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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被逮捕者多至二十六人。其子禹绍政因行贿与非法拘禁罪被判入狱十年。禹作敏本人则被判刑二十年；罪名计有五项：窝藏罪犯、妨害公务、行贿、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他在1993年8月27日接到法庭判决；从此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一段历程；不久之后保外就医；终于不治身亡。报纸为他的去世发表了简短消息；对他的一生不置褒贬；亦无一字评价。官方所要维护的只是大邱庄作为改革先锋的象征意义；至于其中百姓；从此也就黯然失色。 尽管官方禁止报界张扬；但这一事件仍然成为当日中国的一大新闻。那些天京城一个记者家里的电话一到晚上就响个不停； 很多人想要打听他的情况。这些人都是十几年来中国改革潮流中的风云人物；把禹作敏视为自己的同类。他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对禹作敏的打击；是不是冲着改革来的？或者至少是冲着刚刚崛起的企业家们来的？还是禹作敏确为一个刑事的罪犯？ 这问题在当日无可回答；即使到了今天也只能有一个大致的结论：党的第二代领导的执政特色；是力主创新以及权力分散。这中间包含着极大的随意性；有如当时邓小平所说；“摸着石头过河”。既如此；80年代的改革选择禹作敏这样的人作为自己的象征；也就成为必然。这个象征在1993年春天以悲剧的方式告终；也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禹作敏具有无法无天的本性；这使他能够完成许多超越常规的创举。他的无法无天有着农民的智慧和愚昧作为基础；这又成为他在日后不可一世、为所欲为的原因。禹作敏的大红大紫与大悲大戚并不仅仅属于他一个人。在中国；有教养且循规蹈矩的人中；难能如禹作敏那样具有创新的行为；改革之路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一些无法无天的人开辟出来的；但是；改革也只有埋葬了无法无天才能真正地成熟；这既是新时代的起点；也是新时代所面临的挑战。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6节 新人治国（1）
新人治国在中南海1993年6月采取行动约束疯狂膨胀的经济之前；把当时中国所有经济问题加在一起；其实只用两句就说完了；一个是“大干快上”；一个是“同床异梦”。前一句是各地官员们正在身体力行的；容我们稍后再叙。后一句是国务院副总理朱基说的。此人进京主持全国经济已经二十六个月；直到这时；始终受到各方掣肘。那个春天是中央政府换届的日子；也是省长任免的高潮。那些地方官员；不论是连任还是新任；全都摆出“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样子。从春天到初夏；朱基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说了无数话；苦口婆心；希望他们能够理解中央政府对经济过分膨胀的担忧；可是直到7月5日金融会议召开的时候；不论中南海说什么；他们照样我行我素。就连老百姓也看出其中奥妙；一首最新流行的民谣是这样说的： 中央是执政党；地方是“自由党”；企业是“在野党”；农村是“地下党”。人们普遍认定；1993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就 是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开始。其实新一轮经济周期是从1992年启动的。这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二点八；比1991年高出五个百分点。现金投放增长更快；第一季度是百分之二十；还算“平稳”的；从第二季度就发疯一样地膨胀起来；第三季度是百分之三十；到年底达到百分之三十六。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言；土地和股票市场将会吸收大部分新增的货币；但是居民的消费品对现金的吸收力也突然增强了。这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市场再也绷不住劲；商品零售价格上升了百分之六点七；在那些大城市里则超过了百分之十三。那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涨价最多：粮价上涨了百分之四十三；燃料价格上涨百分之六十九；建筑材料价格上涨百分之二十五。