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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大荔县的农民工杨某说，自己在西安务工已六年，孩子从四岁时就在西安生活。听到农民工子女上学免借读费的消息，他高兴得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可连跑了半个月后他才知道，只有身份证和暂住さ乃炱搿拔逯ぁ碧蚜恕Ｊ紫龋蚨坦ぃ彀敫鲈戮湍芨赏暌蛔疃挥械ノ辉敢夂退┒鲈乱陨系睦臀窈贤Ｆ浯危暮⒆哟有≡谖靼参鹘寄承⊙涎Веず徒逃值闹っ鞲揪臀薹ǹＤ馨炱搿拔逯ぁ钡呐┟窆ち攘任藜浮？也是在新学年开学之际，南京红山民工子弟学校搬进了一个高档小区。这本该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但学校方面却高兴不起来。原来，小区的一些住户抵制民工学校入驻，理由是“影响了小区形象”。
红山民工子弟学校是南京规模最大的一所民工子弟学校，一千多名学生全部是外来农民工子女。年初，因为原校舍拆迁，学校面临关门的窘境。在区教育局的帮助下，新学期红山民工子弟学校被安置到了东方城小区。
东方城小区原有一所公办小学，今年，由于生源不足，只招了两个学前班，大部分教室空置。在区教育局的协调下，红山民工子弟学校付了租金，搬进了小区。
九月一日，农民工子女高高兴兴走进校园，面对绿树、草坪、塑胶跑道和宽敞的教室，孩子们笑了。
然而，开学没几天，麻烦就来了。一些住户跑到学校来“闹”，还给教育局打投诉电话：
“我亲眼看见几个学生，把路边的花摘了。”
“民工们有的骑自行车，有的骑摩托车，黑压压一片，把小区大门的路全给堵死了。”
“既然我花这么多钱住进这个高档小区，就有权利享受高档小区幽雅、舒适的环境，现在突然冒出这么多农村孩子，影响我个人的形象，也影响小区的形象。”
由于住户压力，学校不得不做了妥协：学生出入不再经过小区大门，而是改走边门；把学校和小区间的门封闭，不让学生进入小区……
这些措施难免不会给学生造成心理影响。
该校五年级的一名学生，投书报社：
“我们是不是真的和城里的孩子不一样？我们不也是城市的主人吗？为什么一些叔叔阿姨看不起我们……”
面对孩子们的追问，究竟谁该感到羞愧？
还有更权威的消息：二00五年八月四日，国家教育部公布教育部教育督导团督查组在天津、湖北、浙江和福建四省市进行的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情况专项调查报告。
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目前主要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
接受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数量不足，农民工子女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接受义务教育的政策尚待进一步落实；
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经费不足，一些地方尚未建立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专项经费，也缺乏动员社会资助的政策和措施；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三部分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2）
农民工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的基本情况不详，统计工作尚不完善，有关部门不能提供较为准确的数据，致使难以对这类学生的入学率、巩固率进行监测；
义务教育资源供给与农民工子女急剧增加的态势不适应，一些接收农民工子女较多的公办学校出现“大班额”现象（即一个班的学生数额过大，严重超标），影响了义务教育质量；
一些民工子女学校办学条件较差，教育教学质量较低。社会力量举办的民工子女学校在办学校条件和教育教学质量上与公办学校有较大差距，不少学校房屋破旧、设备简陋，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有些教学人员不具备教师资格，因是临时聘用，责任心差。
国家教育督导团已向上述四省市印发了专项督导检查的意见，提请地方政府研究整改方案，采取措施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并向国家教育督导团报送整改意见和进展情况。
四省市的情况如此，全国的情况大同小异。
问题是，即便全部解决了农民工子女的学费负担，即便城市的公办学校全部向农民工子女敞开大门，农民工子女依然必须面对最后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上高中”和“高考”。
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农民工子女即便在城市里读完小学和初中的课程，上高中和高考还得回到他们的老家——即所谓的“原籍”。也就是说，上高中和考大学，必须在户口所在地。近年来，各省市都在进行教学和教材改革，高考的试卷也各不一样。那么，如果让这些读着城市中小学课本长大的农民工子女，再回“原籍”去参加高考，又是另一种不公平的竞争，又是另一种的歧视，他们的心灵将再一次遭遇创伤。
从根本上说，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是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及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产物。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涉及到儿童的教育权利，涉及到教育机会的平等，涉及到城市未来的发展，涉及到户籍制度和城乡体制的改革。
二00五年六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修订工作开始启动。现行的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于一九八六年，二十年来，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化，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省份之间教育的不均衡发展愈加突出，修订义务教育法屡屡成为近年全国恿交嵊呼声最高的议案、提案。
至年底，修订草案已数易其稿，国务院法制办形成的征求意见稿分9章93条，条文数已远远超过现行义务教育法的18条。
