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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平息“讲义费风潮”（1） 1922年3月15日，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通过决议：次日停课一天，在美术学校开八校大会。同时，有人提议：提前放春假七天，若政府仍不发经费，则提前放暑假。对此，胡适大加反对。 但是，在4月9日召开的联席会议上，仍然主张“延长春假”——实则罢课。胡适颇为恼火，不过，令他欣慰的是，蔡元培在会上态度坚决，演讲时义正辞严。为此，他在日记中这样记道： 1922年4月11日 前天（九日）联席会议主张延长春假，——实则罢课之别名——蔡先生亲自出席，为很激烈的演说，坚执不肯延长，并说：如果教职员坚执此议，他便要辞职，但此次辞职，不是对政府，是对教职员。联席会议的人虽然很不满意，——因为蔡先生还说了许多很爽直的话——但不能抵抗。于是昨日各校一律开课，而联席会议的各代表一齐辞职。 蔡先生此举极可使人佩服。我曾说，去年三月十二日的大会，我少说了几句话，不曾反对罢课，遂酿成三四个月的罢课。一年以来，良心上的负咎，这是最大的一件事了。此次蔡先生此举，使我更觉得我的懊悔是不错的。 一直对上一年的罢课罢教进而酿成“六三”惨案而自责的胡适，如今与蔡元培并肩努力，终于制止了又一次的罢课行动，多少消融了他一直以来积在心中的块垒。在外人看来，蔡元培之所以如此反应激烈，是受了胡适的“挑唆”。上海《申报》在一篇报道中就直接用了“蛊惑”这么一个词，说“蔡元培之孤行，系为胡适所蛊惑”。对此，胡适在日记里说： 1922年4月17日 …… 我看了大笑。他们未免太看轻蔡孑民而过奖胡适之了！蔡先生此举，完全出于自动。当日我在天津，至十日始归，事前全不曾与闻，但我一年来屡次表示反对罢课，故旁人以为此次亦是我的主动了。 胡适当然不会承认他在“挑唆”或“蛊惑”蔡元培，然而实际上，他的建议、提议，蔡元培无一不积极支持。至少在表面上看，他对蔡元培的影响还是有的。蔡元培看重胡适、倚重胡适，不仅不同意胡适辞去北大教授一职，更力主胡适接任北大教务长兼文科学长一职。 这年的10月3日，北大召开评议会。在论及教授兼任他校教课钟点的限制时，身为教务长的胡适提议“不得过本校授课钟点的二分之一”，后经修正为“不得过六小时”。这一提议立即遭到有些人的反对。胡适不免与他人有些争论。这时，蔡元培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涨红着脸很有些怒气地大声说：“评议会到了今天，不能再反对这件事了。你们要反对，应该在去年三四月间反对。如果我们不实行此案，我们怎样对得起那些因兼任各部事务而改为讲师的几位教授呢？我们今天只能以评议员资格发言，不应该以私人资格发言！” 胡适在这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 我认得蔡先生五年了，从来不曾见他如此生气。他实在是看不过贺之才一类的人，故不知不觉的发怒了。后来此案付表决，只有两人不举手。蔡先生事后似悔他的发怒，故后来说话非常和气。 有了以上的风波，接下来胡适又提的议案“新组织新建筑金募款委员会，即日开始募款，悬额40万元，为下列三项之用：（1）图书馆；（2）大讲堂；（3）宿舍”得以顺利通过。 如果又有人由此说蔡元培受了胡适的“蛊惑”，似乎可以理解。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事，他二人都是一唱一和的，特别是胡适对蔡元培的一些做法和思想有不太认同的地方。比如，6月上旬，胡适在报纸上看到蔡元培等十余人将电催黎元洪到京主持大政的消息，便很反对，特意给蔡元培去信劝其不要发电。蔡元培在回复中说：“催黎来京，我也觉得无谓。但因各方面催促，已提交各校签名，万一名签毕而黎已来，可作罢论，否则不能不发。”见此，胡适也不再说什么了。
《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平息“讲义费风潮”（2） 10月份的“评议会”开过后不几天，胡适去济南参加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18日那天，他忽然接到北大教务处电报：“为讲义费哄闹，校长以下皆辞职，请速回京。”他大惊，赶紧收拾行囊返京。 一直以来，蔡元培都在和北京其他七所国立大学的校长们一道为争取教育经费而与政府抗争。与此同时，他在北大校内施行新的经费开支措施，其中“向学生征收讲义费”遭到学生们的强烈抵制。17日、18日两天，学生代表数十人先后到会计课和校长室请愿，蔡元培苦苦解释，无效。学生们意欲以“罢课”相挟，一向以温和示人的蔡元培大怒，愤而辞职，避走西山。随后，其他行政人员也纷纷辞职，校务几乎瘫痪。 胡适的头脑很冷静，他返回北大后，并没有盲目地站在蔡元培一边斥责学生。他虽身为教务长——学校一方的代表，却以中间人的身份调解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讲义费”矛盾。