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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打动德皇，使他作出回答。这里所说的亲缘关系，源出阿尔贝国王的母亲，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家族的玛丽公主；这个家族是普鲁士皇室的一支信仰天主教的远族。
相反，送来的却是在贝洛的保险箱里等了四天的那道最后通牒；送来的时间是8月2日晚上7时。外交部的一名侍役推开次官的房门，探进头来，以激动的声调轻轻地报告说：“德国公使刚刚来了，去见达维尼翁大臣了！”十五分钟后，贝洛驱车驶返法律大街，只见他双手拎着帽子，满额汗珠，一口接一口地抽烟，那急促的动作活象一只机动玩具。一等他那“趾高气扬的身影”离开了外交部，两位次官便立即奔到大臣的房间。他们发现，往日总是镇定乐观的达维尼翁先生此时看上去面无人色。“坏消息，坏消息，”他一面说，一面把刚刚收到的德国照会递给他们。政务秘书德盖菲埃男爵一面念着，一面慢慢翻译；巴松皮埃尔坐在大臣办公桌旁，一面记录，一面推敲着每一个模棱含混的用词，确定其正确的译法。而达维尼翁先生和常任次官范·德尔·埃尔斯特男爵则坐在火炉两边的座椅上谛听着。以往不论遇到什么问题，达维尼翁先生最后一句口头禅总是：“我相信，最后总会万事如意。”范·德尔·埃尔斯特因为对德国人怀有一片尊崇之情，所以过去一直宽慰政府，说德国军备不断增长旨在东进，唯此而已，对比利时绝非不祥之兆。
翻译工作刚刚完成，身任首相兼陆军大臣的德布罗凯维尔男爵走了进来。他身材高大，肤色黧黑，修饰考究，是位绅士气派十足的大人先生，两撇坚挺有力的黑八字胡子，加上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更为他的神态增添了几分坚毅。在向他宣读那份最后通牒的时候，室内每个人对每个字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一如这份通牒作者拟稿时的全神贯注。德国人拟就这份最后通牒，确实颇费一番心力，可能当时就已意料到，它必是本世纪的关键性文件之一。
这份最后通牒，在7月26日，也就是在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前两天，奥地利和俄国开始动员的前四天，德奥两国拒绝爱德华·格雷爵士提出的关于召开五强会议的建议的同一天，已由毛奇将军亲笔拟就了底稿。毛奇将底稿送交外交部后，经由外交部次官齐默尔曼和政务秘书施图姆修改，复经外交部大臣雅戈和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润色订正，最后才将定稿密封，于29日送达布鲁塞尔。德国人为此不遗余力，说明了他们对于这份文件的重视。
照会一开始说，德国收到“可靠情报”，法军拟将沿着吉韦至那慕尔一线推进，所以“法国拟欲通过比利时国境进犯德国的意图已不容置疑”。（因为比利时人并未发现法军向那慕尔移动的任何迹象，事实上也根本没有这种移动，所以这一指控未能对比利时发生作用。）照会继而又称，不能指望比利时军队可以阻止法军推进，因此根据“自卫之需”，有必要“先发制人，以阻止这种敌对性的进攻”。如果比利时人把德国进入比利时国土的行为视为“针对它本身的一种敌对行动”，德国将“深感遗憾”。不过，如果比利时能够保持“善意的中立”，则德国将保证“一俟缔结和约当即撤出其领土”，保证赔偿德军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并“在和约缔结时，保证王国的主权和独立”。在原稿中，这一句还接着说：“并保证以最大的善意支持比利时可能向法国提出的任何赔偿要求”。不过在最后一刻，贝洛按指示删去了这个贿赂。
照会最后说，如果比利时反对德国通过其领土，则将被视作敌国，今后与它的关系则将听由“枪炮决定”。照会要求比利时十二小时之内必须作出“明确无误的答复”。