十月十六日，部分教育专家及一线学校校长在京举行了“《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研讨会”。会上，专家们充分肯定了《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的法律突破，认为修订草案的内容比现行法律更加详细具体，可操作性更强。更重要的是注意到了新形势下的新问题。但是，专家们认为其中还有一些法律条文和规定还值得商榷。比如流动人口子女上学的问题，修订案第十二条提出：“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可以在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并享有与当地适龄儿童、少年平等的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有专家指出，尽管这样的改动有助于改善现实情况，但这个规定实际上还是不明晰，最重要的是没有规定如何惩治拒绝接受非本地儿童入学的行为，因此对学校没有有效的约束力。有专家指出，修订案已经注意到为残疾儿童、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学校，但却没有想到为农民工子女设置特殊学校。农民工子女属于弱势群体，在教育上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和保障，其权利将难以实现。针对城市学校拒纳农民工子女入学的现象，也有专家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国家按照学生的数量来划拨经费，学生到哪里，经费就划到哪里，这样就可以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不仅仅是个教育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兹事体大，关乎我们整个民族下一代的素质。
国家及其各级政府对此应有“大政策”、“大动作”，应从战略的高度，从整个社会城市化、现代化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动员全社会参与，解决好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对于一个饱经忧患的古国来说；
对于一个崇尚教育的民族来说；
对于一个带领十三亿人民正在向和谐社会迈进的中国政府来说；
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刻不容缓，也义不容辞！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三部分后记
我又一次来到龚村；来到行知打工子弟学校。
似乎成了一种习惯；这一年多来；只要有时间，我便要来这所学校看看。
依然是那片低矮破旧的平房区，那条坑坑洼洼的小路。
刚刚入冬，易本耀校长已经早早戴上了那顶鸭舌帽。
“来啦！”易本耀热情地对我打招呼。
“来了。”我说，“我想随便找个班听听课。”
易本耀说：“老师们你也差不多都熟了，你就自己随便找个班，随便听听吧？”
走进初一（二）班，语文老师正在给学生们讲解鲁迅先生的名著《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鲁迅先生通过对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美好生活的回忆，表现了儿童热爱自然，追求新鲜知识，天真欢乐的心理。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
学生们的朗诵声，仿佛描绘出了一幅曾给少年的鲁迅以无限欢乐的百草园的全景图……
然而，我的脑海突然冒出了个“一闪念”：若干年后，我身旁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子女们，当他们回忆起自己童年、少年、青年时代在城市的生活时，留下的是欢乐和幸福的印记？还是被歧视的压抑？
这些年来，由于致力于报告文学的创作，我有机会深入到农村，深入到西部、西南部农村，真切地感受到了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状况——那是城里人靠想象所想象不出的贫困啊！
我所创作的几部报告文学作品，也都是与贫困有关，从《“希望工程”纪实》到《中国山村教师》，从《中国贫困警示录》到刚刚完稿的这部《寻找课桌》。
有人称我为“反贫困作家”，说我有贫困情结，那是黑色幽默。贫困不是好东西，世上有谁会喜欢贫困？
《“希望工程”纪实》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觉得这部作品有一点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它让广大读者了解到了当时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真实状况。尽管在贫困地区，当时到处可见“治穷先治愚，治愚办教育”、“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样的标语。但是，口头的重视并不等于实际的重视，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困惑和危机，其透明性和公开度是非常有限的。
记得有一天，我到湖南凤凰县禾库乡采访。由于地处高寒地区，交通不便，这里被称为是凤凰县的“西伯利亚”。
我问学区的负责人：“咱们乡适龄儿童的入学率是多少？”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告诉我：“我们全乡适龄儿童共有一千四百六十九人，已经入学的有一千三百零五人。算下来，入学率差不多能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六吧！”
跑了这么多地方，我也有些经验了：“你这个地方这么穷，我敢肯定，入学率达不到百分之九十五、六。”
学区的负责人十分尴尬。
我有些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你们老说山区穷、穷、穷，可一报入学率竟这么高。我又不是来检查你们工作的，我只是想多了解一些真实的情况，好帮你们呼吁呼吁。”
一旁，县教委陪同我来的同志也说：“你们就按实际情况汇报吧。”
学区的负责人忙从口袋里又掏出一个本子，翻了翻，说：“刚才的数字，是去年教育大检查时上报的数字。我们实际入学的学生只有一千零二十人，加上上学后又流失的一百七十多人，全乡失学连辍学的儿童一共有五百多人。这是最近刚刚统计出来的。”
如果按照这个数字计算，这里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还不到百分之七十。我感到十分悲哀，这些山里人，日子过得如此艰难，为什么还要自己在欺骗自己？不过，凭心而论，他们这种农民式的“欺骗”，也是出于一种无奈。后来，有知情者告诉我，农村搞“普九”（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为了达标，哪个地方不作假？哪个地方都做假。有人说得更尖锐，说现在很多统计数字都是：村哄乡，乡哄县，大家都哄国务院。
我以为希望工程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它筹集了多少善款、救助了多少失学儿童；更重要的是它让国人和政府官员，从一个侧面感受了农村基础教育所潜伏着的真实的危机，引起了人们对教育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