他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主持教务、总务联席会，又会见学生代表，还亲自参加学生干事会。他在日记中这样记道： 1922年10月20日 学生干事杨廉、来焕文、黄日葵、张维周等来见，我又告诉他们，“大学的危机，悬于一发；此一条若不能执行，则大学必致破坏不可收拾。大学只有此一条生路，而这一条生路全在你们的身上。”他们也明白此意了，遂在教务长室谈话，讨论办法。 1922年10月21日 八时半，学生干事会开会，我出席演说，指出现在是大学存亡的问题，大学的存亡现在全悬一条很窄的小路上，教务会议的布告的第三条，无论如何，是不能不实行的了。他们对我这个意思，似乎能谅解了。 他所说的“布告第三条”，指的是北大评议会就“讲义费风潮”而通过的决议中的第三条，即：查此次暴动时，大部分之学生照常上课，显系少数人借端捣乱。兹为确知暴动责任者之姓名起见，要求本校全体学生于本星期内各以书面向系主任声明曾否与闻。如不声明，认为与闻暴动，应请校长照章惩戒。 对此，学生们起初也是抵触的，在胡适的调停下，总算是接受了。 从表面上看，胡适与蔡元培对待学生的态度截然不同：胡适温和，蔡元培强硬；胡适和颜悦色，蔡元培针锋相对。但是，胡适也并非毫无原则：他维护了学校权威，也对为首的闹事学生毫不心软。 1922年10月22日 因此次暴动而被开除的学生冯省三来；他是山东人，世界语学会的干事，是一个无政府党。他自认当日确曾说“大家到会计课去把讲义券烧了！”又曾说，“我们打进（校长室）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事解决了！”但到了末了，他要求我准他回校作旁听生！我劝他作好汉要作到底，不要对我们作什么请求了。 可以看出，相对于蔡元培而言，胡适似乎更具政治家风范。 胡、蔡二人在处理学生的态度上有所不同，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蔡元培和蒋梦麟等人一直以为学生之所以闹事是因为受到校外某些人的指使；胡适却不以为然，他在日记里很明确地表明了他的态度： 1922年10月23日 到六味斋，蔡先生邀吃饭。席上是梦麟……诸人，都是辞职的。蔡先生劝他们一齐复职，因为今天下午四时评议会（我没有到）认学生签名为满意，推举代表五人去请校长复职，校长已允了。 我主张学生应组织自治会，以各班代表为众议院……梦麟反对此议，怕学生被人利用，又怕学生捣乱。……这种心理，我真不懂得。 他们总相信此次风潮有外人煽动：有疑杨度的，有疑高师或法专的。我最反对这种“疑心生暗鬼”的话。今晚席上，他们又谈及此话。我问，“你们有什么证据？”蔡先生说，“有人报告，当日（十九日）操场分队表决时，反对挽留校长的一派只有七八十人，其中多有大家不认得的人，有认得其中有高师学生的。又开会时，有学生裤腿上有长线的，有人问他在哪一系，那人竟不知什么叫做‘系’。除非这种报告不可靠，我们就不得不疑心了。” 我说，第一要问报告的人是否可靠。第二，学生不认得本校同学，是平常的事；昨日冯省三在我家，而学生干事会代表汪翰等竟不认得他。第三，裤腿上有线，那也许是穷学生穿着中学时代的制服。总之，这种证据是不充分的，我们不当轻信这种谣言，以自宽解。 尽管胡适与蔡元培在某些方面的看法不尽相同，但他很清醒地认识到是蔡元培给了他施展才华的机会，也是因为蔡元培的提携和支持，他的事业才一步步走向辉煌，因而无论如何，他对蔡元培都是心存感激和万分敬重的。 有人说，胡适的事业常随蔡元培而转移。以往不论，就在“讲义费风潮”过去仅仅两个月之后，在12月17日，即胡适生日的那天，在北大校庆会上，蔡元培提出辞呈，胡适也以身体有病为由告假一年。
《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挑唆”和“蛊惑”（1） 胡适与蔡元培的又一次合作是在1927年的上海。这年10月，在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提议下，“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正式成立。就任院长的蔡元培自然是要诚邀胡适加盟的。胡适辞谢的理由有二：不赞同劳动大学的设立，不能附和“党化教育”。然而，蔡元培一再坚持，胡适勉强答应了。在大学院，他除了担任大学委员会委员外，还任古物保管委员会和译名统一委员会筹备委员。 当初，胡适在拒绝蔡元培的邀请而给蔡写的一封信中，说：“我是爱说老实话的人，先生若放我在会里，必致有争论，必致发生意见……大学院里少一个捣乱分子，添一点圆融和详之气象，岂非好事？”他在大学院就任不久，果然就因说老实话而成了“捣乱分子”，甚至被斥为“反革命”。 1928年5月，随着北伐军逼近北京，已经被合并为“京师大学校”的原北京大学的复校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特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