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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的人是中书令马周，他便是出身贫苦，得太宗青睐，擢拔入仕，而后便一路高升，位居三省高官之一的中书令。
一开始他听着杜睿要求改制这个，变法那个，同样觉得荒谬，毕竟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国所行之法，干系重大，岂能说改就改，说变就变，但听了杜睿详细的解释之后，他的想法也跟着变了。他原本就是极其聪慧之人，自然知道杜睿所说的句句在理，看得出，这法是不变不行了。
卢照成被马周抢白，心中一阵恼恨，他原本就看不起这个出身微贱，却身居高位的中书令，只是此时杜睿才是心中大敌，对马周的恼恨也只能暂且放在了一边。
“杜睿！便是这两点说得通，可是你想过没有，我等家中的土地也是数代人，勤俭持家，一分一毫积攒下来的家业，并非巧取豪夺，若是按你所说，全部收归国有，这岂不是让圣上与民争利，夺人田产，平白的败坏了圣上的名望吗？”
要是要接着卢照成，向众人解释他的改革意向，杜睿都懒得理会这个蠢货：“在下刚才已经说了，是将所有权收于国家，使用权分与个人，圣上如何与民争利，夺人田产了！卢大人心中只有你们卢家的利益，可曾想过大唐的江山设计，既然卢大人说家中的田产都是靠着勤俭持家，一分一毫积攒下来的，那么在下倒是要问问，卢家兴旺不过始于两晋，如今卢家田产何止十万倾，便是卢家从那晋武帝司马炎时起便做宰辅，如何又能积累下来这么多产业！？”
卢照成被杜睿反问一句，也是哑口无言，他是自家人知道自家事，其实这时节的豪门大族，又有哪个是干净的，虽然不至于巧取豪夺，但是一些上的不台面，见不得光的事情，自然是少不了的。
“那~~~~~~那是我自家事，与你何干！”
卢照成想要退却，可是太宗一听卢家居然占据着十万倾的土地，登时就怒了，厉声道：“马宣良！”
侍立在太宗身侧的马宣良道：“微臣在！”
太宗面色阴沉，道：“你速去范阳，看看杜睿所说，是否属实！？”
马宣良尚未回话，身为户部尚书的房玄龄便出班禀道：“圣上无需查访，杜大人所说句句属实！不仅仅是范阳，河间也有卢氏的田产，其地之广，不止十万倾！两地生民，多为卢家佃农，因卢家有官身，无需纳粮，是以圣上不曾知晓！”
太宗闻言，大怒道：“好一个范阳望族，卢照成，你口口声声说朕与民争利，难道这句话用在你身上就行不通了吗？你一姓之人，便占了十万倾的土地，反倒来说朕，朕看这大唐天下，应当给你卢家来做主！”
卢照成被太宗一番诛心之论，说得冷汗淋漓，面色惨白，忙拜服于地，慌忙道：“圣上恕罪！微臣绝无此意！微臣绝无此意！”
太宗冷笑道：“你一姓之人，却要万民奉养，还有何面目口口声声仁义道德，朕看你这礼部侍郎也不要坐了，便是当真坐，似你这等虚伪之人也做不牢靠，传旨，罢了卢照成礼部侍郎之位，发回原籍，此外着范阳，河间两地官员，自今日起，将卢氏所有田产来历都查清楚，凡是巧取豪夺而来的，一律发还给原主。杜睿！你这田制改革，朕允了，自今日起，废除均田制，将永业田全部转为授田，所有权归朝廷，使用权归个人，杜睿你回去拟个章程过来，马周，此事你便帮着杜睿一通料理！”
杜睿和马周听了一同领命道：“臣遵旨！”
太宗接着说道：“说了这田制，杜睿！你再说说这税制如何改革！”
太宗也当真是动了肝火，想他一国天子，一年下来日子过得也不过是紧紧巴巴，当初想要休个景阳宫都修不起来，那些豪门大族居然大肆鲸吞田产，日子过得奢靡无度，岂不可恨，这天下到底是谁的天下。
杜睿知道太宗这一次是当真想要对那些世家大族动手了，他不过是充当了一个打手的角色，他同样也知道，一旦税制改革提出来，那可就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了，弄不好到时候，天下汹汹，世家大族的人都要吃了他。
不过太宗的信任，和殷殷期望，让他这个现代人生出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念头，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张口便道：“圣上！圣人有云：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独有，可见圣人都认为天下万民对国家有着同等的权利和义务，既然权利享受了，义务自然要尽，可如今，奉养我大唐的却只是那些平民百姓，而那些世家大族却仗着官身，和一句士卒官绅不纳粮，拒绝履行他们的义务，这岂非荒谬，将奉养国家的重担，压在本就困苦的平民百姓身上，而世家大族之人，却仗着祖宗余荫，张口一个古例，闭口一个祖制，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因此臣建议，更改这些不合理的祖制，施行官绅一体纳粮！”
