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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尔当听到“处以绞刑”后，他微微地点着头，然后笔挺挺地，故意迈着军人的步伐走出去了。而坐在他旁边的那个约德尔，在听到了判处死刑之后，扯下了耳机，一边向外走，一边恶狠狠地向法官们嘟哝着什么。
但是，希特勒的那些政治家们和思想家们，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全都成了一堆废物。罗森堡几乎站不住脚。汉斯·弗朗克摇摇晃晃地出现在大门口。他走起路来，就像丢了魂儿似的，东跌西撞。当他听到同样是“处以绞刑”之后，举起双手一拍，吓得尿了裤子。
尤利乌斯·施特莱彻似乎变成了一个十足的疯子。他那两眼可怕地转着，太阳穴上的青筋高高地突起，嘴里流着唾液。真是令人作呕！
1946 年10 月16 日凌晨一点十一分，里宾特洛甫走上纽伦堡监狱死刑室的绞架，接着一个一个相隔不久上绞刑架的有凯特尔、卡尔登勃鲁纳、罗森堡、弗钥克、弗立克、施特莱彻、赛斯一英夸特、沙克尔和约德尔。
但是赫尔曼·戈林并没有上绞刑架。他骗过了执刑队，他在轮到他以前两小时，吞下偷偷带入监狱里的毒药。他同他的“元首”希特勒和与他争夺继承人的劲敌希姆莱一样，在最后也成功地选择了他自己的与世长辞的道路；而对这个世界，他也同他们两人一样，曾带来那样惨无人道的灾难。
至此，希特勒和他的同伙以及他们所创造的“第三帝国”彻底地毁灭了，他们的名字成了罪恶的象征，可耻的象征，将在历史上遗臭万年！
第一章黑色魔影
●据说希特勒是个勇敢无畏的士兵
●“我们需要一个头子！”
●一群粗野的乌合之众
●“数百万德国人在同自己捉迷藏。”
●戈林掌握了一种可怕的权力
第一节神秘字
今天在我看来，命运竟然选择莱茵河畔的勃劳瑙作为我的出生地，似乎是一种天意。因为这个小小的城镇坐落在两个日耳曼国家的边境上，而我们年轻一代人至少已把竭尽全力统一两国作为我们毕生的工作。。在我看来，这个边境上的小城市成了一项伟大使命的象征。
——摘自希特勒著《我的奋斗》
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奥地利海关小职员的第三次婚姻中所生的第三个孩子。这个奥地利海关小职员是个私生子，三十九岁以前一直袭用他母亲的姓氏施克尔格鲁勃。希特勒这个姓在母系和父系祖先方面都出现过。希特勒的外祖母和祖父都姓希特勒，或者音同字不同，因为这个姓的拼法常常不同，有时拼成希德勒（Hiedler）、有时是休特勒（Huetler，Huettler）、有时是希特勒（Hit1er）。阿道夫的母亲是他父亲的堂甥女，近亲结婚，当时还得征求教会的许可。
这位德国未来元首的父系和母系祖先都是祖祖辈辈住在瓦尔德维尔特尔的，这是位于多瑙河和波希米亚一摩拉维亚边界之间下奥地利的一个县。这是一个森林茂盛的丘陵地区，有不少农家村庄和小块的农田。虽然距离维也纳只有五十英里左右，它有着一种穷乡僻壤的景象，就像奥地利生活的主流没有经过这里一样。这里的居民性格都很执拗，颇像北边的捷克农民。近亲通婚很普遍，希特勒的父母就是，私生子也很多。
十一岁的时候，阿道夫被送到林嗣去上中学。这需要他父亲破费一点钱财，也说明他父亲有志让儿子走自己的道路——做个公务员。但是这却是做儿子的最不想做的事。
希特勒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才十一岁就不得不第一次违抗（我父亲的意愿）。。我不想当公务员。”
希特动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以显然诚恳的态度详尽而如实地记载的传记性事实并不多，他在十岁刚出头的时候顽强地同他冷酷刚愎的父亲的坚决斗争则是其中之一。这场斗争第一次表现了他的坚强不屈的意志，这种意志日后终于使他克服了看来是无法克服的重重障碍和困难而达到了他那样的成就，而且使反对他的人目瞪口呆的是，这种意志使得德国和欧洲盖上了一个无法抹去的烙印。
有一天——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他看到维也纳工人举行群众示威，“我屏息凝神地看着人群组成的巨龙慢慢地游过去，心中极感焦虑。”
