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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教皇的死悲痛万分，第一天就有20万人来瞻仰遗容。他们也怀疑教皇是自然死亡。有人透露，卢恰尼在近期曾做过一次全面的体格检查，结果是“各方面都很好”。意大利医学专家明确指出，只有通过解剖，才能确定死亡的真正原因。对此，西班牙等国开始争议，并逐步发展为公开的辩论。佛朗哥·安蒂科秘书大臣透露，他已向梵蒂冈首席法官提出起诉，要求他们对教皇之死进行全面的法律调查。
然而，梵蒂冈的医生们对于是否需要解剖教皇遗体却不发表任何评论。
10月3日上午7时，梵蒂冈关闭了圣彼得大门。接着，一批医生出现了。事后，梵蒂冈新闻社发表了官方讲话，声称医生对教皇尸体的防腐情况作了一般性检查。
10月4日，近20万人冒着连绵阴雨，在圣彼得广场作了安魂弥撒。4天前，近百万人瞻仰了教皇的遗体。最后，教皇的遗体密封在三口分别用柏树、铝、乌木做的棺椁内，放进了圣彼得地下室的石棺内，永远安息了。
不久，文琴扎修女被送往北边的一座被人遗忘的修道院内，卢恰尼生前喜爱的秘书洛伦齐被派往意大利北部一所教会学校工作。
至此，教皇究竟是自然死亡，还是被人谋杀，已成一团解不开的迷雾。如果是谋杀，那么凶手是谁？他的动机是什么？
教会应该属于穷人
1912年10月11日，卢恰尼出生在意大利克那勒达戈多村一个穷人家里，父亲是普通工人。1923年，11岁的卢恰尼来到了费尔特里初级神学院。他记忆力超人，过目不忘，6年后又进了贝卢诺高级神学院。1950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学位，成为神学博士，并当上了贝卢诺一所神学院副院长。他身材矮小，和蔼可亲，安详平静，思维敏捷。1953年，约翰教皇正式任命卢恰尼为维托里奥·韦内托主教。
卢恰尼生活简朴，饮食起居毫不讲究，有人给这位院长送礼、送钱、送食品，他一律谢绝。在一次欢迎他的会议上，他对400名神父说：“我来时只有5里拉，希望走时也不超过此数。亲爱的神父们，亲爱的教徒们，我若不爱你们，便是不幸的主教，我发誓为你们服务，为你们奉献出我的一切，我的生命。”他任主教期间，从无闲暇，有时去探望病人与残疾人，有时骑自行车或驾驶着旧汽车，出现在偏僻的山村，与当地神父讨论某些急待解决的问题。
卢恰尼热衷于宗教改革。在他看来，罗马天主教会应该属于穷人。他信奉“贫困教会”的原则，认为教会不应有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权力。他对个人及教会的财产抱冷漠态度。
1962年，卢恰尼通过调查，获悉他属下的两位神父与一位倒卖商有瓜葛，投机数额高达20多亿里拉。于是，他召集所有的神父，平静他说道：“我们之中有两个人干了坏事，我认为教会必须赔偿，法律必须行使，我们不必以豁免权来遮丑。这是大家的教训，也就是说，教会必须是穷人的，我打算卖掉教会的珍宝和一幢房子，以此赔偿这两位神父对穷人所欠的钱，一分一毫也不差。”
1969年9月17日，他被任命为威尼斯大主教。按照惯例，大主教有自备船，但他一如既往，谢绝了一切多余的奢侈品。他奉行的观点是：“教会的真正财产是穷者弱者的。他们需要的不是偶然的施舍，而是真正的获益。”
不久，卢恰尼的办公室便常常挤满穷人。他说：“大主教的门敞开着，只要我能办到的，就一定能办到。”
在他的教区，一位牧师涨了房租，而他的房客是位失业教师，付不起涨价的部分，于是，牧师便下了逐客令。卢恰尼得知消息后，立即劝阻，但是，这位牧师却毫不让步。卢恰尼立即开出支票，让失业教师继续住下去。
1973年，教皇晋升卢恰尼为红衣主教。
1978年8月16日，教皇保罗六世去世。卢恰尼来到罗马，参加新教皇的选举，新教皇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红衣主教选举产生的。
8月26日上午，成千上万的天主教徒，聚集在圣·保罗广场上，不时仰望着西斯廷教堂的烟囱，焦急地盼望着新教皇的诞生。
人们对于新教皇的要求是多种多样的，反映在选举的意见上也不会完全统一：右翼分子希望恢复第二届会议以前的状态，目的在于加强教会教规。左翼分子则希望寻找一个善于理解、能把教会与穷人联系在一起的教皇。他应当实行民主领导，承认主教可以影响教会的发展方向。中间派则在两头徘徊，企图二者兼顾。卢恰尼属于左翼，在来罗马之前，他便对一位秘书说：“我认为一个第三世界教皇的时候来到了。”