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有一份报告还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急剧贬值；1992年平均贬值幅度达到百分之二十五。” 中国人喜欢看到权力遭到挑战；尽管他们自己一般不会这样做；但他们是破坏规矩的大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一个报告中严厉批评地方政府自行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党的组织原则一向都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南海如此抱怨；说明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可是听者嘴上唯唯诺诺；心里不服。那些天大家都在总结过去三年政府行政的得失；其中最富有喜剧同时也是悲剧意味的一条是；“中央政府号召‘下马’的时候；乘机大干快上。”这成了一些人津津乐道的经验；另外一些人则后悔当初老实听话；结果导致今天的落在人后。地方官员用这样的口吻谈论得失；真是前所未有；但却也不是全无根据。现在大家追昔抚今；嘴上众口一词地说“维护中央权威”；实则私下的想法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朱基在上海市长任上多年；对于这一切当然都了然于胸；所以只好承认“党的号召力大大下降”。 对某些地方官员来说；倒是袁庚说的话更中听。此人在80 年代深圳特区崛起时是个传奇人物；现在已经退休；时常去林则徐塑像前凭吊。人家问他觉得今天局面如何；他说；中国其他地方也有极大可能出现几个“特区”。还颇有煽动性地说：“肯定有人会比我做得更好。爱迪生发明的那个电灯泡；最初实验的时候只是半秒钟闪亮一下；但是后来它把整个世界变得灿烂光明。”一位作家也有同样看法；只不过多了几分诗意：“特区的‘大雁’开始由南朝北飞；由东朝西飞。它跨越长城；跨越秦岭；跨越天山；在塞北高原、在西南重镇、在长江沿岸扎下根。”他说的是下面这些地方：有长江沿岸的十个城市；西起重庆；东至上海；有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成都等十五个省会城市；有东北边境一线的黑河、绥芬河、珲春和满洲里；有西南重镇南宁和昆明；有南部边城凭祥、东兴、瑞丽和河口。那一年；这些地方全都被国务院批准为开放城镇。河北省的白洋淀也说自己将要后来居上；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跑到这里的“温泉城开发试验区”；转了一圈就说“看到了特区建设的景象”。 但是更多的人在说另外一句话：“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上海市副市长赵启正天天陪着外宾在这块土地上走来走去；人家夸张地说“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吊车都架在上海了”；他不仅不纠正；还挺得意地说；这里是中国的“第二个香港”；而且它是一块永远生长着的土地 ①；不必像那个真香港一样耗尽钱财去填海造地。“只要你给它一把米；它准能为你产下金蛋来。”江泽民看来也对这里情有独钟；十四大刚刚结束；他就来了。上海报纸上说他是“打道回府”；回来给上海人“加油鼓劲”；言外之意；这里是江的老家。可是江说；邓小平同志对浦东寄予厚望。 这样；中国人的心里就有两个香港了。然而这还不够。“中 国到底能造几个香港？或许还会有第三个第五个第八个第十个！”那年出版的一本书就是这样描绘的。第三个“香港”将是浙江舟山市所辖定海、普陀两区和嵊泗、岱山两县。那里拥有一千三百三十九个岛屿。报纸上一会儿说它是“名副其实的‘千岛之市’”；一会儿又说它是“全国最大城市”；还有意识地把它和香港新加坡对比；说舟山本岛的面积是香港本岛的七点四倍；和新加坡相差无几。至于“第四个香港”；有可能是南澳；这是广东境内最接近台湾的一片陆地；四面环海；像一只飘浮在海面上的葫芦。有人说它是“一个还没有揭开面纱的少女”。还有人说；“南澳不再孤独。南澳正在向香港迈进！” 这一年的中国人就是这样激动；振奋；热血沸腾。民用航空业计划新建四十个机场；再把全国现有的二百五十架客机增加四倍。可是铁道部的官员大声喊道：“铁路才是当务之急啊。”他们说客车拥挤不堪；货车供不应求。每天至少有八十万人站在车厢里旅行；度时如日；度日如年。每天都需要十二万辆货运车；而他们手里只有七万辆。