，争论着在本土军有更多时间进行训练或从印度调回接替部队之前，是否得留下一个或几个师。
基钦纳又提出了他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