然而，卢恰尼压根儿没有想到，投票的结果，红衣主教们竟选他出任新教皇，当然，在选举过程中，佛罗伦萨红衣主教贝内利曾替他悄悄游说。
西斯廷教堂终于冒出了白烟。群众获知卢恰尼当选新教皇，顿时欢呼起来。
次日上午，新教皇登上皇宫中央楼台，向聚集在广场的20万信徒发表讲话。教皇希望教会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即耶稣的语言，应是人类简朴与诚实语言。如果耶稣再次降临人世，应该找到一个认可的、不带政治功利的教会。
8月28日，依照惯例，将举行新教皇的加冕典礼，但是，卢恰尼决心开始教皇制度的改革。他拒绝举行加冕，还取消了为教皇准备的座轿，取消了镶着红绿宝石的三重冕和鸵乌羽毛，以及那长达6小时的仪式。于是，加冕仪式变成了普通的弥撒形式，教皇身上的白羊皮披肩，标志着罗马教廷的世俗荣耀已被抛弃，天主教在回归耶稣基督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卢恰尼登上了梵蒂冈权力的顶峰。为了实现自己非凡的梦想，他决心着手解决梵蒂冈最棘手的两个教廷管理处和梵蒂冈银行问题。
梵蒂冈银行勾结黑手党
梵蒂冈城作为天主教的总部，设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城内，面积为1087公顷，比一个高尔夫球场还小，只要花1个小时，就能漫步梵蒂冈城一周。梵蒂冈虽小，它的财富却多得难以计算。当然，这些财富不是一天之内积聚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取决于当年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慷慨”。
1929年，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为了笼络人心，与梵蒂冈签订了拉特兰条约，罗马教廷被接受为一个主权国家，它不必为它的财产和公民交纳任何税款，也不必为进口商品交纳关税，它的外交人员都享有外交豁免权和其他种种特权。从该条约生效之日起，意大利即向教廷提供了75亿里拉，并移交给教廷10亿里拉的公债券。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希特勒为了获得更多的同盟者，也于1933年与梵蒂冈签订了协议。德国政府确立了教会税，即每年将全国个人所得税的8％到10％交与天主教教会。仅1943年，梵蒂冈就收到了1亿美元的款项。
梵蒂冈不仅将这些款项用来购买生产炸弹、坦克、枪炮、避孕药等有违于天主教教义的产品的公司股票，还用来经营纺织业、电话通讯、铁路、水泥工业、电力工业，以及从事黄金投机交易，从而大发横财。就这样，梵蒂冈下设的特别管理处至少掌握了5亿美元，常设管理处拥有65亿美元，而梵蒂冈银行的资财则远远超过94亿美元。可以这么说，梵蒂冈的资本触角已伸向了全世界。
1968年，教皇保罗一世任命马尔钦库斯主教为梵蒂冈银行行长，这就给梵蒂冈带来了灾难。
马尔钦库斯与美国黑手党早有联系，1973年，黑手党组织伪造了高达10亿美元的股票，马尔钦库斯以梵蒂冈银行的名义，订购了这批伪造股票，黑手党给梵蒂冈15亿美元的回扣金，这样，黑手党便轻轻松松地挣得了485亿美元。为了以假乱真，马尔钦库斯又将150万元股票存入苏黎世银行。他还用大量假股票买下了巴斯托吉一家包括金融、采矿和化学工业在内的超级公司，从而获得了极为丰厚的利润。美国司法当局曾派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但由于梵蒂冈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参与此事的神职人员都守口如瓶，调查工作遭遇障碍，无法深入。
马尔钦库斯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就是意大利银行家米凯莱·辛多纳。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黑手党成员。起初，他从巴勒莫的黑市上抢购食品，而后，他靠黑手党人的帮助，将食品私运到墨西拿，高价卖给饥民。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与黑手党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他不仅为那些逃避意大利复杂税务法规的黑手党人出谋划策，而且还参与贩卖海洛因的走私活动。此后，他从瑞士买下了一家银行——日内瓦投资银行，而梵蒂冈在这家银行中占有相当多的股票。辛多纳从银行中窃取了大量的钱财，其巧妙手法是，将储户的大笔钱款从他们的账户中转走，而将这些储户蒙在鼓里。这些钱项除扣下35％的回扣外，全部由梵蒂冈银行转移到日内瓦投资银行中辛多纳的账上。如果一些储户抗议说，他开出的支票遭到银行的拒付，或者说他的存款额应该大于银行账户显示的数字，经理就会出面向他道歉，继而解释道：“你瞧，出了这么大的计算错误——这些该死的现代化计算机！”
