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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学-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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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外部均衡的冲突
   凯恩斯革命使宏观调控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如何采用政策配合来解决内外均衡的矛盾,又成为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国际经济学的研究热点问题。这里,首先介绍存在于内外部均衡过程中的“二元冲突”和“三元冲突”。
(一)二元冲突
所谓“二元冲突”,通常被认为是固定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在内外部同时实现均衡过程中存在的不可协调性或者冲突。即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必须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否则资本的自由流动将会冲垮固定的汇率制度。这里,主要介绍米德关于“二元冲突”的观点。
詹姆斯·米德(Meade)在1951年出版的《国际经济政策理论》第一卷《国际收支》中指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由于放弃了汇率政策工具,存在着实现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目标的冲突(米德冲突,Meade conflict)。另外,考虑到一国经济政策对另一国经济的影响,各国同时实现内外部均衡时面临的冲突更加明显和严重。米德认为,要保持固定汇率制度,就必须实施资本和外汇管制,也就是必须控制资本尤其短期资本流动。换句话说,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两者不可同时存在。否则,资本自由流动会冲垮固定汇率制度。这就是在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之间存在的“二元冲突”。“二元冲突”在不同的国家表现程度不一样。在货币自主性强的国家表现比较激烈,在货币自主性弱的国家比较缓和。米德提出了一国实现内外部平衡的条件是其对国际金融理论的重要贡献。
他指出,金融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使国内支出膨胀和紧缩而改变对货物和劳务的总需求。财政、货币政策对一国的国民收入和贸易差额的影响大致相同,政府实施金融政策的目的是维持充分就业(内部均衡)和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外部均衡)。而要实现内外部平衡必须同时使用支出变更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前者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即金融政策),后者包括汇率政策和外汇管制政策以及贸易保护政策等等。当经济处于任何一个不均衡点时,都需要两种政策的配合,如若配合得当,就一定能够解决任何不均衡问题。例如,若经济处于内部平衡和国际收支逆差状态,为了使经济向内外部均衡点移动,必须同时采用汇率贬值或刺激出口政策和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如果经济处于外部平衡和内部失业状态,则必须同时采取扩张的收入政策和提高竞争力的政策。米德认为,支出变更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对于实现内外部均衡必不可少,而且在支出转换政策中,汇率政策又是最佳选择。
米德主张用金融政策(财政与货币政策-支出变更)与价格调整政策(汇率政策和货币工资率政策-支出转换)的组合同时达到内外部均衡。米德的政策配合论重视国际经济政策的配合,因为他计划在完成《国际经济政策理论》的写作后再写国内经济政策理论著作。由于各种原因,他未能如愿将自己精湛的分析技巧用于一国经济政策配合的研究。但是,他从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构建了政策配合理论的分析框架,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三元冲突
“三元冲突”提出于浮动汇率制度替代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后,国际投机资本不断发展壮大,国际经济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多,货币当局要求有更大的政策自主权来实现内外部平衡。而在国际资金流动、固定汇率和货币政策自主性之间存在着“三元冲突”,成为各国为实现宏观经济目标而进行政策协调搭配需要考虑的重点。
1、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的“不可能三角”
在50年代,米德已经发现国际资本流动和固定汇率制度之间的“二元冲突”。即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资本管制。如果允许资本自由流动,那么就会加剧固定汇率制度的不稳定性。加入货币政策之后,“二元冲突”演化为“三元冲突”。当一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时,便面临着如何安排汇率制度、管理资本市场和实现国内宏观经济目标的选择。即政府只能在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吸引外资、实现固定汇率的稳定效益和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实现内部经济的稳定之间选择其二(trade-off)。
蒙代尔认为,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小国开放经济采用完全固定汇率安排(即追求汇率稳定的目标),则货币政策是完全无效的;如果采用完全浮动汇率安排(即放弃汇率稳定的目标),则货币政策是完全有效的。这就是蒙代尔提出的国际经济学著名论断——“不可能三角”。即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完全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不可兼得。如图(4-4):























在图4-4中,三边表示三个宏观经济目标,三个顶点表示实现与其相邻两边所表示的两个经济目标的相应的制度安排。例如,若要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则需要采取汇率自由浮动的形式,但需放弃稳定汇率的政策目标;若要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则需采取货币联盟或货币局制度安排,就可能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目标;同样若要同时实现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则要对资本流动进行严格管制。
2、克鲁格曼(Krugman,1998)的三难选择
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基础上,克鲁格曼提出了“开放经济的三难选择”(open economy trilemma);即开放经济存在多种目标,却不能同时实现。主要目标是:一是调节能力。即一国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独立自主地制定货币政策,熨平经济周期波动,达到适当的产出和就业水平。二是信心。即国内外公众对当局稳定汇率能力的信赖程度。三是流动性。即国际资本可以畅通无障碍地流入或流出。三个目标各居一角,就形成克鲁格曼的“永恒的三角”(如图4-5)。








     











