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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一向对舆论方面的异常动态反应敏捷；还命令所有属下媒体“守土有责”；绝不允许不符合党的方针的言论出现在报端；但那都是对付“右派”言论的经验；至于眼前这些理论；尽管危言耸听；却对其听之任之。这让这些人得到鼓励；在后来的两年中；开动一切机器———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把他们的意见拿出来；一个接着一个。第一个前面已经提到；第二个叫做《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然后《当代思潮》杂志总编辑又发奋写了第三个；叫做《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还有第四个；就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人们把前前后后这些文章连贯起来一看；就说“这是四份‘万言书’啊”。 老实说；这些人的宣传工作干得的确出色。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把自己弄成一副“在野党”的样子；或者至少也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团体了。党的宣传部门不去阻止他们；并不意味着接受了他们的理论。因为；能够证明这些人的政治主张与党的既定方针不一样的证据太多了———至少不比他们尖锐批评的“右派”少。党中央说；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十五大上又说是“组成部分”）；他们说：“重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党的最重要的国策之一就是扩大对外开放；他们说：“我国对外国依赖加深；与过去相比；容易受制于人。”党中央将邓小平1992年南巡谈话作为最重要的理论指导；他们说：“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 逐渐占了上风。”党的领袖多次说；经济建设是中心；不能让任何东西来干扰这个中心；他们说：“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严厉地指出；有一种“有相当的市场”的错误思想；也就是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其他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以至于认为‘反和平演变’是‘左’倾路线的必然产物；将会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党中央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从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转变；他们说：“领导权和路线这两个对我们党来说生死攸关的问题；还未最终解决”；“很难保证在党的下一二代接班人中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党中央主张对工业实行股份制改造；他们说：“用股份制来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达到私有化的目的；这是历史的倒退。”朱基说：“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以国有制为主体。”他们说；“这样理解的主体实际上并不是主体。”朱基说：“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卡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说：“主张国有经济应退出竞争行业的观点颇为流行……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国家承担亏损；让各种资本盈利。从而使我们的国有经济变成主要为国内外资本服务的经济。”江泽民说：“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坚定信心。”他们说；“每逢改革开放加快时；非公有经济就加快发展；必然冲减国有经济所占份额。” 他们的观点真是不少；尽管缺少想象力；但却无比犀利；刀刀见血。开始的时候；人们还只是觉得惊讶；惊讶之后不免有了新的感悟。“原来还以为只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才是‘持不同政见者’”；一个老资格的编辑说；“现在才知道；这些旗帜鲜明地批判‘自由化分子’的人；也抱有如此多的‘不同政见’！” 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毕业典礼上；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他的准备了几个月的讲话。此后 几个月中；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这次讲话叫做“五·二九”讲话。 中国内外；对于这个讲话的评论如潮。有人说；这是邓小平逝世后；党的领导人第一次系统地阐述其治国理论；有人说；这是将要召开的新一届党代表大会的指导思想；甚至就是江泽民政治报告的“底本”；也有人说；这是事先选择一个场合来传递某些政治信息；如官方经常说的“吹风”；征求党内反应；以便决定以后的行动。议论纷纷；见仁见智。但所有的人都不怀疑；江泽民的话显然是对全国的听众、尤其是对所有高级干部说的；这是政治运作链条中的必要环节；所谓中央党校省部级毕业班的毕业典礼；只是在这样的时候提供了这样一个讲台。所以；在会场里面；除了这一批毕业学员外；还坐着全国各省市区的党政主要领导人；以及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人。 江的讲话全文两万多字；公开报道的部分为其中四千多字；由新华通讯社统一播发；所有报刊都统一行动；刊登了新华社通稿。其余未公开的部分；则迅速在党内传达。公开发表的部分态度平和；对于新一轮意识形态的论争未予置评。可是；在现场直接聆听江泽民讲话的人；都发现他心有所指。很多读过“万言书”的人还可以听明白；他的很多话明显是针对“左”的人士的。他说；“旗帜问题至关紧要；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的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一定是针对“左”的人士的否定邓小平的倾向。他说：“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这一定是在批评“左”的人士拿着马克思的条条到处吓唬人的做法。他说：“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显然也是针对“左”的人士指责改革开放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论述。他说；“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 都可以大胆利用”；这实际上是在回答“左”的人士引起的姓“公”姓“私”的争论。听者把他的这些话汇聚在一起；顿时明白：这是两年多来党中央最高领导第一次公开地回答“万言书”的指责。此后几个月中；官方媒体号召全国学习讲话；以此统一思想。可是在中国；一样东西的价值并不在于媒体的追捧；民间的毁誉往往更接近事实的真相。