“大胆！”
这次跳出来的又是崔忠恕，方才卢照成的下场，已然吓得他胆战心惊，生怕太宗再将怒火烧到他的身上，可是如今杜睿的一番话却是触动了他最根本的利益，豪门大族之所以兴旺，就是因为无需纳凉，不用服徭役，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那些农民，才愿意将自家的田产，挂靠在他们这些大族的身上，逃避赋税，要是当真像杜睿说得那样改，他们还怎么维持高高在上的地位，怎么保住他们大族的余晖。
“圣上，自古官绅不纳粮，这乃是祖制，岂能乱改，圣上要是听了这谄媚小人的乱眼，岂不是要寒了天下士人的心，到时候还有谁愿意为朝廷效力，圣上啊！为社稷安泰，臣请圣上诛杀此獠！”
誰知道杜睿连理都不理崔忠恕，突然高声道：“臣要状告一人！”
太宗诧异道：“杜爱卿你要状告何人！？”
崔忠恕心中大惊，刚才卢照成就是被杜睿给搞下去了，难道杜睿要装告他，对于族人都做过什么，他可是一清二楚，要是杜睿真的把火烧到他的身上，那还得了。刚要说话，却听到杜睿突然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
“微臣要状告当今圣上！”
一句话，满室皆惊，便是太宗也差点儿被自己的口水给呛死，瞪着杜睿，也不知道这小子在打什么注意，不过当着满朝文武，被臣子状告，太宗的面子如何下的来，当时就怒了，道：“杜睿！你要状告朕，说说看，你要状告朕什么？若是说不通，朕当治你欺君之罪！”
李承乾此时也被吓了一跳，誰知道杜睿唱得是哪一出，连连给杜睿使眼色，杜睿却假装看不见。
崔忠恕反倒是抓住了机会，就像死了亲爹一样，大声哭喊道：“圣上！杜睿狂妄，居然敢当面傍君，罪无可恕啊！”
其余的像权万纪等人也纷纷如丧考妣一般，大喊道：“圣上不治杜睿的罪，这天下岂不是要大乱了！”
杜睿对那些人的表演，却是冷旁观，等到他们都安静下来之后，方才一脸平静道：“臣状告圣上避税！方才圣上也认可了微臣的话，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既然如此，想来圣上也是认同微臣方才所说的，权利与义务之论，既然如此，圣上身为大唐君主，享有最大的权利，当然也当尽同等的义务，如今皇庄田产所处，皆入皇室之手，却未按税法，依法纳税，微臣状告圣上，有何不可！”
太宗虽然恼怒杜睿不给他留面子，不过却也明白了杜睿的意思，要想当真实现官绅一体纳粮的新税法，他这个皇帝不能不作出表率，要是连他这个皇帝都纳税了，其余的人还能有什么怨言，就算是当真乱起来，大义也在他的手上。
想到此处，太宗强压下怒气，道：“好！便依你之见，但新税法，毕竟还没实行，以前的便揭过去，从新税法施行之日开始，皇室也当依法纳税！”
太宗一句话，便定下了要改革税制的调子。
杜睿闻言，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擦了把冷汗，刚才他也是吓得要死，要是当真惹恼了太宗，他这一百多斤可就全都交代在这里了。
紧接着杜睿便开始阐述起了他所拟定的新税法，其实他的税收政策，不过就是明代张居正所倡导的一条鞭法的改良版。
一条鞭法是明代中叶后赋役方面的一项重要改革。初名条编，又名类编法、明编法、总编法等。后“编”又作“鞭”，间或用“边”。主要是总括一县之赋役，悉并为一条。即先将赋和役分别合并，再通将一省丁银均一省徭役。
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最后将役银与赋银合并征收。徭役完全取消，里甲体系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实质含义上都不再存在，任何残留的人头税都将并入田赋之中。而纳税人可以通过分期支付单一的，固定的白银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