据巴松皮埃尔后来的回忆，照会念完之后，接着是“一阵长达数分钟之久的忧郁的沉默”，室内每个人都在思考国家面临的抉择。比利时疆域狭小，独立不久，唯其如此，确保独立的决心益发坚决。至于决定捍卫独立的后果如何，室内每个人是无须明言的。他们的国家将受攻击，他们的家园将遭毁灭，他们的人民将遭遇十倍于他们的一支武装力量的报复，不论战争结局如何，直接处于德国人进军途中的他们，对于自己的这种后果是不存怀疑的。如果他们相反地屈服于德国的要求，那将等于听任德国占领比利时，而一个战胜了的德国，是很少有可能还会把撤退放在心上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将使比利时成为进攻法国的帮凶，成为自身中立的破坏者。不论选择哪条道路，他们都要被德国占领；但如屈服，还得丧尽荣誉。
“如果我们必然要被化为齑粉，”巴松皮埃尔这样记述着他们当时的情绪，“就让我们光荣地化为齑粉吧。”在1914年，说到“光荣”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可羞惭难堪的，“荣誉”是为人们所笃信的一个熟悉的概念。
范·德尔·埃尔斯特打破了室内的沉寂，向首相问道：“那么，阁下，我们有准备吗？”
“我们是有准备的，”德布罗凯维尔答道，“是的，”他重复了一遍，好象尽力要使自己相信似的，“不过有一件事除外，那就是我们还没有得到重型大炮。”政府还只是在上一年才由墨守中立的国会勉强准予增加军事拨款，重型大炮是向德国克虏伯公司订购的，交货也就无怪乎要受拖延。
十二小时限期中的一小时已经过去。在其他同僚开始召集全体大臣准备于9时召开国务会议时，巴松皮埃尔和德盖菲埃便着手草拟复照。应该如何答复，他们是无须相互征询意见的。首相德布罗凯维尔将此事交由他们办理之后，便去王宫禀告国王。
国王阿尔贝感到作为一个统治者的责任重大，因此对于外界的压力也就感觉非常敏锐。他并非生下来就注定日后南面为王的。他是国王利奥波德弟弟的次子，是在王宫偏僻的一角，在一个较平庸略胜一筹的瑞士教师的教诲下长大的。科堡家族的生活并非愉快。利奥波德的亲生子夭亡之后，1891年，他的侄子博杜安，也就是阿尔贝的哥哥，又相继去世，因此阿尔贝在十六岁时便成了王位继承人。老国王痛丧嫡嗣之后，又失去了他以父情相爱的博杜安，悲切之余，对于阿尔贝最初并未寄予厚望，只管他叫作“封了口的信封”。
可在这信封之内，却蕴藏着惊人的体力和智力，可以与他同时代的西奥多·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这两位伟人相媲美。而在其他方面，又与他们迥然不同。他沉默寡言，而他们则是性格外向；不过，他虽与罗斯福气质互异，却也有许多相同的爱好：他喜欢户外活动、体育锻炼、骑马爬山，爱好自然科学，关心保护自然环境，并酷爱书本。同罗斯福一样，他每天必读两本书，内容包罗万象——文学、军事科学、殖民理论、医学、犹太教义、航空学等等。他有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专由自己驾驶。他最最热衷的是登山运动，曾经隐姓化名觅遍欧洲诸峰。身为确定的嗣位人后，他又曾旅游非洲，实地研究殖民问题；作为国王，他又曾亲临现场，研究军队，考察博里纳日的煤矿和瓦隆人的“红色乡村”。他的一位大臣曾说，“国王每次开口，都好象要有所建树。”
1900年，他和维特尔斯巴赫的伊丽莎白结婚。新娘的父亲是位公爵，在慕尼黑一家医院以眼科为业。这对夫妇显然相亲相爱，他们生了三个孩子，家庭生活堪称楷模，与旧王朝那种有失体统的生活方式适成对照，这使阿尔贝即位之初便大得人心。1909年，他继承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登基为王，国人普遍感到如释重负，为之庆幸。新国王和新王后一如既往，不讲虚饰豪华。合意的人，他们盛情款待；中意的地方，他们就前往舒展猎奇探险之心。危险、礼仪、非议等等，他们始终漠视不计。他们这个帝王之家，生活豪放不羁的色彩远远胜过布尔乔亚的气派。