“永恒的三角”的精妙之处在于三角中两角的组合都代表这一种汇率制度安排。如图(4-5)中,“调节+信心”的政策含义是,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因扼制了资本流动,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型得以保证。“调节+流动性”的政策含义是,如浮动汇率制,以牺牲汇率稳定为代价,换取独立行使货币政策自主权和取得资本流动之好处。“信心+流动性”的政策含义是,钉住汇率制国家开放本币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就必然牺牲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钉住汇率制不是锁住了通货膨胀,而是锁住了货币政策。在钉住汇率制下,既无独立的汇率政策,也无独立的货币政策。
二、内外部均衡的政策协调
  通常认为,一国可以利用自动调节机制和政策引导机制,实现国际收支均衡,即外部均衡。但在许多情况下,外部均衡的实现是以牺牲内部均衡作为代价的。以一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为例,实行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虽然可以消除逆差,但也可能会引起失业和经济衰退。因此,面对错综复杂的内外经济问题,任何单一政策都显得捉襟见肘,这在客观上要求政策当局对各项政策要配合使用。
(一)丁伯根(Jan Tinbergen)法则
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1969年)荷兰计量经济学家丁伯根在米德研究的基础上,对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于1952年在“经济政策理论”中提出丁伯根法则,即要想实现一个给定目标,就必须有一个有效工具;要想实现多个目标,就必须有数量相同的有效工具。如果目标多于工具,则至少有一个目标不能实现;如果工具多于目标,则有不止一种方法实现目标集。一国通常所需要的相互独立的政策工具的数目,必须与所要达到的独立目标的数目一样多。因此,为了同时实现内外部均衡,就必须有两种政策并进行配合运用。丁伯根论证了政策配合方法的存在及其方位,但没有证明怎样选择具体的政策配合之组合。
(二)斯旺(Trever Swan)的政策配合图解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斯旺为对丁伯根法则做进一步分析,将政策工具分为支出变更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两大类,并试图通过两个政策工具的相互配合,以同时实现内外部均衡的目标。支出变更政策是指改变社会总需求或国民经济总支出水平的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支出转换政策是指不改变社会总需求或总支出水平,而改变国内外商品和劳务在总需求或总支出中比例的政策,包括汇率调整政策和直接管制政策等。
为直观地说明问题,斯旺运用二维图形(斯旺图,即图4-6)来考察论证米德冲突。通过对斯旺图的解析,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在出现米德冲突的情况下,一国应怎样运用政策配合达到同时实现内外部均衡的目标。
为简便起见,斯旺假定在总支出水平超过充分就业产出之前,一国价格水平保持不变,同时假定国际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不产生影响,即没有国际资本流动,国际收支差额等于贸易收支差额。斯旺以下图表示一国经济的内外均衡状况:
























在图4-6中,横轴表示支出变更政策,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纵轴表示支出转换政策,即汇率政策和外汇管制等。YY曲线表示内部均衡曲线,即达到内部均衡所要求的政策组合,斜率为负,意指本币升值,本国出口下降,通过外贸乘数减少国民收入(Y=C+I+G+(X-M)),失业增加;为保持内部均衡,必须采用扩张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增加收入和就业。在YY曲线右上方的区域,表示在既定的国内支出水平下本币币值偏低,或在既定的汇率水平下国内支出偏高,这都会引起物价上涨。因此,YY曲线的右上方为通货膨胀区域。反之,YY曲线的左下方为失业区域。FF曲线表示外部均衡曲线,即达到外部均衡所要求的政策组合,斜率为正,意指本币贬值,贸易收支出现顺差,为保持外部均衡,就必须增加国内支出(增加进口或减少出口),以消除顺差。在FF曲线左上方的区域,表示国内支出偏低或本币币值偏低,会出现国际收支顺差。因此,FF曲线的左上方为国际收支顺差区域。反之,FF曲线的右下方为国际收支逆差区域。内外均衡在YY曲线和FF曲线的交点处实现。这样,YY曲线和FF曲线将整个经济状况分为四个区域,Ⅰ区是顺差和失业不均衡点的集合;Ⅱ区是顺差和通货膨胀不均衡点的集合;Ⅲ区是逆差和通货膨胀不均衡点的集合;Ⅳ区是逆差和失业不均衡点的集合。
1、只采用支出变更政策
对于斯旺图中不同区域内的不均衡点,如果只采用单一的政策工具,即支出变更政策工具来同时解决经济发展的内外不均衡问题,则会面临米德冲突,陷入政策力度难以协调或政策调节方向不一致的困境(图4-7)。






























在图4-7Ⅰ区的不均衡点A(顺差和失业),只采取扩张性的支出变更政策,如增加政府支出、减少税收,其政策效果会出现两种情况:(1)由于总需求或总支出增加,国内失业状况得以改善,A点右移至YY曲线实现了内部均衡,但仍存在着国际收支顺差。(2)总需求或总支出增加引起进口需求规模扩大,A点右移至FF曲线实现了外部均衡,但却引起国内的通货膨胀。相反,在Ⅲ区的不均衡点B(逆差和通胀),只采取紧缩性的支出变更政策,如减少政府支出,增加税收,B点左移只能分别达到YY曲线、FF曲线,而不能同时实现内外部均衡。只采取支出变更政策对在Ⅰ区和Ⅲ区的不均衡点进行调节,其难度在于无法把握政策调节的力度。再例如在Ⅱ区的不均衡点C(顺差和通胀),如果要使C点右移至FF曲线实现外部均衡,就要求采用增加国内吸收,扩大进口的扩张性支出变更政策以消除国际收支存在的顺差;而要使C点左移至YY曲线又要求采用减少国内吸收,增加税收的紧缩性支出变更政策以消除通货膨胀。因此,单一的支出变更政策不可能同时体现扩张性和紧缩性的要求,难以同时解决顺差和通胀的内外不均衡问题,甚至一个问题的解决还会恶化一个问题。同理,对于Ⅳ区内的不均衡点D(逆差和失业),如果只采用单一的支出变更政策工具,也会陷入政策性矛盾的困境。
2、只采用支出转换政策
对于斯旺图中不同区域内的不均衡点,如果只采用单一的政策工具,即支出转换政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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