到这个夏天开始的时候；到处都堆满了等待运输的物资：吉林有四百四十五万吨、辽宁有六百三十二万吨、甘肃有一百零八万吨、贵州有三百三十二万吨、四川有二百万吨……铁道部的一次调查指出：仅仅因为铁路运输不畅；我们的国家每天损失十一亿元；所以他们希望“京九铁路”的建设快马加鞭。这铁路从北京城南伸出去；纵穿九个省市；直达香港九龙；有二千五百三十六公里；牵涉了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和两亿人口———几乎都是贫瘠的土地和贫穷的人群；有些人过去连铁路也没见过；倒是听说过“火车一响；黄金万两”这句话；现在知道火车真的要响了；不禁激动万分；纷纷筹划“大京九经济”。 京九铁路的通车尚需时日；“大京九经济”仍是纸上之兵。不过；广西的一个海滨小城；北海市；却真正是一块热土了。各地官员纷纷涌来；说是考察。那时候官员的出行不像现在；假借 公务之名；其实是旅游休闲；他们是真想干事情的。在他们的身后；是浩浩荡荡的房地产业大军。第一支开进来的是“川军”；他们在北海买下四千亩地。第二支是“湘军”；承建十五公里长、一百二十米宽的疏港大道；以换取这个城市的两千亩土地；说是要建一个“小湖南”。第三支是“琼军”；有一百九十多家公司在北海注册。还有“黔军”；正筹划着在北海港“占领”两个泊位；还有“滇军”；省委书记普朝柱对属下说：“等不到南昆铁路线竣工了；先把南昆公路弄通再说吧。”还有东北军和西北军；在北海签了至少一百个项目。当日报纸上兴高采烈地说；有国内二十三个省市区、境外十八个国家和地区“登陆”北海。到1993年春天；这海滨小城就有一千家房地产公司和十万建筑工人了。现在；全中国都知道北海了；都用当年抗击日本人入侵时的一个著名战役———“百团大战”；来形容它今天的情势。你只要去北海看看；就会发现；与其说那是“百团大战”；还不如说是“军阀混战”。不过；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雷宇一定不会这样想。此人有个最著名的“政绩”；是几年前在海南的时候；依靠走私汽车为政府积累第一笔建设资金。他因此一案遭到中央政府严厉申饬；被贬官来到广西。中国官员但凡遭遇这种下场；一般都会被冷落；只是雷宇这人与众不同；同事对他一力维护；百姓对他全都恨不起来；记者们也在寻找机会为他开脱。现在；北海一鸣惊人；广西全境振奋。当地报纸再次提起雷宇；就像是“闻颦鼓而思良将”；说他“极富开拓精神；常有惊人之举。”还说“这位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对广西未来充满信心。”他也说自己“历经宦海沉浮；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并且声言“真心想为人民干一点点事情”。 北海出现的这个局面；一定要和中国人多年以来的一个梦想联系起来；才有可能被理解。我们国家自近代开放海禁；受益者大致拘泥于东南；至于遥远而又辽阔的西南地区；只有三条出海 通道：北路沿铁道至宝鸡经过陇海线；到达江苏连云港；中路由重庆沿长江东去；走到尽头是上海港；南路则穿过湖南；抵达广东湛江港或者广州港。此三条通道都须绕行数千公里；乃致成本巨大；耗时甚多。中央政府自80年代开始修建南宁至昆明铁路；希望能够开辟西南出海的第四条通道。从地理上说；南昆铁路将川滇黔三省与广西连接；直接和间接受益的西南民众至少有三亿人。他们可以经此捷径直抵出海港口———钦州、防城和北海；进入南海；然后跨过浩瀚的太平洋。 可以想象这个梦对中国人的巨大激励。在1992年冬天到1993年春天的几个月中；沉寂了几百年的广西就这样走上中国经济舞台。中央政府的官员们频频光顾；有李鹏、李瑞环、朱基、刘华清、邹家华、李岚清和宋健；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东西南北的地方官员也尾随而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能够心口如一；同仇敌忾；这在过去十多年里本已不多；但在当日广西沿海一线；你还真能看到这样的情形。大家都在表达“大干快上”的急切心情；只有朱基一个人留下几句意味深长的话。他告诉那些人；南昆铁路的建成尚需漫长时日；“铁路不通；港口起不了作用。”又说“建设不能太超前。决策一定要慎重。”可是北海、防城和钦州三个城市已在海岸摆开一线；不惜血本地争建码头；没有人会静下心来；听这位副总理说些不入流的话。 也难怪广西不听话；全国都是如此。国务院在这一年的投资预算是八千亿元；数目空前；令人不安；但是还不够用；事实上投出去一万一千八百二十九亿元；由此也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一般动向。每天都有五百家新公司开业；其中有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