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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龄看，15…19岁年龄段处于中级职位和无管理职位各5人，占50％。20…29岁年龄段处于无管理职位和基层管理职位者居多，分别占632％和198％。处于最高级和中级职位的比率为66％和104％。30…39岁年龄段处于无管理职位和基层管理职位者比率仍较高，但处于最高级和中级职位的比率有所提高。分别占403％、302％、76％和219％。40…49岁年龄段最高级和中级职位的比率进一步提高，担任最高管理职位的超过10％，为107％，中级管理职位的比率为27％。50…59岁年龄段最高级和中级职位比率最高，分别达到149％和373％。60…69岁年龄段在管理职位中，以中级职位为主，比率为493％，无管理职位的达406％。
从户籍角度看，深圳户籍人口中级职位和无管理职位者比率较高，而外省户籍则以最高管理职位和基层管理职位者居多。户籍和非户籍者最高管理职位、中级职位、基层管理职位无管理职位分别为68％、84％；22％、178％；207％、262％；505％和477％。从收入等级看。基本上是月平均收入与职位相对应。月平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无管理职位的占79％，基层管理职位占113％，最高管理职位占81％ ，中级职位占17％。月平均收入在1001…2000元之间的无管理职位比率较月收入1000元以下有所降低，而中级职位比率提高。月平均收入在2001…3000元之间的最高管理职位和中级职位比率超过了10％，最高管理职位占111％ ，中级职位占123％，基层管理职位占233％，无管理职位为533％。月平均收入在3001…4000元之间的中级职位和基层管理职位所占比率较高，分别为372％和299％。月平均收入在8000元以上最高管理职位比率高达265％，中级职位为382％，基层管理职位占19％，而无管理职位的仅为162％。
从文化程度总体看，随着学历的提高，处于无管理职位的比率降低，而处于中级职位的比率提高。分别地看，没有学历者2人均处于无管理职位。小学毕业者处于无管理职位者占699％，中级职位和基层管理职位各占15％。初中毕业处于无管理职位的较前者降低为475％，基层管理职位占285％，最高管理职位比率为18％，中级职位占6％。高中及职高文化程度者处于无管理职位为579％，基层管理职位和中级职位各占197％和173％，最高管理职位为102％。本科处于中级职位和基层管理职位超过30％，分别为347％和367％，高管理职位为63％，而无管理职位的仅为224％。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有管理岗位的占绝大多数。处于最高管理职位达168％、中级职位399％、基层管理职位为236％，无管理职位的不到20％，仅占197％。
从职业看，国家及社会管理者10个样本中，8人在中级管理职位，占797％，2人在基层管理职位，占203％。经理职位多处于中级和基层管理职位，分别占806％和148％。最高管理职位者占46％。私营业主自己做老板，在最高管理职位的占667％，在中级职位的占248％，在基层管理职位的占64％，而无管理职位的仅占21％。个体户的情况与私营业主大致相同。在专业技术人员中，无管理职位和基层管理职位占多数，分别为553％和357％，中级管理职位占89％。办事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的情况相同。工人、商业服务业劳动者无管理职位者比率最高，分别占931％和793％。高中级管理职位所占比率较小。
二、各社会阶层的政治面目情况
政治面貌指的是各阶层中党团员所占比例。从性别看，男性是中共党员和入过团的比率均较女性高，男性党员占249％，女性仅为53％；入过团的男性占771％，女性为701％。
从年龄看，15…19岁年龄段没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有433％加入了共青团。60…69岁年龄段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占6％，入过团的占53％，从总体看所比率均较20…59岁各年龄段低。20…59岁各年龄段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比率不断上升，而入过团的比率逐级下降。
组织资源状况（2）
从户籍角度看，深圳户籍人口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比率为232％，比外省市户籍人口高出近12个百分点。曾经入过团的深圳户籍人口占773％，外省市户籍人口为725％，仍较户籍人口低。
从收入看，加入中国共产党和曾经加入共青团的比率以月收入4001…5000元最高，两端则逐级下降。其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比率为373％，曾经加入共青团的比率为948％。
从文化程度看，大专及以上学历者中共党员比例较其他文化程度者高。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中共党员的比率高达812％，本科学历为333％，大专学历为204％。初中文化程度者党员比例最低，仅为25％，高中与职高毕业的党员比率为77％，小学毕业的占82％，列后3位。曾经加入共青团的比率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长，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比例均高达90％以上。
从职业看，国家及社会管理者党员和曾经加入共青团的比率都排在第一位，分别为91 6％和100％，远远高于其他阶层，这与中国共产党十分注意干部队伍的建设，不仅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以中共党员为第一资格的要求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分别以27％和884％居第二，说明执政党比较重视从专业技术人员中提拔干部和发展党团员；经理阶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占26 9％，居第三。在私营业主和个体户中，党员比例较低分别为167％和82％。工人中，没有党员；商业服务业劳动者也仅有1％是党员。但他们中，绝大多数曾经是团员。这表明，工人阶层的政治地位下降，与党的关系疏远。美国社会学家撒列尼曾经说：自50年代早期开始，党员中的非体力劳动者迅速增加，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皆如此，工人阶级党员则呈下降趋势（1） 。中国的情况是如此，深圳的情况也是如此。
第六章 深圳的社会职业声望
有关文献及启发（1）
