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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法国，对这种想法的欣赏却比他所知道的要深刻得多。
第七章8月1日：巴黎和伦敦
主宰法国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打仗要有英国作盟邦。要保证做到这一点，就要使它的英国朋友能够克服他们内阁和国内的不肯打仗和因循苟安的习性，法国务必要把谁是被进攻者，谁是进攻者弄得一清二楚，叫人没有任何怀疑。侵略的实际行动，侵略所招致的义愤，都必须让德国去做，去承担。法国政府期望德国会履行它的职责，而又唯恐法国的巡逻队或边境部队会过分情急而踩过界线，于是采取了一个大胆而异乎寻常的步骤。7月30日，法国政府下令在瑞士和卢森堡之间沿德国边境的所有部队后撤十公里。
勒内·维维亚尼总理是一位口若悬河的社会党雄辩家。他过去关心的主要是福利和劳工，而这次后撤便是他的主张。他是法国政界中的一位古怪人物，一位从未做过总理的总理，此刻还兼代外交部长的职务。他上任只不过六个星期，在下令前一天，7月29日，他和普恩加来总统刚从俄国进行国事访问归来。奥地利是等到他们两人行舟海上后才发出给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的。他们得到这个消息，便立即取消了预定对哥本哈根的访问，匆匆回国。
在巴黎，他们获悉德国边防部队已在离边境几百米处布防，但对俄国和奥地利的动员还一无所闻。通过谈判谋求解决办法仍属大有希望。维维亚尼“则是惊魂未定，生怕一簇树丛、两个巡逻兵的相遇、一个威胁姿态，……恶狠狠地瞪人一眼、一句粗话、一声枪响，都可能爆发成为战争！”由于还有不动干戈而和平解决危机的一线希望，同时也为了万一战争爆发可以完全免沾侵略之嫌，法国内阁同意后撤十公里。命令用电报发给了各兵团司令，告诉他们此举的用意是为了“保证取得英国邻邦的合作”。电告英国和实行撤退，是在同时进行的。就在敌军入侵的大门口实行撤兵，这是故意在军事上走的一着险棋，目的是为了取得政治效果。维维亚尼声称，如此冒险是“史无前例的”，也许他还应该加上一句，象西拉诺＇注：西拉诺（cyranodeBergerac），是一出歌颂英雄的喜剧，系法国剧作家罗斯唐（EdmondRostand，1868…1918年）所作。——译者＇一剧中所说的那样，“啊，这是何等气概！”
法军总司令是一位深受进攻理论熏陶的将军，他除了进攻不知其他。现在要他撤退，诚是痛心之举。这件事何尝不可以使霞飞将军从此一蹶不振，就象毛奇在战争中的第一个遭遇就使他一蹶不振那样，然而霞飞将军却不曾因此心灰意懒。
从总统和总理返抵国门时起，霞飞将军便催政府下令动员，要不然至少也得采取一些准备措施：召回休假军人——其中有许多人是准假回去收割庄稼的——以及在边境一带展开掩护部队。他把纷至沓来的有关德国已经采取动员前措施的情报一件件地全都转报给政府。他在这届新内阁面前，俨然是个权威人物。这次组阁是五年内的第十次，上届内阁的寿命只有三天。眼下的内阁之所以令人瞩目，主要是它把法国大多数的强有力的人物都摒于内阁之外，白里安、克列孟梭、卡约这三位前任总理现在都是反对派。维维亚尼，用他自己的证词说，他这时处于“惶恐不安，紧张异常”的状态。据再次出长陆军部的梅西米说，这种状态“在整个8月份一直如此”。那位海军部长戈蒂埃博士是位医学博士，他是因为前任部长被一场政治丑闻撵下台去才给推上这个海军职位的。他被接踵而来的事件压得透不过气来，连下令舰队驶进海峡都“忘了”，因此也就不得不当下让位由教育部长来接替。