当时百姓中间；有人把“五·二九”当做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起点；又有人说这是过誉之词。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两种说法都有足够的证据；1997年5月29日这一天的中国；的确洋溢着强烈的解放思想的气息；中南海的主旨在于搬开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却没有使用任何有可能令冲突激化的概念；而是给保守派留下一个台阶；让他们卷铺盖走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只要有个台阶；也就有了死灰复燃的机会；有如中国人一句俗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6月最后一个星期；岭南天空阴云汇聚。临到30日；星期一；香港回归祖国的前一天；一场小雨纷纷下了起来。港英政府的工作人员大都提前下班；午后便都打道回府了。路上湿成一片；夏日深灰色的阴霾笼罩着中环半山腰亚厘毕道上的港督府。自从它的首位主人———第四任港督宾宁住进去以来；这座二十五万八千平方英尺的英式建筑矗立在那里已有一百四十二年。到1997年6月30日下午4时10分；第二十八任港督彭定康携妻牵女出席“告别仪式”时；整个港督府早已蜷伏在漫漫的雨水中。“告别港督府”是即将举行的一系列仪式中的第一项；也是英国人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导演的“香港喜剧”的终结。一切都蒙着典型的英国式的悲怆。没有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场；新的执政者———正式的说法叫“首席执行官”———董建华；正在维多利亚湾畔的会议展览中心；迎接中国主席江泽民和总理李鹏。这一边；末代总督孤独地站在督辕前的高台上；仰天闭目；一言不发。雨还在不停地落下来；落在他的白发上；落在他的西服上；落在他周围的草坪上；落在门廊外面缓缓降下的港督旗帜上；落在高台前沿那一群轻轻吹起“日落号音”的号手身上；也落在女儿丽思的脸上。这女孩子一直哽咽着；抑制不住两肩的颤抖；泪水和着雨水；掩面长流。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8节 伟人逝去的日子里（5）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8节 伟人逝去的日子里（6）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9节 朱 基与民心向背（1）
朱基与民心向背1998年春天新任总理朱基发誓“不管前边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我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时；这世界与十年前李鹏就任总理的那个时候相比；已有很大变化；与五年后他声明自己无心恋战即将去职的时候；也相去甚远。美国人正在和日本人共谋战区导弹防御体系；据说还要把台湾包括进去。这个国家由共和党的布什转到民主党的克林顿手上以后；有三次差一点就要对中国“宣战”；不过；不是军事性质的；而是经济性质的；是1993年、1995年和1996年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有如巴尔舍夫斯基所说；“三次到了爆发贸易战的边缘”。“战争”没有打起来；但是美国人阻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阻止中国人举办2000年奥运会；却是招招得逞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不复存在；那片土地上现在有十五个总统；共产党不是成了在野党；就是成了违法组织。抨击苏联解体的那些人增加了大家的思想混乱；他们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贴上“和平演变”的标签；还对那里的经济衰退幸灾乐祸；因为这正好证明了他们说的“亡党必然亡国；人民重吃二遍苦”的道理。 这是政治的争论。现在回想起来；说1998年是“流行政治年”；是有事实根据的。普通中国人对政治的淡漠；以及“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倾向；本来已经相当明显；而现在；有一股潮 流涌出来；似乎是在与政治展开最后的热恋。乡下有人抗税；城里有人罢工；有人群聚起来上访告状；有人偷偷组织社团；法轮功的活动也是屡禁不绝；这些都是不祥之兆。在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工业城市里；还出现了有组织的抗议活动；这些也是危险的。不过；我们所说“最后的热恋”不是指这些。一个住在深圳、名叫何清涟的女子；写了一本书；取名《现代化的陷阱》；里面叙述了中国面临的形形色色的坎坷；既犀利又委婉；令所有现代化的梦想不得不大打折扣。中央电视台的年轻编导刘春看了以后；不禁感叹：“书写得惊心动魄；令我辈须眉惭愧不已。”但那时候这个瘦弱女子已经做好准备；自己如果不想掉在这个“陷阱”里；除了告别中国政治远走异国；别无选择。 正月初一这天；多年不露形迹的万里出现在上海市民面前；坐在黄菊和徐匡迪中间谈笑自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用好几秒钟播放这个场面；在老百姓的眼里；这就不是过年了；而是政治。再早几天；香港的三家大公司倒闭了；连带房地产价格下降百分之三十；市民上街游行抗议；这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所以董建华才会跑到北京来找朱基；情急火燎地求援。北京市新华南路有个名叫龚力文的妇女；在急切地寻找克林顿；口袋里面还揣了一封信；信里恳请总统关注她的以“境外人员刺探国家秘密罪”被判处九年徒刑的儿子李海。可是克林顿正在兴致勃勃地和江泽民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呢。一大堆电视记者围着两位元首；把他说的话一字不漏地播出去了。这让美国总统兴奋；也给了很多中国人错觉。一些人展开“组党运动”；以为中国就要变成美国；中南海也可以坐视他们胡闹。李鹏委员长对新华社记者说：“绝不容许出现反对党。”又说“要接受历史的教训；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在一个晚上可以成立几千个政治性组织；乱得不得了。这种情况不能重演。”还让《人民日报》把这话刊登出去。这是明白无误地警告他们悬崖勒马。 “反对党”是“绝不容许出现”的；但是“竞选”却出现了。地质大学一个新上任的副校长不是由上级任命的；这与以往不同。按照《北京晚报》的消息；有五名候选人分别登台“拟职演讲”；接受选民质询。其中有个叫王聪的；一开口就承诺为大家办二十件实事；结果当选了。在老百姓看来；谁给他们办好事他们就把权力给谁；在政治家看来；这不就是“竞选活动”么！要是倒退回去几年；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事件了；可现在；这一点也不稀奇；你如果有机会走出城市；走到乡下；随便走进哪一个村庄；就有可能看到那里在“竞选”呢。根据一部新的法律———《村民组织法》；全国五百多万个村庄全都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主任了。这样一来；这个以“任命制”维系自己权力体系的国家；一下子冒出来数以百万计的竞选场面。 对于这些场面；当时有不少人忧心忡忡。他们说；“农民连文化都没有；哪里懂得民主选举。”这说法在当时特别流行；等到一个一个村庄像过节一样地把选票投完了；农民皆大欢喜；他们又开始担心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