国外关于职业声望最早的实证研究是美国的社会学者康兹在一九二五年所进行的职业声望调查。中国职业声望研究起步较晚，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群体的逐渐分化，对职业声望的实证研究从西方引进中国。从1983年起，从学者的角度研究职业声望评价，有文献记载的不下十余个①。从新闻的角度对职业声望地区局部性的调查报道，近些年随时可见。从研究的范围和内容看，人们努力在职业声望的研究观点上有所证明、突破。但是，所有的调查——无论是最早的还是现今的调查，无论是发达富裕地区还是不发达贫困地区的调查，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的调查均证明，对职业声望的评价均有极高的一致性，相关系数均非常高。原因何在？
对于这一现象，国外学者们给出过一些研究、解释，不仅发现本土不同群体的职业声望评价有很高的一致性，而且不同国家的职业声望评价也具有很高的相关性。早在1956年，英格士和罗西（Inkeles & Rossi，1956 ）比较不同文化、地区、背景的6个工业化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新西兰、苏联的职业声望评价研究结果，显示这6个国家职业声望评价的相关系数是094…053，都具有高度的相关性。1966年，何奇等人（Hodge，1966 ）以美国1963年作的职业声望调查与其他23个国家比较，发现美国的职业声望评价与其他23个国家极其相似，相关系数为083。英格士和罗西及何奇均认为，在工业社会中，由于社会结构相似，虽然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但是由于工业社会的功能作用大致相同，导致类似的职业分类和职业声望。对于这一结论，国际著名社会学家、职业声望研究专家杜门（Treiman，1977）对世界上众多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不同国家，无论男人、女人，老年人或年轻人，无论文化高低，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对职业声望的评价均有很大的相似性。那么，为什么性质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于职业声望的评价会有较高的相关或较高的一致性呢？杜门从结构功能的理论角度作出更加深入的解释，即认为职业声望次序的排列，是由于社会结构本身的组织必要性和功能必要性所决定的，也就是说，虽然职业声望评价是一种主观的评价，但是制约评价其位次高低的是社会结构与功能。
对此国内学者李强提出不同的见解，认为杜门对于职业声望评价一致性的结构功能解释，不足以说明中国职业评价上的现象。“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由于社会处于急剧的转型时期，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出现分裂，几种截然相反社会评价体系共存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此种价值观的分裂，反映在职业声望的评价上，就是不同群体的评分产生重大分歧，确有人选择的是两极性指标。由于职业评价用的是综合分，也就相当于（均值），结果掩盖了两极型指标的巨大差异”（李强，2000）。李强的分析给我们的启示是对职业声望的评价仅看相关系数是不够的，差异性受各种自身因素的影响，表现在不同的主观认同方面。如果说杜门等结构功能说强调的是社会客观因素对职业声望评价一致性的影响，而李强强调的是主观评价对职业声望差异性的影响的话，那么给我们的是一种解读职业声望评价的方法，即我们既要看到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功能变化带来的一致性影响，又要看到受各自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反映出的差异性。
受其启发，我们在深圳的职业声望评价的调查（结果分析见下
文）中发现，如果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之分，很容易得出各职业声望评价一致性或相关性极高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对权利资源含量与经济资源含量、知识资源含量作相对性分析（就是在分析职业声望排序量表时，将其平均分成前后两大部分。在前部分的前或后，或在后部分的前或后。如：工商税务人员职业，在国内的一些调查中均排在前部分，但有的排在前一部分的前面，有的排在前一部分的后面），以及做实用性、自身条件、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分析，我们会发现职业声望评价的差异性。所以，不能简单的用相关系数的均值看职业声望评价的一致性或相关性。
深圳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新型移民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深圳人对知识、技术含量高的职业越发重视。同时在市场经济日益得到发展的情况下，人们的经验告诉世人，深圳人只注重经济，重经商，而轻权利，轻行政。反映在人们对职业声望的评价上，人们可能更加注重经济资源含量高或与之相关的职业，而轻权利资源含量高或与之相关的职业。我们的调查分析得出相反的结论，其结果与北京的职业评价调查（李强，1998年）存在明显差异。这一现象可能反映了新型移民城市，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阶段性的特点。
有关文献及启发（2）
本文所依据的数据，来自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主持的在全国进行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抽样调查中有关深圳职业声望评价的内容。在深圳的抽样调查对象1000人，有效问卷909个。男性占482％，女性占518％。年龄15…19岁占92％，20…29岁占218％，30…39岁占363％，40…49岁占170％，50…59岁占71％，60…69岁占87％。文化程度初中以下占246％，高中中专中技占373％，大专以上占381％。本次问卷以81个主要职业作为测量指标，以“小学教师”作为参照职业。
本次调查于2001年6…9月在深圳特区内进行，采取二级抽样的方法，先对特区内4个区的277个居委会采取等距抽样的方法抽出31个居委会；再将这31个居委会的所有住户资料收集起来，以等距抽样方法共抽出1500个住户作为调查对象。调查采取调查员入户访问的方式。最后得到了909份有效问卷。职业声望研究的目标是对81个职业做总体排序。全部职业排序T分数的主要计算步骤是：
⑴根据被调查者对每一部分问卷中的11个职业的排序，由高到低分别赋予1…11分。
⑵计算每一个职业在该组中的排序平均得分，并依此对8组职业分别进行排序。
⑶分别以各个组〃小学教师〃的平均分为参照，对各组其余的10个职业序列平均分进行标准化（其中的б就是