阿尔贝在军事学校做士官生时曾与后来任总参谋长的埃米尔·加莱同学。加莱是鞋匠的儿子，是全村人共同捐款送他上学的。他后来当过军事学院教官，不过当他再也不能同意比利时参谋部无视情况不同生搬硬套法国人的殊死进攻理论的时候，便辞职引退。加莱还曾脱离天主教会成为一名严格的福音派信徒。他悲观厌世，苛严刻板，忠贞耿直，对于自己的职业以及其他一切事物都一概严肃认真——据说他每天必读《圣经》，一向不苟言笑。国王听过他讲课，在演习中和他会过面，并对他的教诲印象深刻。他教导说：不顾客观情况为进攻而进攻是危险的；“只有在具有重大胜利的前景时”，军队才应求战；而且，“进攻必须具备优势手段”。虽然他还只是一名上尉，虽然他是个工人的儿子，虽然他是在一个天主教国家而皈依耶稣教的信徒，可是却被国王选任为私人军事顾问，这是个特地为他设立的职务。
根据比利时宪法，阿尔贝国王只有在战争爆发后才能成为总司令，因此在战争爆发之前，他和加莱不能将自己的忧虑和战略主张强加于总参谋部。而总参谋部则是死死抱住1870年的先例不放，认为尽管当时法军若是进入比境就会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可是那时不论是普鲁士军队或是法国军队，都未有一兵一卒踏上过比利时领土。然而，阿尔贝国王和加莱认为，自那时以来，军队数量已有巨大增长，因此情况已逐年明显：如果这两个国家再度大举进军，必将涌向旧日征途，必将再度兵戎相见于旧日疆场。
利奥波德二世1904年与德皇会晤时，德皇曾向他最清楚不过地表明这一点，当时他曾为之吃惊不已。但他回国之后，这种震惊之感却逐渐消逝。因为，对于威廉这样一个变幻无常的人，谁能信以为真？国王曾把此次会见情况告诉范·德尔·埃尔斯特，范·德尔·埃尔斯特也与国王同感。1910年德皇回访布鲁塞尔时，其表现确实使人疑虑顿释。他对范·德尔·埃尔斯特说，比利时根本没有什么可害怕德国的，“你们将不会有任何理由对德国不满……我完全理解你们国家的处境……我绝不会使它为难。”
总的说来，比利时人相信了他。他们对于自己的中立保证是认真从事的。比利时忽略了自己的军队、边防、工事，凡属意味着对那项保护性条约缺乏信心的事情，他们一概置之不办。社会主义才是风靡一时的论题。公众对于国外发生的情况无动于衷，国会则被经济问题所缠，结果是军队状况任其恶化，而与土耳其人的情况毫无二致。部队纪律松弛，懒散拖沓，军容不整，士气低沉，军礼不行，步调不一。
军官队伍的状况也好不了多少。军队在人们思想上是多余的，甚至还有点荒唐可笑，既吸引不了才智之士，也吸引不了有才干、有抱负的青年。而那些确以行伍为业并由军事学校科班出身的人，则深受法国鼓吹冲动和殊死进攻那套学说的感染。他们得出的一条惊人的公式是：“要使我们不受忽视，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进攻。”
不论这种精神多么威武雄壮，这一公式则是与比利时的实际状况格格不入的，一个受中立义务约束而只能制订防御计划的参谋部竟然尊崇这种进攻理论，诚然是件咄咄怪事。中立禁止他们与任何其他国家协同制订计划，并规定他们必须把踏上其国土的第一步视作敌对行动，而不论这一行动是来自英国人，还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难于制订出一项协同作战计划。
比利时军队包括六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而它们所要应付的却是拟将越过比利时的三十四个德国师，同时装备不足，缺乏训练，军费微薄，所能提供的弹药有限，每人每周只能进行两次实弹射击，每次又只有一发子弹，因而射击技术低劣。1913年才实行义务兵役制，而其结果只是使部队更加不得人心。那年，国境之外已是战车隆隆，征兆不祥，国会才勉强将每年服役人数从一万三千人增至三万三千人，而且，批准安特卫普防御工事现代化的拨款时，是以此项开支必须通过缩短义务兵役期的办法去筹措为条件的。以前根本没有总参谋部，直到1910年，由于新国王的坚持才设立。
总参谋部由于成员意见分歧很大，成效有限。一派主张制订进攻计划，遇到战争威胁时将部队集结于边界前沿。另一派主张防御，将部队集结在内地纵深。而主要由阿尔贝国王和加莱上尉组成的第三派，则主张御敌于尽可能接近受威胁的边界，而又不危及通向安特卫普筑垒基地的交通线。
欧洲上空，乌云密布，比利时的参谋们却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