回家后他开始阅读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分析该党领导人的演讲，研究它的组织，思考它的心理和政治手段，估计它的成绩。他最后得出社会民主党获得成功的三个原因：他们知道如何建立一个群众运动，任何政党如果没有群众运动就一无用处；他们掌握了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的艺术；最后一点是，他们知道他所说的“精神上和肉体上恐怖”的价值。
这第三个教训引起了年轻的希特勒的好奇心，虽然这肯定是以错误的观察为基础的，其中掺杂他个人的大量偏见。十年以后，他将充分利用它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1918 年11 月10 日，一个阴暗秋天的星期日，阿道夫·希特勒尝到了他出于深刻的仇恨和失望而称之为本世纪最最卑劣的事情的滋味。一个牧师到柏林东北波麦腊尼亚小镇帕泽瓦耳克军事医院来对伤兵宣布一个简直令人不能相信的消息。希特勒当时正在那个医院休养，他一个月以前在伊普莱斯中了英国毒气，双目暂时失明。
那个牧师告诉他们，那个星期日上午德皇已经退位，逃到荷兰去了。在那天前一天，柏林已经宣布成立共和国，次日，11月11日，将在法国的贡比臬签订停战协定。战争已经打败了。德国要听任胜利的协约国摆布。那个牧师说着说着就硬咽起来。
“我忍不下去了，”希特勒追述当时的憎景说，“我的眼前突然又是一片昏黑；我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回到病房，投身到床上，把发烧的脑袋埋在毯子和枕头下。。这样，一切都白费了。一切牺牲和困苦都白费了。。我们尽管心中怀着死亡的恐惧，还是尽了我们的天职，但是这样的时候都白费了；两百万阵亡烈士的牺牲也白费了。。但是他们是为了这样的结局才牺牲的吗？。。我们经受这种种遭遇，难道只是为了让一帮卑鄙的罪犯能够欺凌我们的祖国吗？”
自从他站在他母亲墓边以来，他第一次——据他自己说——痛哭失声。“我禁不住哭了。”像当时和以后的千百万同胞一样，他不能接受这个铁一般无情的事实：德国在战场已经战败，打输了这场战争。
据说希特勒是个勇敢无畏的士兵。他经过了不到三个月的训练后，于1914年10月底到达前线，担任巴伐利亚后备步兵第十六团第一营的传令兵。第一次伊普莱斯战役，英军阻往了德军向英吉利海峡方面的挺进。就在这次战役的四天激战中，希特勒所属的部队伤亡修重。根据希特勒写给他在慕尼黑的房东一个名叫波普的裁缝的信，他的团一共三千五百人在四天激战后只剩下六百人了，军官只剩下三十名，四个连的番号不得不撤销。
在战争中他一共受伤两次，一次是1916年10月7日在松姆战役中腿部受伤。在德国医疗复原后，他于1917年3月回到以该团原来团长的名字命名的李斯特团，这时他已被提升为下士，同年夏天参加了阿腊斯战役和第三次伊普莱斯战役。在1918年春、夏，德军最后一次全面攻击中，他那一团处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在最后一次伊普莱斯战役中，在10月13日的晚上，英军向瓦尔维克以南的一个小山头大放毒气，他当时中了毒气。“我跌跌撞撞地回来，眼睛感到火辣辣的一阵痛，”他叙述道，“身边带着我所传递的最后一份战况报告。几小时后，我的眼睛烧得像通红的煤块一样，周围一片漆黑。”
他因为作战英勇曾两次受奖。 1914 年12 月他得了一枚二级铁十字奖章， 1918 年8 月又得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在前帝国军队中，后一种奖章是很少授与普通士兵的。同他在一个团里的一个战友说，他得到这个令人羡慕的奖章是因为他只身俘获了十五名英军，还有一个战友说是法军。李斯特团正式团史中并没有提到任何这样的功勋，它对于许多获得奖章的成员的个人功绩都没有提到。不论原因是什么，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希特勒下士获得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他一直自豪地佩着这枚奖章，直到临死。
他在柏林附近的皮立茨伤愈出院后，曾到首都去观光，然后又会慕尼黑。他到处都看到人们诅咒战争，希望战争早些结束。怠工的人遍地皆是。他发现“办公室里犹太人充斥。几乎每五个办事员都是犹太人，每一个犹太人都成了办事员。。在1916—1917年间，几乎全部生产工作都是在犹太人的财政控制之下。。犹太人掠夺了整个国家，把它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我怀着恐惧的心情眼看着灾祸临头。。”他看到的情况，使他不能忍受，据他说，他对又回前线感到很高兴。