在辛多纳和马尔钦库斯后面，还有一个凌驾于他们之上的黑手党人，他叫利考·杰利。杰利原是意大利冲锋队的一名中尉，他与共产党人不共戴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杰利开始为意大利特工机关工作，随后又到达南美洲，与阿根廷国内的极右势力结盟，并作为该国的经济顾问被派往意大利。他的主要任务是为阿根廷购买坦克、飞机、军舰、导弹等军火。1963年，杰利加入了共济会，并成立了代号为P2的秘密组织。参加该组织的都是一些身居要职、地位显赫的人物，其中包括辛多纳和梵蒂冈的一些圣职人员。
教皇保罗也似乎感觉到了亿万财富带来的种种邪恶，他决定将梵蒂冈在意大利所拥有的财产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变卖掉，然后，在其他国家重新投资。于是，辛多纳利用这个机会，从他在意大利的银行将高额款项由梵蒂冈银行中转至他与梵蒂冈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拥有的日内瓦投资银行，他们不是将钱送往穷人手里，而是大批大批地塞进了自己的腰包。辛多纳甚至傲慢地说，他不知道自己的财产有多少，但他估计约有5亿美元左右。
1974年4月，股票市场进入萧条时期，里拉对美元的汇率一落千丈。这也是辛多纳垮台的开始。7月，意大利和美国两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亏空，他的银行成了一家需要2000亿里拉才能填满的烂摊子。警方发布了逮捕辛多纳的命令，辛多纳逃到美国，并抛头露面，表示不再打算返回意大利。1976年9月，意大利当局成功地捕获了辛多纳。
可是，许多权威人士包括梵蒂冈许多圣职人员都为他开脱。杰利也亲自出面为辛多纳作证，他说，这是共产党的左翼人士对辛多纳的诽谤，因为他是一位坚定的反共战士。辛多纳交出300美元的保释金后获释。
事实告诉人们，只要梵蒂冈高层领导不进行彻底改组，像辛多纳、杰利等黑手党徒，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惩罚。
遵奉上帝的旨意
梵蒂冈与黑社会势力相互勾结，从事非法的经济活动，引起了舆论界的密切注意。意大利经济期刊《世界》在给教皇卢恰尼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梵蒂冈像投机商一样进行市场交易，对吗？梵蒂冈银行帮助意大利资产非法外流，对吗？银行帮助意大利人逃税，对吗？”其中一位编辑著文揭露了梵蒂冈与辛多纳之间的密谋勾结，谴责了马尔钦库斯以及那伙世界上最无赖的金融经纪人，包括辛多纳在内的一些银行大亨。有位记者在文章中斥责道：“上帝写在钱袋上的是‘死亡的危险’！”
卢恰尼读了这些文章，更加坚定了改革的决心。他下令国务秘书维洛特立即调查全部经济情况。维洛特在罗马教廷是个实权人物，每当老教皇去世，新教皇产生之前，他都起着看守教皇的作用。他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尽管他对梵蒂冈经济事务方面存在的问题十分清楚，但由于他从马尔钦库斯和辛多纳那儿得到了不少实惠，所以，他始终保持缄默，不置一词。
然而，卢恰尼从佛罗伦萨那位虔诚、正直的红衣主教贝内利的口中，得知了不少内幕。贝内利的关系网包括一些在意大利身居要职的人物。这些人士揭露了梵蒂冈银行与好几宗违反意大利法律的金融交易有牵连。如果将这些事情调查个水落石出，马尔钦库斯、辛多纳等人将会遭到灭顶之灾。
对于贪赃枉法行为的调查，使卢恰尼对教廷内部奢靡浮华之风极为厌恶。他在对梵蒂冈圣职人员的一次讲话中说道：“教士应对每一名教徒满怀同情之心，他应当与一切好人平等相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