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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有怪癖，我喜欢在幽暗的光线下写作。白天不管窗外阳光灿烂得如何，我必要把窗帘垂下，把房间弄得昏昏然状，方可静心屏气地爬格子，就是大热天也不例外。丈夫从外面回来，连连大叫：“闷死了！闷死了！”动手去拉窗帘，我为捍卫主权与他展开斗争。丈夫便骂我：“像老鼠一样！”骂归骂，他也暗暗地锻炼自己在幽光下生活的能力，并且也颇有成效了。
丈夫虽到美国吃过两年“洋面包”，然而，短短两年西方文化的熏陶，并没有改变他从小在“学习雷锋”的歌声中培养起来的生活态度和做人准则。我总觉得他的道德感、责任感太强，以时下的社会风尚来衡量，他显得有点“迂”。丈夫在大学教公共课“中国革命史”，这与他所学专业并不相符。我老是劝他：“中国革命史还用你教，学生看看历史书就知道了。随便应付一下，省点时间写自己的专业论文吧！男子汉总得有所建树，人生苦短啊！”然而，他对我的这种规劝经常表示反感，他认为自己对学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每每翻阅大量资料来备课。我笑他自作多情，把宝贵的时间用于这种无用功，学生未必爱听你讲“中国革命史”，这种公共课是最吃力不讨好的啦。我也当过大学生，逢公共课能溜则溜，不能溜则身坐课堂看别的书。丈夫被我数落得火起，梗着脖子说：“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你看得上看，看不上拉倒！”我也振振有词：“你这种甘当螺丝钉的思想早过时了，如今是竞争的时代！”我们俩谁也说服不了谁。
有一回，我为了搜集大学生活的素材去听了他的一堂课，学生们热烈的情绪让我大吃一惊。整个教室座无虚席，过道里还多出许多加座。学生们与他感情贯通，时而提问，时而掌声，自始至终保持着活跃的气氛。从那以后，我对他认认真真地备课不发表异议了，我也并没有改变我的观点，只是稍微理解了他一些。
丈夫还保持着乐于助人的优良传统。自他从美国留学归来，找他咨询出国注意事项的人三四年间从未间断，有朋友、有亲戚、有朋友的朋友、有亲戚的亲戚，还有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回答这些咨询占用了他许多时间。我又忍不住数落他：“可以推掉的尽量推掉嘛，你回来都三四年了，就说不了解现在美国的情况。真要来了，简单地说说也就行了，何必那么详尽备至？临走还加一句有什么问题再来呀！再来你吃得消吗？人家开咨询公司赚大钱呢，你还倒贴茶水香烟，十三点兮兮的。”丈夫听我啰嗦总是敷衍地“嗯嗯”应付着，下回再来人，照样热情接待，详细介绍，从如何填写入学通知书直至临走该带些什么衣物和礼品。这真叫做本性难改呀！有些来咨询过的人到了国外给他写信，送他满纸感激的话，他便高兴得如获至宝似的。我虽然恼恨他，却也不忍心打击他的情绪了。
第一部分闲话丈夫（6）
回想我们１２年来的日子，充满了种种差异引起的摩擦和相撞，似乎我们的感情便是由与丈夫重回黄山茶林场。
这些摩擦和相撞连接着的。有时细细琢磨，倘若没有了这些摩擦和相撞，那日子必定是单调了许多，黯淡了许多。
丈夫这个人是忠厚的，为人平等绝没有大学教师的架子，无论是达官显贵亦或是平民百姓他都一视同仁。他与马路对面修理厂的工人、弄堂口修锁的个体户、烟纸店的老师傅都能混得熟稔。递一支烟，谈天说地，家里遇到急难求人家帮忙，都两肋插刀，有求必应。
在整个世界上他只对一个人摆架子，那人就是我，他让我时时刻刻都记住他是我的丈夫。吃饭的时候明明饭锅就在他手边，他也要把碗递过来，让我替他盛饭。越是当众人面他越是要显示出他对我的主宰地位。有一点是绝对忌讳的，那就是我当着别人的面数落他的不是。曾经有一次我犯了忌，引他真正动怒，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争吵。以后，我便聪明了，背着人说他几句，他听得进，也不生气。
有一次，我们俩应邀去一所大学参加校庆活动，主持人说：“欢迎王小鹰和她的丈夫上台来！”我上去了，他坐着没动。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对主持人说：“你们称他王小鹰的丈夫，他是不会上台来的。”主持人连忙道歉，并对着话筒重新发出邀请：“请交大的王毅捷老师到台上来。”于是，他稳稳地站起来，走了上来。
有一年“三八”妇女节前，电视台“女性世界”专栏邀请我参加一个活动，由男性公民组成评选委员会，评选“女强人”和“贤妻良母”。节目中每个女性公民都要表演一个节目或干一件家务活儿。我对编导说：“我最拿手的是烧牛奶鸡蛋，因为，我每天早晨都烧给丈夫吃的。”编导说：“很好，那就烧牛奶鸡蛋。”回家后，我把情况对他一说，他立即下达命令：“不准去参加这个活动！什么‘女强人’又是‘贤妻良母’的，世上哪有这么十全十美的人？”我怎么解释都说不通他，最后只好跟编导说了一个谎，说我得了甲肝，不能参加了。后来，编导写了一篇文章在《上海电视》上发表了，仍把我的那段话加进去。文中说王小鹰每天早上给丈夫烧牛奶鸡蛋，生怕丈夫说她出了名而看不起他了。丈夫读到这段文字，大怒，逼问我：“你究竟跟人家怎么说的？我是那么小心眼儿的人吗？”随后，他“刷”地一声把这本杂志撕了。我无可奈何地对他说：“王毅捷，你的大男子主义要改改了。”他却说：“这点大男子主义是我的保留节目，你让我留着吧，省得你翘尾巴！”
我前前后后反反复复地想过了，想丈夫对我尽心尽意的时候。我的每篇小说的第一个读者都是他，他总是替我把错别字通通拣出来，用铅笔打上记号。有一回，我外出回来晚了，他担心我出事，骑着自行车把整条武康路上的小弄堂都钻遍了。……诸如此类的事或许也能写成一篇文章。于是，我慷慨地答应了他：“好吧，这点大男子主义就让你留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