然而，总统身上倒是具备着智谋、经验和坚强的意志，虽然根据宪法他未必具有权力。普恩加来是一位律师、经济学家，又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担任过财政部长，1912年曾出任总理兼外交部长，1913年1月被选为总统。性格产生权力，危急关头尤其如此，所以这个没有经过风雨的内阁便甘心情愿地仰赖这位在宪法上无足轻重的人物的才干和坚强意志了。普恩加来生于洛林，他还记得他在十岁那年，戴着尖顶头盔的长长的德军行列经过他的故乡巴勒杜克市镇的情景。德国人说他最为好战，这是因为他在阿加迪尔事件期间担任总理时态度强硬，也因为他在1913年以总统身份施加影响，不顾社会党的猛烈反对通过了三年兵役法。这种情况，再加上他举止淡漠，不知哗众取宠，不会见风使舵，使他在国内也难以博取人心。选举的进程对政府不利，三年兵役法几乎遭到否决，劳工事件此起彼伏，农民的不满情绪比比皆是，7月的天气酷热多雨，风暴屡作，夏雷震耳，令人心悸。卡约夫人因枪杀《费加罗报》的主编在以杀人罪受审＇注：《费加罗报》的主编加斯东·卡尔梅特（GastonCalmette）在报上发动了一场对当时任财长的卡约的人身攻击，1914年3月16日为卡约夫人枪杀，17日卡约辞职。——译者＇。每天的审讯，对财界、新闻界、法庭和政府种种不体面的弊端都有新的披露。
法国人一日清晨醒来，不期而然地发现有关卡约夫人的审讯报道退到了第二版，而突如其来的则是法国正面临战争的噩耗。于是乎在那政治上易动感情，又好吵吵嚷嚷的国家里，顿时便为一种感情所主宰了。访俄归来的普恩加来和维维亚尼驱车进入巴黎时，一片经久不息的呼喊声，反复地呼喊着“法兰西万岁！”
霞飞告诉政府，若不授命他集结五个陆军兵团和骑兵的掩护部队运往边境，德国人便会“不费一弹进入法国”。他之同意把已驻守在边界的部队后撤十公里，倒不是出于他对文官政府的顺从——霞飞与恺撒一样，都是天生不甘心顺从的人——而是由于他另有打算，想在掩护部队问题上全力相争。此时，外交上的讨价还价还在电报往来，也许还能得出一个解决办法，所以政府只同意给霞飞一个“打了折扣”的方案，也就是说，不征召后备役兵员。
第二天，7月31日凌晨4时30分，梅西米的一位阿姆斯特丹的银行界朋友打电话告诉他德国发布了面临战争危险公告的消息。一小时后，来自柏林的报告正式证实了这一消息。梅西米气冲冲地告诉内阁，这是“变相的动员令”。他那位在阿姆斯特丹的朋友说，仗是必打无疑的了，“整个德国，上自皇帝下到每个百姓”，全已做好准备。接踵而来的是驻伦敦的法国大使保罗·康邦的来电，报称英国的态度“半冷不热”。康邦担任此职，十六年来，每天为之操心的目的便是要保证到时候英国会积极支持，然而，此时此刻他却不得不来电说明英国政府似乎尚有所待，还在看看会有什么新的发展。此次争端到目前为止“尚未为英国关注”。
霞飞一到，带来一份关于德军行动的新备忘录，坚持要实行动员。他奉准可以发出全面的“布防命令”，但也仅此而已，因为这时候已得到沙皇向德皇发出最后呼吁的消息。内阁继续开会，按照“绿台毯程序”的规定，每位部长必须挨次发言。梅西米焦急异常，已经不耐烦了。
当晚7时，冯·舍恩男爵来到外交部，这是他七天里的第十一次来访。他提出德国想知道法国意欲采取何种方针的要求，并声言次日1时再来听取答复。内阁会议仍然在对财政措施、议会复会、宣布戒严等等问题争论不休，而整个巴黎都已惴惴不安地在伫候消息。一个狂热的青年忍受不了这样的煎熬，失去了控制，朝一家咖啡馆的玻璃窗开枪，射杀了让·饶勒斯。由于饶勒斯在国际社会主义的领袖地位以及在反对三年兵役法的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在那些过分爱国的人们的心目中，他成了和平主义的象征。