1918年11月他心爱的祖国所遭到的灾难，使他更加不能忍受。在他看来，正如在几乎所有德国人看来一样，这场灾难是“极其荒谬的”和平白无故的。德军并没有在战场上被打败。它是背后中了国内“卖国贼”的暗剑。
这样，希特勒和许多德国人一样，对于“背后中了暗剑”的传说，慢慢形成了一种执迷不悟的信仰。这一传说日后在破坏魏玛共和国和为希特勒的最后胜利铺平道路比任何其他事情都起了更大的作用。这一传说纯属子虚。总司令部实际首脑鲁登道夫将军在1918年9月28日坚决主张“立即”停火，他的名义上的上级冯·兴登堡陆军元帅支持他的主张。在10 月2 日在柏林由德皇威廉二世主持的御前会议上，兴登堡重申总司令部关于立即停火的要求。他说：“军队不能再等待四十八小时。”兴登堡在同日写的一封信中断然声称，军事形势要求“立即停止战斗”。根本没有提到“背后中了暗剑”。兴登堡表示相信这个神话是后来的事。在战争结束一年后， 1919 年11 月18日在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的一次调查会上，兴登堡宣称，“一位英国将军说得很不错，德军是‘背后中了暗剑’。”
此时，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我终于看清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决定投身政治。”
结果证明，不仅对希特勒，而且对整个世界，这都是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
不久，他加入了德国工人党。
党内有两个成员证明对希特勒日后的崛起是很重要的。这两个人一文一武，武的名叫恩斯特·罗姆，他是慕尼黑陆军第七军区参谋部的上尉，他在希特勒之前参加了这个党。他是一个体格魁梧的职业军人，脖子粗壮得像头公牛，眼睛细小像只肥猪，脸上疤痕斑斑，上半截鼻子在1914年给子弹打掉了。他生性爱好殴斗，有“天赋组织能力”。像希特勒一样，他对民主共和国和他认为应该对之负责的“十一月罪人”怀有强烈的憎恨。他的目标是重建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的德国，他同希特勒一样认为，只有靠一个以下层阶级为基础的政党为才能做到这一点，他本人就是来自这个阶级。他是一个狠毒、无情、敢于的人。他参与建立了第一批纳粹党的打手，后来扩建成为冲锋队，一直由他领导，直到1934年他被希特勒处决为止。
罗姆不仅给纳粹党带来了大批退伍军人和自由团义勇军，成了该党初期的骨干，而且由于他是控制着巴代利亚陆军的一名军官，也为希特勒和他的运动取得了当局的保护和支持。没有这种帮助，希特勒要想煽动人民推翻共和国的运动，也许是无法施展的。可以肯定，没有巴代利亚政府和警察的容忍，他是不可能安然无事地采取他的恐怖和恫吓手段的。
对于希特勒的崛起起作用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文人狄特里希·埃卡特，他比希特勒大二十一岁，常常被称为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上的奠基人。他是一个机智的新闻记者，同时又是一个平庸的诗人和剧作家。他翻译过易卜生的作品，写过一些从未上演过的剧本。在柏林，他曾经像希特勒在维也纳一样，过了一阵子波希米亚式的流浪生活，成了一个酒鬼，吸过吗啡，据说还进过精神病院，在那里他才总算能把自己的剧本上演，让病人当演员。他在战争结束时回到故乡巴伐利亚，在慕尼黑艺术家荟集的勃伦纳赛尔酒馆里，在一样钦慕者面前，宣传亚利安人的优越性，主张消灭犹太人，推翻柏林的“猪猡”。“我们需要一个头子，他要能够吃得消机枪的声音。群众是需要吓一吓的。我们不能用军官，因为大家现在不再尊重他们了。最好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工人。。他不需要什么脑筋。。他必须是个单身汉。。。”这个酗酒的诗人，在希特勒身上发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