当时的社会背景也是因为，土地兼并剧烈，地权高度集中，加以官绅包揽、大户诡寄、徭役日重、农民逃徙，里甲户丁和田额已多不实，政府财政收入减少。针对这种现象，不少人提出改革措施，国家从保证赋役出发，遂逐渐把编征徭役的重心由户丁转向田亩。
当然以杜睿后世人的眼光，自然不能完全照搬一条鞭法，而是做了细致的改良。
其一便是清丈土地，扩大征收面，使税负相对均平。针对现在存在的占地多者田增而无须纳税的情况，只有从清丈土地入手，才能做到赋役均平。
其二便是统一赋役，限制苛扰，使税赋趋于稳定。唐初虽然制订了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但是经过发展，一些苛捐杂税也孕育而生，实行一条鞭法以后，全部简并为一体。将役归于地，计亩征收，把力役改为雇役，由政府雇人代役。由于赋役统一，各级官吏便难以巧以名目。按照田亩多寡，凡二百亩以下者，仅为十税一，二百亩以上者，一千亩以下者，为十税三，再往上者，便为十税五，这一法令为的就是防止土地兼并，那些豪门大族自然成了重点打击的对象。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之中，还有一条计亩征银，官收官解，将差役全部改为银差，而且田赋除苏杭等少数地区仍征实物以供皇室食用之外，其余也均已一律改征折色，即折为色银。与此同时，赋役征课也不再由里长、粮长办理，改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解缴入库。
不按实物征课，虽然省却了输送储存之费，不由保甲人员代办征解，也免除了侵蚀分款之弊，使征收方法更臻完善。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火耗便是由此孕育而生，虽然运输方便了，但是火耗之数，却被沿途官吏尽皆克扣，而且随后又转嫁到了平民百姓的身上，还是增加了人们的负担。
因此这一条杜睿还是决定延续现行的实物折税，为的就是避免官吏借着火耗克扣，不得不说，中国历朝历代的贪官污吏是这个世界上最为聪明的一群人，只要有一点儿空子，他们便不会放过。
第二篇浊世第三十四章孔孟无用
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有一条宗旨是所有人都要遵循的，那便是重农抑商，对待农业生产总是格外的上心，可是对待商业却一直保持着一种发自内心的鄙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晚清才稍稍有所改变。
在人们的认知当中，商人重利轻义，首先在道德水平方面就不合格，因此上历朝历代对于商人始终都保持着一种让人非常费解的鄙视心态，或者也可以成为职业歧视。
不允许商人参加科考，不允许商人穿丝质的衣服，甚至连商人怎么盖房子都有着明确的规定，只要违反了，那可就是重罪。
明代大富豪沈万三不就是因为建房违制，被明太祖朱元璋给砍了脑袋吗？
当然这也就罢了，毕竟在历史上义商是非常少的，大多数商人在追逐利益的过程当中，难免要发生一些龌龊事，鄙视一下，也未尝不可。
但是有一点，却是让杜睿费解，甚至感觉有些不可理喻，那就是在赋税上，对商人居然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当然站在统治阶层去看待这件事的时候，他们自然不会承认这件事。
历朝历代，每当朝廷财政崩溃，库府空虚羁縻的时候，大量的苛捐杂税总是会被强加在那些即使是在太平盛世也只能勉强温饱的农民身上，而对于商人，朝廷却很少采用强硬的措施，甚至还有些纵容。
大概是统治者觉得士农工商，农这个字被放在第二位，就象征着他们给了农民们更多更大的政治地位和权利，当朝廷遇到困难的时候，所谓的农站出来，给予一定的帮助，受点儿委屈，也是应当应分的。
而商人呢？
在李唐一代，从唐高祖李渊一直到被朱温灭到的那天为止，大唐的商税一直都处在一个微乎其微的数字，三十税一，和商人们在商业活动当中所攫取的巨大利润相比，这点儿税钱实在是毛毛雨。
而且最让人无奈的是，就连这点税钱，商人也不大愿意缴纳，而负责的官员似乎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好像商人的钱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