9时，一个脸色吓得发白的副官闯进内阁，报告了这个消息。让·饶勒斯遇刺殒命！这是一桩可能酿成内乱的事故，内阁为之大惊失色。大战已经迫在眉睫，此刻又将出现内乱的景象：街垒，骚动，甚至暴动。部长们重新展开唇枪舌剑，是否要请出“另册”。所谓“另册”，乃是一份名册，上面开列的全是政府掌握的煽动分子、无政府主义分子、和平主义分子，以及间谍嫌疑分子，这些人都得在动员那天逮捕。巴黎警察厅长和前总理克列孟梭建议内务部长马尔维先生把这份“另册”付诸实施。维维亚尼和另外几位同僚希望维持国家的团结，反对付诸行动。他们态度坚决，寸步不让。只逮捕了若干有间谍嫌疑的外国人，而没有一个法国人被捕。为了防范骚动，那天晚上军队作了严密戒备，但第二天早晨却只见一片深切的忧伤和深沉的寂静。“另册”上开列的二千五百零一人中，最后有百分之八十都志愿参军服役去了。
那天深夜2时，普恩加来被一位按捺不住的俄国大使从床上唤醒，来者便是先前做过外交大臣的过度活跃的伊斯伏尔斯基。他“非常伤心，非常焦虑”，要求知道“法国作何打算？”
伊斯伏尔斯基对普恩加来的态度毫不担心，他本人和俄国的其他政治家们所害怕而日夜不安的是：俄法军事同盟，以其条款从未向法国议会透露过，到时候议会可能不予批准。条文中言明：“德国或在德国支持下的奥地利进攻俄国时，法国将竭尽全力进攻德国。”不论德国或奥地利，一经动员，“法国和俄国，无须事先有任何协议，应立即同时动员它们的全部军队，并将各自的军队调往尽可能靠近边界之处……两国军队应火速开始全力作战，迫使德国在东线和西线同时应战”。
这些条款看来是一清二楚、毫不含糊的，然而，正如伊斯伏尔斯基1912年所焦急不安地询问普恩加来那样，法国议会会承认此项义务吗？在俄国，沙皇拥有绝对权力，所以法国“对我们完全可以放心”，但是，“在法国，没有议会的支持，政府便无能为力。议会对于1892年文本＇注：指俄法两国秘密军事同盟的文本。——译者＇又毫不知情……我们凭什么可以相信你们的议会会跟着政府走呢？”
就在先前的那次谈话中，普恩加来回答说，“如果德国进攻的话”，议会“无疑”是会听从政府的。
现在普恩加来又在这深更半夜当面向伊斯伏尔斯基保证：几小时内就会召集内阁会议，给他一个答复。在同一时刻，身着外交礼服的俄国武官也出现在梅西米的卧室里，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梅西米打电话给总理维维亚尼。维维亚尼虽然夜间政务繁忙，已精疲力尽，却尚未就寝。“天哪！”他一听之下，大为发作，“这些俄国佬不但是些酒鬼，而且是严重失眠的人，”他激动地劝告对方：“镇定，镇定，再镇定！”
俄国人逼着他们表态，霞飞逼着他们动员，然而为了需要向英国表明法国只是为了自卫才采取行动，而又不能有所动作，所以法国政府感到要保持镇定真是谈何容易。翌日，8月1日早晨8时，霞飞来到圣多米尼克大街陆军部向梅西米乞援，“一反其镇定的常态，言辞哀婉动人”，恳求梅西米迫使政府应允动员。他指出最迟不得晚于4时，这样命令就可以送往邮政总局，及时用电报发往全国各地而于午夜开始动员。上午g时，他和梅西米一起来到内阁，提出他自己的最后通牒：要是再耽误总动员，那每耽搁二十四小时就等于失去十五到二十公里的国土，他作为总司令，将拒绝承担这个责任。他走了，把问题留给了内阁。普恩加来主张行动起来；维维亚尼代表着反战的传统，仍然希望时间会提供一个解决办法。11时，他到外交部去会见冯·舍恩，后者迫不及待地已经提早两小时到达外交部，听取法国对德国上一天所提法国在俄德战争中是否保持中立问题的答复。“我的问题未免过于天真，”这位怏怏不乐的大使说，“因为我们知道你们已有一个同盟条约。”
“不消说得，”维维亚尼应声说道，便搬出了他和普恩加来事先商量好的答复，“法国将按它的利益行事。”冯·舍恩刚走，伊斯伏尔斯基就奔了进来，带来了德国给俄国最后通牒的消息。维维亚尼回到内阁，内阁终于同意动员。命令签署好后交给梅西米，但是维维亚尼仍然希望在剩下的几小时内能出现扭转局势的变化，执意要梅西米将命令放在口袋里等到3时30分再掏出来。同时，他又重申了撤兵十公里的命令。当晚，梅西米亲自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